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2018高中历史 商鞅——帝国体制总设计师文本素材 精品

商鞅——帝国体制总设计师公元前361年，在魏国都城安邑到秦国都城咸阳的风沙弥漫的黄土道上，一个被魏国故意忽视并遭到冷遇的落拓学者，告别了自己的家乡故土，步履轻快地向秦国行进，他将在这里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秦国将因这个人的到来而骤然崛起，山东六国将因这个人的出现而迅速衰败，中国将因这个人而面目一新。

这个人的名字叫卫鞅，出身于卫国的一个破败的贵族家庭。

卫鞅居秦二十年，先后领导了两次变法，变法后的秦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帝国大气象，卫鞅因功受封于商地，故史书称之为商鞅。

据史书记载，商鞅从少年起喜好刑名之学，曾投奔魏相公孙痤门下，寻找得以大用的机会。

但不知什么原因，公孙痤虽然深知商鞅的才能，却一直到临死前才予以注意。

他向前来探视的魏王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重用商鞅，二是不能重用便杀掉他，总之不能让这个人走出魏国的国境。

然后，他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商鞅，嘱其逃避。

我们可以看到商鞅确实是才智过人，一般人闻信后早已逃之夭夭，他却像没事人一样。

无论公孙痤怎样器重商鞅，却还是低估了他，商鞅显然更加富有判断力，他知道魏王既然没有重用他，便显然是没有瞧得起他，所以也不会杀他。

他一直等到了秦孝公发出寻求人才的讯息，才从从容容地踏上了西去的大道，他预感到在秦国能够成功。

商鞅的游说，几经反复，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是平平淡淡，其实很是惊心动魄。

他最先是用黄帝、尧、舜等古代圣王们曾经成功实施的帝王之道来开导秦君，结果这个理论实在是太宏大了，把个信息闭塞而心胸尚不开阔的秦孝公，听得如入云雾之中，瞌睡连连，过后很生气地谴责推荐人景监说：“你的客人是个信口开河的狂妄人，怎么能够重用？”商鞅丝毫没有灰心丧气，他知道自己的帝制理论实在是太远大、太宏伟了，只顾追求眼前利益的孝公，其志向显然没有如此远大。

第二次便变换了手法，向孝公说以夏、商、周以来的王道政治，王道可以实现乐土，这是个挺不错的政治远景，而且在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曾经获得了非凡的政治成就，这次孝公虽然没有打瞌睡，但仍然觉得意思不大，就再次谴责了举荐人的卤莽。

商鞅在第三次谈话中，试图以春秋以来流行的五霸事业来打动孝公，孝公虽然从中获得了一些良好感觉，也很赞成商鞅的主张，但并没有立即重用商鞅，他显然对空洞的理论没有多少兴趣。

于是，在第四次会面时，商鞅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法家的强国之术，结果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次，孝公不但没有睡觉，简直是精神抖擞，俩人一连秘谈了几天，秦国未来的发展大计便定了下来。

事后，举荐人景监奇怪地问商鞅，用什么方法把孝公说得如此激动兴奋？商鞅说：我曾经以三代时的帝王之道来打动君王，君王却说：“这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待。

而且，所谓贤明的君主，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名扬天下，怎么可以默默等待数十乃至数百年来成就帝王？”因此，我便以强国策略来打动他，君王听了非常高兴。

这几句话虽然说得轻描淡写，其实并不简单，不能不佩服商鞅的博学多才，王道、霸道、帝道，岂不是囊括了此前2000年传统政治学精华？可见，成就非常事业必非常人也。

而且，商鞅有一句话说得极有历史的深度和高度，显示了他的真才实学，他对景监不无遗憾地说：只是这样一来，要想使秦国的国运与殷周相比，就决无可能了。

“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语中的这个“德，”说得是国家对社会和民生的施加的恩惠，殷周实行王道政治，其恩泽绵延久远；实施霸道战略，则国运难以与殷周朝较短长。

