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协会三十年对日民间交往回顾
中日复交后的交流与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一、中日政府间交流的迅速展开
• 1.中日两国互设使馆
• • 1972.9.29中日建交 1973.3.27 我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乘中国民航专 机到达东京，日本外务省许多重要官员到机场迎 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 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全体人员，也到机场迎接。 3月28日，陈楚大使拜会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双方进行了友好谈话。
• 山东省荣成市崖头镇河南村人， 毕业于山东曲阜师 大。193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 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 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 驻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国 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外交西 亚北非司、新闻司司长，首任 中国驻日本大使，常驻联合国 代表，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 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秘书长等职。
• 第四，中日两国互换大使和互设使馆，向 世界表明，中日两国政府对建立中日友好 关系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日两国均派 出重要外交家出任首任大使，更加深了对 世人的这一印象。这对世界许多国家，特 别是亚太地区一些国家，是有影响的。此 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便逐步调整了对华 政策。
2、中日两国政府签订各项经济协定
• 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推进，首先在经济领域 里展开。 • 在中日复交后的几年里，中日两同关系主要在外 贸、邮电等领城里开展。因此，中日两国经济协 定也首先是在这些领域里签订的。
• 1973年1月，以日本外务省审议官东乡文彦为团 长的日本政府事务当局访华团应邀访问北京，代 表团成员包括日本外务、通产、大藏、农林、运 输等部门的高级官员。 • 中国政府委派外贸部部长助理刘希文为首席代表， 组织有关部门同日本政府代表进行会谈。从此， 中日两国经济交往进入务实阶段。
浅析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
浅析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作者：万丽娜曾妍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1期摘要：中日民间外交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厚度，彼此广泛、深入的民间交流必定对更深层的中日关系带来更大的发展，必然成为促进彼此经济、文化发展的“润滑剂”。
在未来，中日交流将持续发展，两国地方之间、媒体之间、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也将会更加频繁、更加密切。
关键词：民间外交；交流；持续发展；频繁；密切[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1--01中日民间外交的历史由来已久，学界普遍把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从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
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1949年—1972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至今两个阶段。
基于研究的历史，我们重新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回顾一下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
1、中日民间外交的历史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从此新中国和日本正式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中日关系发展历程要远远早于这一时间。
无论从古代史，还是从近代史中我们都不难看到关于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相关记载。
除了作为历史记载重点的政治外交，中日民间的交流同样不可小视。
从中日外交历史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界对中日民间外交还缺乏系统性研究，大多数学者仅从中日政治外交层面展开其关于中日外交历史的研究，缺乏对中日两国民间外交历史的有效关注。
从古代史的角度来看，除隋唐时代“遣隋使”“遣唐使”之外，更多的僧侣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学习文化及交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日本，与此同时把日本早于中国引进的西洋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此类事例屡见不鲜。
从近代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原有世界格局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对立社会阵营，而两大社会阵营冷战时代的到来反而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逐步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为中日民间外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1.中日两国的敌对（1949—1971）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吉田政府于1952年4月与台湾当局缔结《日台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2年6月，中日签订了第一个战后民间贸易协定。
1953、1955、1958年又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但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一度导致中日贸易中断。
由于双方对发展经贸关系又很强的需求，1962年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贸易综合备忘录》，即L—T备忘录。
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积极开展中日民间交流。
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9多年的两国关系，可以清清楚地看到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是冷战这一国际大环境；第二是日美关系；第三是日台关系。
2.中日关系的蜜月时代（1972—1991）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
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撼，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
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邦交实现了正常化。
1978年8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10月，邓小平访日。
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1周年。
从表面上看，中日早已和解。
但是，这些年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两个国家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究其根源，是因为中日的和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安排。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导了41年前的正常化。
但是，从上至下的和解往往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没有对过去战争历史的起码认识和反省，没有民间社会真正的对话和沟通，没有国民教育的反思，历史的旧恨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
中日建交的原因和经过
中日建交的原因和经过“尼克松旋风”刮向日本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刮向全球，引起各个国家和各方人士的震惊。
而震惊力度最大的，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又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环，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与台湾方面签有《日台条约》，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本质改变，日本也必须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
因此，改善对华关系，就成为日本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
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奉命开始进行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准备工作。
