施施蛰存作品特点

内容摘要：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堪称独步。

他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显尼志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以及西方意识流小说而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分析小说。

本文从注重性心理分析、揭示二重乃至多重人格，创作手法的借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三个方面，对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特点进行分析，对读者欣赏阅读施蛰存小说和创作心理分析小说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创作特点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堪称独步。

沈从文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过，施蛰存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1]。

他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注重性心理分析，揭示二重乃至多重人格；创作手法的借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本文将结合施氏的作品来谈其小说的创作特点。

一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特点，首先表现为注重人物潜意识性心理的分析，揭示二重乃至多重人格。

早在1933年，施蛰存就声言“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弗洛伊德的心理小说而已”[3]。

由此可见，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具有浓厚的弗洛伊德色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创建于19世纪末。

早期他将人的心理历程分为三层：底层为潜意识，中层为前意识，上层为意识。

潜意识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底层的隐蔽的非理性世界，是人们自己往往也难以觉察的黑暗王国。

意识是人们清醒状态下的心理活动，它是清晰的，与潜意识处于对抗状态。

而在这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担任警戒任务的则是前意识。

后来弗洛伊德在这三分法的基础上又提出另外一种三分法。

其基本观念认为人格由三部分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主要由性本能，即“里比多”组成，是人的一切行为动机的源泉；自我是受环境的影响而加以调整后的本能，把不见容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冲动改造为适应外部世界的心理动机；超我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结构层面，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着本能冲动。

这两种三分法都是以“泛性论”为基础，把本能作为人格发展的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无处不在，这种力量隐藏于潜意识里，一触即发。

所谓精神分析“其实就是研究性本能与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研究二重人格的拉锯”[4]。

施蛰存深受弗洛伊德这种理论的熏染，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注重挖掘人物潜意识中的性心理，从而揭示出人物的二重乃至多重人格。

《将军的头》是施蛰存历史题材的心理分析小说集。

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了古代高僧、名将以及绿林英雄的思想、精神、意识以及潜意识等方面的活动，专心致力于心理分析，向人们展现他们的隐秘世界。

《鸠摩罗什》中的主人公鸠摩罗什本是史籍中的真实人物，是后秦的一位高僧。

他幼年出家，12岁就成为沙勒国师，名震西域，是中国佛教史上三大翻译家之一。

对这样一位虔诚的得道高僧，施蛰存没有沿用史料，彰显其功德，而是褪去他神性的光辉，将之世俗化。

小说中的大智鸠摩罗什陷入了二重人格的冲突与苦楚之中。

妻子病亡后，本以为的名妓孟娇娘时，潜意识中的本能欲望肆意横行。

最终沉溺于肉欲之中而不能自拔。

从高僧到凡人再到淫人，鸠摩罗什“从这三重人格的纷乱中，认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

”
施蛰存在《石秀》中借用了《水浒传》里石秀帮助义兄杨雄杀死奸夫淫妇的故事。

石秀被靓艳的潘巧云所迷惑，但当他“既已知道了这是杨雄所有的美妇之后，不存什么别的奢望”，而“不得不用最强的自制力”抑制着自己。

英雄石秀遵守着伦理纲常，本能欲望也便被这意识中的道德准则压抑着。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说道：“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神经病。

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

”[5]石秀的“常态的性的满足的缺乏”也就导致了他的变态心理的形成。

在勾栏里，妓女不留神被小刀割破了一个指头，石秀觉得那一缕朱红的血“流成了一条半寸余长的红线，然后越过了指甲，如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认为“这是从来所没
有看见过的艳迹”。

石秀此时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变态狂”。

后来知道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的奸情后，先杀了头驼和裴如海，竟有了“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愉快的”的感觉。

思想上也由“因为爱她，所以睡她”转变成“因为爱她，所以杀她”。

他认为睡一个女人，是决不及杀一个女人那样的愉快了。

小说通过对石秀变态情欲的性心理描写，充分体现了他的二重人格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变态心理。

在《将军的头·自序》中，施蛰存这样说明作品的主旨：“《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是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

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

”[6]的确，这三篇作品都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进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出他们潜意识中的性心理，从而揭示了人物的二重乃至多重人格。

二
创作手法的借鉴是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的另一大特点。

1929年，随着施蛰存自称为“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7]——《上元灯》出版并受到好评，他便“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8]，“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9]。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施蛰存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他“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10]。