商朝的历史寿命是600多年，周朝的历史寿命眼下还没有结束却已有700余年。

秦帝国寿命几何？商鞅一语道出自己心中的犹豫、困惑以及对秦国未来命运的担忧。

孝公欣赏并同意商鞅的说辞，但要把一些想法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还相当困难，即使在封建贵族势力不那么强大的秦国，即使在秦国较为平庸所以较为开明的上层集团里，要改变和更新大臣们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也并非轻而易举。

下面是围绕变法进行的一场大辩论，一方站在封建领主立场上顽强地坚守传统阵地，一方代表了新兴的士大夫阶层跃居历史舞台的强烈愿望，双方之间的争论，极鲜明地体现了关于国家发展前途的两种思路和两条路线。

这是两个不同利益集团初次、也是最后一次理论交锋。

这次辩论，虽然范围很小，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我扼要叙述如下：孝公虽然决定变法，但怕天下人议论自己。

商鞅鼓励孝公说：犹疑的行动不能产生影响，犹疑的事情不能获得成功。

要采取高人一等行动的人，容易受到人们非议；有独到思想的人，不容易被人们接受。

愚蠢者看见的是事物成功之后，智慧者能够预见事物萌发之前。

普通百姓不能与他们策划开始而只能与他们共享成果。

讨论大道理不能符合世俗标准，成就大事业不能与大众商量。

所以圣人能强大国家，因为他们不死守传统的规矩；倘若有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固定的礼法。

大臣甘龙却表示反对，他直截了当地攻击商鞅说：你说的不对。

圣人不改变人们的习性来进行教育，智者不改变的已有的法令来成就事业。

按照人们的本来习性进行教导，不必辛苦就能获得成功；沿袭已有的法律来治理，官吏熟悉它而百姓也容易安定。

商鞅反驳说：甘龙所说，是世俗的语言和看法。

普通人满足于传统习俗，学者们沉溺于所见所闻。

这两种人，做个遵纪守法的小官吏是可以胜任的，但不能和他们讨论成法以外的深刻道理。

三代的礼教不同而各自成王，五霸的法律不同而各自称霸。

智者创造法律，愚者编制法律；贤者更新礼数，不成器的人则拘泥于旧法。

在场的另外一名大臣杜挚，也反对商鞅的变法主张，他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物。

沿袭传统的成法没有过错，遵循旧礼就不走邪路。

商鞅说：治理国家不只一条道，方便国家就不能死守规矩。

因此商汤和周武不遵循古代教条而成就了王业，夏桀和商纣不变异旧礼而亡国。

反对古代没什么好非议，遵循旧法的人不怕多。

商鞅以上言论，有两条崭新的意见，前所未有。

（1）“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即所谓独断专行。

而我们知道，远在商朝的盘庚直至刚刚过去不久的春秋，国君在遭遇重要国事而决定采取重大行动时——如战争或自然灾异等，都是要征求国人意见的，类似记载，屡见于《尚书》《春秋左传》诸典籍。

（2）“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样大胆而旗帜鲜明地提倡薄古后今，在当日该是何等地惊世骇俗！迂腐的大臣杜挚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的说法，在商鞅强大的功利主义理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孝公同意变法。

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负责策划、起草、制订并向全国颁布了变法令。

商鞅不但在理论上自成一家，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各种方法策略都运用娴熟。

某日，咸阳南门口集市的繁华处，忽然开过来一大队官差，簇拥着一位大官人，大家七手八脚地竖立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竿。

渐渐围拢上来的人们，纷纷以狐疑的眼光打量着这根木头，不知所以然。

这时，大官人开口说：谁能把这根木头迁移到北门，予十金。

人们对此感到奇怪也并不相信，十金！要知道十金对普通百姓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财富啊！大官人见状，再次开口说：有能把木头迁移北门者，予五十金。