中日高层接触的前奏1971年8月，一直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和贸易的松村谦三先生去世。
周恩来派资深外交官王国权赴日，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
王国权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周总理给王国权的指示是：此番赴日，实际上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状态下开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
鉴于佐藤首相执行支持台湾的政策，王国权不主动接触佐藤。
第二天下午1时，松村谦三的葬礼在东京一寺院举行。
王国权在松村先生遗像前就坐。
不一会儿，佐藤首相进来，他走向左边隔着两个座位的王国权先生，同他握手并寒暄：“远道而来，辛苦您了，谢谢。
”这是日本总理大臣第一次同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要人握手。
散场时，佐藤又一次走过来说：“请您向周恩来总理问候。
”王国权答：“谢谢。
”佐藤首相正式宣布辞职后，田中内阁成立。
不久，田中首相做了如下表态：“当务之急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我们要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积极推行和平外交……要一口气解决日中关系。
”对田中的表态，周总理迅速做出反映。
在欢迎也门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总理说：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台了。
田中内阁组成后，表明在外交上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然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需要克服许多障碍。
其中战争赔偿就是敏感问题之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地缘政治：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地缘政 治的影响，如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等。
• 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复杂，中日关系 受到周边国家的影响。 • 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 产生了影响。
02
中日关系的经济领域合作与竞争
中日贸易的发展与变化
发展：中日贸易关系在战后得到了迅 速发展，如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与变化
发展：中日文化交流在战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文 化、艺术、教育等领域的交流等。
• 中日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 的交流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两国关系的 友好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 中日文化交流在战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对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产生了积极影响。
变化：中日文化交流在发展过程中也发 生了变化，如文化交流内容的变化等。
易等。
• 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使得中日 两国在贸易、文化等方面开始交流。 •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日 交流传入日本，对两国关系产生深 远影响。
• 日本在唐朝时期派遣了大量的遣 唐使，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知识。 • 宋朝时期，中日两国在贸易、文 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对日本 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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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01
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背景分析
中日关系的起源与古代交往
起源：中日关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1世纪，汉朝时期的中日交流开
始。
古代交往：中日两国在 古代有着密切的交往， 如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 使、宋朝时期的日宋贸
文化影响：中日两国在 古代交往中，文化交流 对两国关系产生了重要
影响。
• 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等在日 本广泛传播，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 • 日本的文化、艺术、宗教等也对 中国产生了影响，如日本的茶道、 和服等在中国流行。
中日建交以来两国间文化外交的历程与评析
中日媒体论坛与合作项目
要点一
总结词
要点二
详细描述
加强媒体合作、促进信息交流
中日媒体论坛与合作项目是指中国和 日本之间开展的以媒体为主要对象的 交流与合作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 新闻报道、电视节目、电影制作等方 面的合作与交流，旨在加强两国媒体 之间的合作和促进信息交流。
要点三
成果与影响
中日媒体论坛与合作项目对于加强两 国媒体之间的合作和增进信息交流具 有积极意义。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提 高两国媒体的专业水平和相互了解， 还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 的机会和平台。
发展阶段：1990-2000年
总结词：多元化发展、深度 交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日本经 济的高度发展，中日文化外 交得到了快速发展。两国之 间的文化交流开始呈现出多 元化和深度化的趋势。
1992年，中日两国政府共同 设立了“中日文化交流推进 委员会”，旨在加强两国间 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中日文化外交逐渐涵盖了艺 术、文学、教育、学术、体 育等多个领域，双方的文化 交流活动逐渐丰富多样，包 括艺术展览、文艺演出、学 术研讨、体育比赛等。
VS
教育交流
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 化。例如，中国多所高校与日本著名高校 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开展学生交流项目 ，增进两国青年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媒体合作与报道
媒体合作
中日两国在新闻、影视等领域的媒体合作不断加强，为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例如， 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电视台的合作项目，共同制作纪录片并开展新闻报道方面的合作，增进了 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艺术展览
艺术展览是展示两国文化特色和艺术成就的重要平台。自建交以来，中日两国在艺术展览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 ，如在中国举办的“日本美术展”和在日本举办的“中国美术展”，都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
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
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
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
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
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
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
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
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
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
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
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
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
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
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
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中日韩民心相通
文化交流合作促进中日韩民心相通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合作融合富有成效，为中日韩三方增进了解、深化信任、促进各领域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中日韩三国互为近邻，历史文化渊源悠久而深厚，文化交往也源远流长。