显尼志勒的作品几乎都是以“死与爱”为主题的，并且非常善于描写女性心理。

1927年，施蛰存开始翻译显尼志勒的《蓓尔达·迦兰夫人》，之后又译了《毗亚特丽思》和《爱尔赛小姐》，因为都是描写女性心理的作品，所以把它们合起来，冠以《妇心三部曲》。

他说：“施尼茨勒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以性爱为主题的。

因为性爱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11] 但是显尼志勒写性爱，并不描写性爱的行动，而是着重于人物的性心理的分析。

施蛰存认为显尼志勒小说性心理分析的特色“可以与他的同乡茀罗乙特媲美”[12]。

如果说施蛰存在观念上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那么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在题材的选择上，他大多是受了显尼志勒的影响。

他的大多数心理分析小说都是以性爱为主题的，且鲜少有性爱行动的描写，主要注重对人物的性心理进行分析。

如作品《周夫人》，小说集《将军的头》、《善女人行品》等。

另外，施蛰存也极擅长于女性心理的描写，如《李师师》,小说集《善女人行品》（其中有“几篇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13]）等。

施蛰存的创作虽然深受显尼志勒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通盘接受。

上文已经提到过，显尼志勒的作品都是写“死与爱”的，而施蛰存却很少写到死。

只有小说集《将军的头》里涉及过，其他的大部分小说还是以揭示性爱的矛盾与冲突为主。

除了接受显尼志勒的影响，施蛰存还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认为文学应表现人的意识流动，尤其是表现潜意识的活动，人的意识流动遵循的是‘心理时间’，而非物理时间，这就形成了意识流文学。

”[14] 意识流小说采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对施蛰存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梅雨之夕》、《四喜子的生意》等作品中，施蛰存就较为熟练地运用了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等手法。

《梅雨之夕》的男主人公“我”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邂逅了一位年轻美丽而没带雨具的女子，女子下车后到街角等雨停，“我”主动送其回家。

文中，我的情绪随着这位女子蔓延开去，产生了一系列的遐想，这些遐想都是经由内心独白向读者们呈现出来，而没有插进一丝的客观描写。

《魔道》中的主人公“我”应了朋友陈君的招请而去他家消磨周末。

在火车上，看见对座的一个老妇人，“我”觉得这个老妇人多少有点神秘，很怪诞，于是“我”将她幻想成妖妇，由此展现了一系列的幻觉。

这些幻觉都是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显得更加恐怖、诡秘。

《四喜子的生意》先是以“我”的内心独白叙述了四喜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思绪,接着又以回忆与内心独白的形式，交代了被捕的经过,并揭示了被捕的原因乃是性欲受压抑的转移。

《薄暮的舞女》通过舞女素雯一个晚上的四次电话的自白,揭示了她这个都市尤物的性苦闷与性无聊。

作品还采用了联想的方法，在杂乱无章中形成了一种多侧面的
立体结构，全方位地展示了素雯的心理世界。

施蛰存借用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手法，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增加了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度与广度，更为逼真地展现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各个层面，向读者们描绘了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施蛰存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移植，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文学一元独尊的局面，为艺术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还具有另一大特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现代主义文学反对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的传统美学观，他们的作品“不是根据历史或故事中历史时间的连续性或性格发展的连续性来进行安排，它们倾向于在空间或通过各个意识层次工作，力求得到隐喻或形式的力量”[15]，强调表现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热衷于“描写意识，涉及人类心灵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运动”[16]。

在艺术手法上，他们反对传统的表现技巧，用荒诞的情节来取代故事的逻辑性，用虚化的富有象征性的空间、场景和人物来取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用时序跳跃、交错的心理时间来取代时序递进的物理时间，用隐晦、暗示性的语言取代语言的鲜明性。

而现实主义是产生在同一时期，与现代主义相互对立的一个文学思潮。

在艺术上，他们遵循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的创作原则，重视作品结构的完整性与故事情节的逻辑性，重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重视描写的真实性与细节的精确性，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彩。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大多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前文一、二部分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比如从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的观念出发去选择题材，开掘主题；比如借鉴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来揭示人物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可他没有盲目地照搬西方现代主义的那一套。

