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组织产生深层理论

公共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原因：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

鉴于他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

诺斯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演变历史的审视与分析，升华出制度变迁的思想并以三大理论基石来建构他的分析框架。

此外，诺斯在阐明分析框架的过程中始终以“成本——收益”为分析工具，论证产权结构选择的合理性、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这种分析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理论。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增长比停滞或萧条更为罕见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中并不常见”。

显然经济能否增长往往受到无效率的产权的影响。

有效率的产权之所以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1)降低或减少费用；2)人们的预期收益得到了保证；3)从整个社会来说，个人投资的收益充分接近于社会收益。

所以诺斯认为产权的界定、调整、变革、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理论支柱。

诺斯的国家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的论证中。

如果国家能够界定一套产权，提供一个经济使用资源的框架，它就能促进全社会福利的增加，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国家契约论；如果国家界定一套产权，仅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二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这就是国家掠夺论。

为什么国家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双重作用呢？诺斯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果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原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事实上，这两个目的是不一致的。

第一个目的实质上指国家企图确定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国家为使自己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并不关心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第二个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产权以推动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目的的不一致，诺斯进一步认为国家在竞争约束与交易约束下灰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

此外，诺斯还认为国家是一种不可控制的神秘的力量，超经济的力量；所以他没有解释过国家存在的原因，而是强调了国家的暴力。

“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的第三大理论支柱。

诺斯认为只有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说明如何克服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搭便车”现象，才能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

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人们一种“世界观”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使人的经济行为受一定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等的协调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评价。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一致时，人们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这时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诺斯认为稀缺性、竞争、认知、选择是制度变迁的动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组织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点；...竞争是组织持续不断的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渐进的改变我们的制度”。

他认为世界普遍存在着稀缺性资源，这就需要竞争，有竞争就会有优胜劣汰。

而优胜劣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决策的过程，这使得稀缺性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

同时，人们对竞争的外界认知以后会理性的做出边界选择。

于是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就在这些做出选的集团的推动下发生了，因为这种选择是有效率的，人们可以从选择新的制度并从中获得更多潜在的利益。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社会行动团体，即“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他们是企业家或者是政治家。

他认为“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得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委员就构成了一个次级行动团”。

一方面，他并不以为“搭便车”的行为是无处不在的，因为若是这样的话，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他批评马克思忽略了“搭便车”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简单的忽视了搭便车的问题，并使人们的信念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认为人们将会置自我利益于不顾而按一个阶级的利益行事，甚至做出相当大的自我牺牲。

因而诺斯认为确实存在一个社会变革集团推动制度变迁，但他还认为社会集团中还存在着搭便车的行为，这就需要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克服这种行为，限制个人主义理性发生偏差。

诺斯勇敢的从利益驱动和意识形态两个角度来论证社会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来源在外在性上，“外生性变化（如技术、市场规模、相对价格、收入预期、知识流量、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

诺斯指出若要获得这些潜在的收入，必须克服障碍，“由于某些内在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或是政治压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不可能在现在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所以，那些穿新出能克服这些障碍的制度安排的人或团体才能够获得潜在的利润”。

诺斯认为一般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性的并且是经济以来的”。

同时由于个人、企业家为了从所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的”。

除了这种渐进的演进路径潜在还有爆发式的“战争、革命、入侵和自然灾害，均是这种间断性的制度变迁的原因”。

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

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

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

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Ronald Coase)《企业之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选择为研究对象，是运用经济学研究政治过程中选择问题的一门学科，即对政治领域中非市场决策或集体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

在这里，政治过程被视为一个市场，涉及投票者、政治家、官员和党派或利益集团等经济当事人；市场上交易的议题、选票是实现这一交易所需要的货币；选票对结果的影响取决于投票规则。

相应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研究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或利益集团行为、官员和政治周期等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为前提，依据自由的市场交换能使双方都获得利益的经济学原理，分析政府的决策行为、民众的公共选择行为，以及两者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前提包括三个、分别是“经济人”假设、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易”性质、政治规则完善论。

各种利益集团被认为是进行政治决策的主要影响和制衡力量，政党和政治家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公共选择中的选择主体主要有两类：单个主体和集体主体。

前者主要是指单个选民；后者主要包括政党、官员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

所谓利益集团是指那些由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组成，对政府的决策能够施加影响的团体。

出现广泛的利益集团是西方社会民主的重要前提。

利益集团的形成有其必要性。

首先，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能有效地防止个别集团通过损害公共利益而过度膨胀；其次，利益集团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由于利益集团是具相同偏好的个人的集合，因此其成员可以分摊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再次，利益集团可以增强其偏好显示稳定性，利益集团的存在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成员偏好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因此在选举和政府决策中各政党的候选人和相关政府官员往往会对利益集团的要求作出反应；最后，利益集团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交易效率。

按照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利益集团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相容性利益集团，它以集团整体利益的扩大为追求目标，集团中的个人利益的视线不能以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另一种是排他性利益集团，即集团的收益总量是固定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成员的利益实现。

利益集团对政治均衡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展开游说活动，表达自己的诉求，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政府，从而使得政府的决策有利于自己；二是利用组织起来的选票集中度对政府施加压力，以集团成员投反对票为威胁；三是对支持其有利的提案或反复期不利提案的政治家提供竞选资金。

利益集团在自身利益实现的同时，必然会以其他集团境况变坏为前提。

因此，政府最终决策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

公关选择理论主要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制度的结构和运行效率。

它在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决策过程时，把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看成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这无疑是新古典理论在政治决策领域内的一个应用。

它不仅在分析方法上继承了新古典的传统，而且政策结论也颇符合新古典传统。

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又具有对新古典理论的革命性的部分。

公共选择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当代主流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其一，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其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政府提供公共品这一前提假设，另一方面，它也开辟了对投票等政治行为进行经济学观察与研究的崭新视角。

从这意义上说，公共选择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界限，成为了沟通两者的桥梁，从而填补了经济学在国家与政府这一方面的空白，并把这一研究纳入了整个分析之中。

在1937年由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1969年阿罗第一个使用“交易费用”这个术语，威廉姆森系统研究了交易费用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

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