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中日韩三方相互增进了解、深化信任、促进各领域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加强和深化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2007年，中方倡议创办了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
多年来，在部长会议机制的带动下，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合作融合富有成效，三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民间艺术、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旅游活动等领域的文化联系与纽带得到深化。
深化高质量文化交往由于地缘环境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互为重要邻国的中日韩关系密切，但合作道路曲折复杂，但三国拥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同源的文化根基和共享的文化价值，具备较好的推动高质量交往交流交融和建设文化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2012年，中日韩三国携手打造国际城市新名片，创建了重要国际区域文化合作品牌——“东亚文化之都”；到2022年，已有近30座城市获此殊荣，深化了三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
“东亚文化之都”在10年间直接带动中日韩三国数以亿计人次的文化和旅游交流活动，并受到三国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持续关注与报道。
“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东亚文化之都”深入挖掘、浇筑、凝练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联系与历史纽带，持续讲述、激活三国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宗旨从未改变。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历届的主题活动吸引着众多东亚地区的民众，得到了中日韩三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广受中日韩众多城市的高度重视，对增进三国民众间友好关系、夯实东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东亚文化之都”品牌已成为塑造东亚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
“东亚文化之都”建设拉近了中日韩民众的心理距离，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文化理解与认同，对深化民众间的多层次交往、多领域交流、多维度交融都具有重要作用。
中日交流历史回顾
中日交流历史回顾1、友好交往时期：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比邻而居，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双方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
东汉初期，日本倭奴国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印于1784年在日本出土；中国的铸铜制铁技术也传入日本。
唐朝时，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广泛交流。
日本的阿倍仲麻昌和中国的鉴真和尚是当时的友好使者。
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佛教、医药学知识、建筑和雕塑技术等传到日本，日本在政治经济制度、城市建筑、文字、日常生活等方面均采取了中国的做法，并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实现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2、对抗与友好并存时期：明朝后期，日本一些浪人和武士勾结中国东南沿海的奸商形成倭寇，严重威胁到当地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民族英雄戚继光和余大猷英勇抗倭，肃清了其势力。
1592年和1597年，日本丰臣秀吉两次派兵攻打朝鲜，中国明朝先后派李如松和邓子龙人朝抗击日本的侵略军，李舜臣与邓子龙双双壮烈牺牲，形成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明朝时期，中日贸易往来成为双方关系重要纽带。
清朝晚期，中国以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大量的留学生留学日本，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3、日本侵华时期：（1）、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这一改革使日本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日本也积极利用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提倡“殖产兴业”、“文明开花”，成为亚洲唯一的、最强大的国家。
（2）、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制定了“征韩侵华”的政策，把侵略的矛头对准了朝鲜和中国：1874年侵略了中国的台湾省，勒索50万两白银；1895年又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并打败清朝政府，强签中日《马关条约》，割台湾，勒索白银2亿3千万两，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剧增的重要因素。
（3）、1900年，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参与对北京的抢劫，并获得大量赔款。
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
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中华日本学会2011年年会暨学科综述研讨会发言摘要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号角声中应运而生的。
它的成长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日本研究发展的缩影。
在日本研究所举行30周年所庆之际，中华日本学会同时召开2011年年会，并以“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为题组织进行研讨，目的是与学界同人一起对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为今后中国日本研究再创辉煌寻找路径和动能。
与会学者的发言切入主题的方式互不相同，内容却可谓异彩纷呈，在有限的时间里勾勒出了该时期日本研究状况的基本脉络。
本刊特将其中十位代表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高洪：30年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综述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法里，“中日关系”充其量只能算作二级学科下辖的一个“研究方向”，所以以学科视角观察中日关系似乎是在“放大”。
但是，“中日关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关注日本的核心目的之一，而且它涵盖、包容着广阔的相关学科领域的成分———“中日政治关系”、“中日经济关系”、“中日军事安全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等大大小小、包罗万象的两国间双边关系，所以又需要某种意义上的“显微”。
中日关系论著者并不局限于专事中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群体。
可以说，一个以思考日本问题为业的学者，只要长时间地浸淫在“日本研究”中，难免会触碰到中日关系的某个或某些个问题。
“中日关系”的这个特性导致了研究成果在数量方面汗牛充栋，质量方面繁花似锦，进而造成了研究者在自我定位上的复杂局面。
根据对中华日本学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10年联合出版的《中国的日本研究》中研究人员自己填写的研究方向做的粗略统计，高校与科研机30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构中曾经出版过中日关系类著作或三篇以上论文的学者中，有近38%的学者把自己的研究定义为“国际关系”或“中日关系史”（其中三分之一定义为断代史），可见从“兼及”中日关系的众多学者中遴选主流学说和领军人物也绝非易事，而逐一详述又很难避免挂一漏万。
中日关系历程
中日关系历程历史以来的中日关系大体可分为古代、近代、战后至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以来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又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
古代史阶段: 日本“以华为师”, 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近代阶段: 先是先进的中国人“以日为师”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后由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中日关系从友好走向战争。
战后到60 年代末, 受中美关系的影响, 可以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附属品, 整体上看处于隔绝、仇视、敌对状态。
70 年代初开始, 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合作交流逐步成为主流, 但仍未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一、古代阶段,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 共同缔造东方文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 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了友好交往, 可谓中日友谊源远流长。