在《关于“现代派”一席谈》中，他如是说：“我感到对一些新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既不能一味追求，也不可一概排斥，只要有助于表现人物，加强主题，就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不过有一点不能忘却，这就是别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是在写反映中国国情的作品。

如果在创作中单纯追求某些外来形式，这是没有出息的，要使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需要的是认真吸取这种‘进口货’中的精神，受其影响，又摆脱影响，随后才能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中，创作出既有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

”[17]他“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18]，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周夫人》是施蛰存早期的作品，已初露心理分析的端倪。

“我”——一个十二岁的名叫微官的男孩，被女佣陈妈带到孀居的周夫人家里去玩。

周夫人是一位慈善、美丽而大方的女子，经常叫一些左近邻舍人家的女人到她家打发无聊的时光。

孤独的她始终怀念着去世的丈夫，这种情感一直到看见“我”时才爆发了出来。

因“我”相貌酷似她的亡夫，他埋藏了很久的感情终于控制不住地发泄了出来，失态地将“我”抱在她怀里。

但是她并没有彻底地放纵自己潜意识里的本能欲望，毕竟“我”还是一个比她小一辈的孩子，传统的观念不允许她和“我”之间有再进一步的发展。

小说结局写周夫人和小姑搬走了，这既符合中国封建的传统观念（即两人之间不可能还有后续），也隐含了周夫人的意识还是战胜了“里比多”。

而她对陈妈说“她是在记念我的”，一方面是给故事画上一个省略号或者更应该是一个残缺的句号，另一方面也是写了周夫人的无奈与悲哀，她只能“发乎情，而止乎礼”。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传统的封建道德所造成的。

施蛰存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弥补了现实主义在对人物内心世界刻画方面的缺陷，又能着眼于现实社会，“创作出既有创新又有民族特点的作品”[19]。

《春阳》的题材与《周夫人》较为相似，也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一个中年独身女子性意识的萌动。

主人公婵阿姨的经历与情感体验比周夫人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二三年之前，婵阿姨的未婚夫过世，她为了要获得“一个拥有三千亩田的大地主的独子”的合法财产继承权，在经过二日二夜的考虑之后，决定抱着未婚夫的牌位成亲。

她有时已经意识到为
了金钱而舍弃幸福是不值得的，可她还是愿意这样牺牲下去，愿意充当“守财奴”的角色。

十二三年过去了，婵阿姨的容颜已经萎黄了，她开始艳羡起别人幸福美满的生活，她的一切只是金钱和人家所称赞“卓见”的美德。

这些被现在的人们所称为“身外物”和“身外名”的东西，在婵阿姨看来则是她的天，她的地。

可是她潜意识里还是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

在餐厅里见到一家三口用餐时的那一段内心独白或想象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唤醒她潜意识里的本能欲望的则是在“冠生园”里偶遇的“有一双文雅的手的中年男子”和在“上海银行”做事的“管理保管库的年轻行员”。

婵阿姨为此做了一连好几场的白日梦，并经历了一连串的“灵”与“肉”的斗争。

当年轻的行员对着她微笑的时候，她期待着、欢喜着。

可等来的却是他的一句“太太”。

这“一句太太”使婵阿姨感到愤怒和被侮辱了，她装着苦笑，让那个行员以为她是羞赧。

扭身走时听到他对一个年轻女士更为亲切的询问，感到“一阵冷”。

这一连串的形容词“冷”、“阴”、“坏”除了预示着天气的转变，更昭示着她心里的转变。

果不其然，结尾处的“发票”、“菜”、“茶”、“白饭”和“铜元”淹没了她稍稍抬头的本能欲望，又将她拉回到现实世界中。

最终，还是金钱赢了情欲。

这莫大的讽刺，更凸现了婵阿姨的悲哀，也控诉了封建社会旧观念和现代社会金钱至上主义才是造成婵阿姨悲剧的根源。

可以说，《春阳》是施蛰存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得最杰出的一部作品。

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从注重人物性心理分析出发，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揭示出人物的二重乃至多重人格，丰富了传统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

他的作品一方面能够深入到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去，折射出一定的人性深度；另一方面，也拓展了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物心理分析的范围。

施蛰存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融合，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

他因着这种独特的风格，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他向前走的并不远，但留下的足迹够清晰，开启了三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们在创作上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