人们愈发不能相信天下会有这等便宜事。

这时，有一个愣头青式的卤莽汉子，抱起了木头并把它迁移到了北门。

大官人立即派人支付了他五十金。

人群顿时像开水一般地沸腾了！人们开始有点相信了，原来现在这个政府是讲信用的，本来他们并不这样认为。

你看商鞅，仅凭借了一根三丈高的木竿子和区区五十金，就在民众心里一下子树立起政府的诚信。

此举对商鞅变法的实施贯彻，意义非凡！至于采取这种手段，是否取信于民的最好方式？则见仁见智。

当然，仅从表面现象看，说支付五十金，就真的兑现了五十金，不能说这次活动里面有欺骗，惟其如此，才说明商君政治手腕高明。

但堂堂国家政府，用区区五十金来驱动或启动百姓们获利求财的侥幸之心，最多也只是体现了政府的小恩小惠，这虽然是一种很聪明的方式，却决不是治理国家之正道。

而且，这里面明显带有诱导和愚弄的成分。

说的难听点，这与一个猎人用一根骨头来驱使猎犬差不多，狗嘴里叼上了这块骨头就永远失去了驰骋山林的自由；说的好听点，则与一个拥有巨资的商人用金钱来购买人的劳动力没有性质区别，只要接受了那么一小点报酬，就从此没有了自我。

但商人固然可以用金钱来调动或购买人力并从中获利，因这本来就是商业的本质和商人的经商原则。

国家政府是权力机构，而不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经营或投资场所，它一旦这样来对待民众，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欺骗和驱使，往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压迫和奴役，其性质是猎人与狗的关系。

后来的诸多事实证明，以国家名义造成的罪恶，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罪恶。

国家今天可以用五十金引诱你去搬一根木头，明天就可以用一小块未开垦的荒地诱惑你去发家致富，以至用一个没有任何真实价值的爵位鼓励你去战场上拼命杀人，后天便只有国家意志而没有了你自己的选择。

到了只有国家而没有你自己的时候，帝国政府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叫你做一切事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包括叫你取自己的性命。

一片小小的云彩，经常会酝酿出一场巨大的暴风雨，一张严密的帝国法网就是这样编织起来的。

商鞅所举办的这次活动虽然不是欺骗，却是一场巨大历史骗局的正式开场。

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可以看到，变成了战争机器的秦国，固然给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秦国人民也并没有在长期战争中获得好处，而秦国比六国也仅仅多存在了十几年。

我这样来评价商鞅及其变法，如果不能在变法条文之外拿出些证据，便有厚诬古人之嫌。

幸好他的许多思想和言行都保留在一部流传至今的典籍里——《商君书》，这书虽未必是商鞅的亲笔著述，内中有些篇章也显然是后人托名伪造，但纵观全书，处处体现了商鞅的学者个性和政治家品质，及其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立场和目的，此殆无可怀疑之事实。

在这部书里，有一个更加真实的商鞅，也有商鞅在刻板的理论之外所自然流露出来的真实想法和追求，它为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立论依据。

因该人与该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至为深远之影响，其流风余韵迄今仍余波荡漾。

我便在此多少引用一点商君书里的观点，让你看看这位法家代表人物治国理民的思路，这不但有助于发掘出孕育秦帝国形成的深刻思想资源，也能帮助你理解秦帝国的本质。

在《商君书》里，国家不是为民众谋福利、为民众服务、为民众提供生命保障的社会公共机构，所以，国家与人民之间也不是休戚与共、共存共亡的依赖关系，而是对立双方，彼此之间是谁战胜谁的敌我关系。

《画策第十八》说：能制服天下的人，必须先制服本国的民众；能战胜强大敌人的人，必须先战胜本国的民众。

《说民第五》说：民众力量超过了政府，国家就虚弱；政府力量超过了民众，军事上就强大。

由于国家与人民是一种此强彼弱、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所以，国家政府的工作职能和追求目标，就应该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使民众感到害怕甚至憎恶，而不是讨好民众，也不是使民众在国家的庇护下安居乐业。

《弱民第二十》说：政府活动使民众感到厌恶，民众就虚弱；政府活动使民众感到快乐，民众就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