在汉武帝时, 日本就有30 多个国家通过朝鲜半岛“使译通于汉”。
光武帝时赐“汉委奴国王金印”。
中国的铁器、铜器、帛等传入日本, 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南北朝, 中国移民到日本传播植桑养蚕、制造丝织品和冶铁技术。
3———5 世纪,汉字传入日本, 日本根据中国汉字创日本文字。
隋朝时, 日本就多次页脚内容1派使节来中国, 开始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知识。
唐代, 中日友好更是盛况空前, 日本遣唐使、留学生、高僧大批来华, 如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与中国高僧鉴真都堪称中日友好使者。
日本留学生回国后, 强烈要求社会改革, 促成“大化改新”, 促进了日本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中国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
宋代到清朝, 贸易往来一直是中日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
纵观古代历史, 中日两国人民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 建立了相互尊重, 相互学习的优良传统, 形成了相互友好的深厚底蕴。
二、近代史阶段, 中日分道扬镳, 从友好走向战争1840 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全面“西化”, 与东方文明分道, 走上强国之列。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日为师”, 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 如饥似渴的向外国学习。
中日民间外交（吴学文
中日民间外交吴学文在二战后的中日关系中，民间外交具有重要的意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当代中日关系主要是两大问题，即战争问题和台湾问题战争问题：甲午战争、九一八、七七‘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着战争状态，日本如何正确认识那场战争。
台湾问题：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侵占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半个多世纪，二战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应归还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帝投降，中国战胜，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机，中日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国家关系。
结束战争状态缔结和约但美国和西方国家反共反华，敌视中国，阻挠中国行使战胜国应有的权利。
旧金山会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单独片面媾和。
美操纵日本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和约”，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朝鲜战争有意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战争问题、台湾问题已成为二战后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不解决这两大问题，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决定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日本这个近邻，对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十分重要。
良好的中日关系会为两国人民造福，也有利于亚洲及世界和平。
在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决定对日进行民间外交。
1．人民外交理念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2．两千年友好往来是基础。
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
3．日本已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4．日本人民对那场战争的认识，渴望与中国人民友好。
5．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
6．不是一般的人民往来，是有领导的、对日工作机制。
7．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理想。
民间外交构成了二战后中日关系的特点，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大创举，从民间往来开始，从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步积累。
创造条件，经过民间的力量，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促进官方关系的前进，最后达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民间外交从何做起？中国政府的主动，重视对日工作。
1．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2．亚太和会，争取日本代表团与会3．协助在华日侨回国。
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前言:近几年来,当中日两国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时，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期间的反差愈来愈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关系进行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
中日关系一直很微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相当多的中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
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当代大学生来说，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中日关系，理性抒发爱国热情，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着虑的问题。
下面代表我个人了看法，发表我对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一、中日关系的回顾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两国两千年交往的历史中，我们曾受到不堪回首的严重的欺凌与侮辱，但这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中日在冲突与就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和收益。
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占领了台湾,日本侵略中国半个世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期间,凶恶、残暴地杀害了无数中国军民。
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日本广大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加以区别,并且采取了有巨大魄力和深远战略眼光的政策,对日军俘虏非但不杀,相反给予优待,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日本共产党在国内英勇地开展了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
1940年日共中委野坂参三到延安,协助我党对在华日军俘虏进行思想教育。
不少经过教育的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1955年推动中日复交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开展贸易的呼声很高,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协等一大批友好组织。
毛主席决定对日本采取“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并亲自出面做了大量日本各界人士的工作。
这成为新中国对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1952年3月,日本帆足计等三位前国会议员不顾美国禁运和日本政府阻挠,绕道来到中国,双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金额3000万英镑,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
廖承志对日民间外交当代思考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08廖承志对日民间外交当代思考贾紫微【摘 要】廖承志同志是我国与日本建交中贡献最大的中共党员。
在1952年，廖承志同志在周恩来主席的授意下，开始着手与日本的建交工作。
当时正处于中日两国互不往来的尴尬形式，廖承志同志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政策，为两国之间的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两国之间逐渐恢复邦交，在实现建交之后，他又为两国之间的关系的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使两国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为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通过廖承志同志所做的工作，从当代的角度出发，简单探讨廖承志同志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廖承志 中日民间外交 当代思考一、前言廖承志同志是我国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他作为中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日两国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外交，使我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将当时各国以美国为首针对我国的形式打破。
对我国外交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现阶段青少年人对于廖承志先生的生平与贡献都不是特别了解，下面就简单介绍廖承志同志的事迹，使青少年以其为榜样，为祖国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廖承志同志促进中日建交事迹自古以来，我国与日本的交流就非常密切，但是伴随着日本对于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为我国带来了非常沉重的灾难，使我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急剧下降，最终到达冰点。
但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与日本的建交有了可能。
但是在二战之后日本在其他国家的鼓动下对我国抱有相较之前更强的敌意，而廖承志同志是对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廖承志同志就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这样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先通过民间建交逐渐达成国家建交，将“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这两个区别贯彻到底。
在美苏对立的情况下，将我国与日本的关系转变，但是要想有一定的突破还要通过更有效的办法来完成。
简述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人文学院 2010级历史学班李靖 201006407126简述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关键词】中日关系;民间外交;官方外交;发展历程【摘要】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可分为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外交、官方外交的三个阶段。
历史表明,中日两大民族“和则共荣,斗则俱伤”。
只要两国遵守复交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就能使中日关系成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睦邻相处、友好合作的典范。
日本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点国家。
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传统友谊,但在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破坏了国家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日往来和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关系,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使中日关系从“民间外交”到“官方外交”,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民间外交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受美军的单独占领。
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了反共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壮大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的鼓舞。
1952年吉田政府不顾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了所谓“和约”,并互派大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为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指出:“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在一个时期内中日邦交不能恢复,不能签订政府间协定,我们就进行民间往来,以促进友好”。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对日方针和策略,自建国初期开始,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寻求发展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关系。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日本代表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参议员高良富毅然接受中国代表团的邀请,克服重重困难,访问中国,并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次开拓性的突破。
“不惑之年”中日民间外交再认识
“不惑之年”中日民间外交再认识作者：王众一来源：《对外传播》2012年第09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届40年。
进入不惑之年可以思考的问题很多。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格局中，日本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邻国。
而中日之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政府层面国家利益的博弈之外，民间层面的情绪也发挥着重要的民意作用，对政府决策导向产生影响。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民间组织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84%的日本人对中国持不好印象，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样，据中国权威机构调查，65%的中国人对日本也持不好印象。
两国的互信，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互信的重建，成为今天民间外交和对日传播不容回避的课题。
比起今天的困境，当年邦交正常化的时代背景更加复杂，国际环境也要艰难得多。
单单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非常巨大，实质性的互利互惠还远远谈不上。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除了当时中日两国政治家的睿智果断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此之前有长达20年以上基础深厚、范围广泛的民间交往。
中日邦交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人民外交的重要成果。
人民之间的好感与互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今天，我们强调公共外交，仍然是要注重人的工作。
现在交流的渠道畅通，大国外交、高层峰会、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不胜枚举。
但不应忘记，越是关系平常化，日常性的工作，针对普通人的工作越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
从“正常化”走向“平常化”，改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影响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今后四个方面尤为重要，那就是草根交流、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
草根交流是民间交流传统的延续，是人民外交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扩展的结果。
包括NGO、个人、网民在内的交流，给民间交流的创新提出了新课题。
这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现。
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直接关乎中日世代友好。
结合时代的变化，青少年交流也亟待创新，两国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文明史教育、近现代史教育、国际主义意识教育。
促进中日友好 贡献民间智慧
与会的各界嘉宾
姚云竹说。
讨论中，中日双方嘉宾就新安保法案对日美同盟、中国的安全环境的影
随后，中日双方就如何消除误判、开展合作进行了讨论。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提出，
政治外交分论坛上几位嘉宾在交流中
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和简政放权等都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促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2015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在京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