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存在_五四精神光照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诗性构想

2009年5月 河北学刊 May.,2009第29卷第3期 Hebei Acade m ic Journal Vol.29　No.3文学评论一种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存在———五四精神光照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诗性构想黄曼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摘　要]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正处于种种思潮多面袭来的旋涡之中。

学科成员应该具有“风险”意识,从生态审美存在的精神境界的高度,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谐和,把握学科现代品格的核心及其多样化特征,再从视界融合的关系本体中,以新文学经典为生态生命的凝聚体,从动态发展中把握新文学有机整体的生态生命审美系统。

[关键词]五四精神;生态审美;动态和谐;文学经典[作者简介]黄曼君(1935—),男,湖南省湘潭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16、I20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3-0120-06　[收稿日期]2009-01-20一、思潮交汇中生态境界的追求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新时期文学领域发展快、成果多的学科,也是问题多、争论多的学科,而且这些问题及争论都带着根本颠覆和整体淹没的性质。

如在重估现代性思潮中,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将清末日常生活叙事视为真正的现代性,而将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等视为意识形态性的宏大叙事而遭到整体否定。

又如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很少有人直接说“五四”后的新文化、新文学哪些地方不好,而只是说传统文化如何如何好,加之媒体的造势,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新文化都被挤到了角落里。

在近几年逐渐热起来的生态主义及生态主义文艺美学思潮中,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就是一味地回归顺任自然,极端地追求自然美,否认自然中人的独特地位和艺术美的作用,如西方的深生态学便强调生物的绝对平等性,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

运用这种非现代性观点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自然将这种弘扬人的主体性、审美的独立性,文学目为违反自然、破坏生态和谐美了。

应该说这又是一种整体否定。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将近一个世纪了,我们仍需面对上述“颠覆”与“淹没”,处于种种思潮多面袭来的旋涡之中。

对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感到有些茫然,不知道该从哪个方位上进行“论辩”、“抗争”,似乎如鲁迅所说的进入了“无物之阵”,又似乎如基督教教义所昭示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感。

我把这种危机感称作“风险”,就是说我们要有风险意识。

根据现代风险社会理论,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是由比较确定、具体的外在因素导致的,而风险所面对的则几乎是一种现代人“存在”的危机。

正如德国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所言:“风险是一个指明传统终结和自然终结的概念。

或者换句话说,在传统和自然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P119)。

现代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人人化和社会化的行为与活动,必然会被放置在现代中国的特定环境中,也就是在现代与传统,外国与本土,革命与审美,精英与大众种种关系冲突交汇、动态发展的多维空间中,并在其中显示出独特的现代性,同时也带来了“与生俱来”的风险意识。

过去,由于20世纪中国的时代中心课题所决定,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那时,古今中外各种思潮袭来,不是不予理睬,就是坚决“批判”。

封闭、僵化,为政治服务的格局和地位“崇高”而“稳定”。

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主义的结合导致人的精神价值和审美自由追求的桎梏,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价值”立场的丧失,而文学所服务的政治或因缺乏现代法治观念而道德化,或因缺乏精神、审美自由意识的渗透而带有个人专制的弊端。

所以,我们现在的风险处境和风险意识对于破除现代中国文学时时遭遇的“终极状态”目的论、“先验必然性”决定论等又是十分重要的。

如今,现代中国文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现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干涉、决定文艺的时期大不相同了。

021现代性属于宽泛得多的文化范畴,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属于思想文化性质,它带来广阔得多的精神、审美的自由空间。

“风险”虽然大波大澜、震撼剧烈,但却是激发学科生命力的源泉。

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一种青春型的文学,它诞生于动荡的“大时代”的摇篮,充满反叛、论战,冲击中不惜断裂,守卫时不畏孤立,它俗世而又傲岸,悲凉而又执著,有着崇高的精神品位。

因此,我们要迎着风浪上,作这种风险激流中的“弄潮儿”,不断地、多元化地进行新文学史独有的概念、范畴与结构、方法体系的思考和建构。

笔者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应该从时代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制高点出发,在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境界中[2],展示出新文学生态、生命审美系统,通过学科内外部关系的谐和,把握住这个系统独特的生态生命核心及其多样化特征,再从视界融合的关系本体中,以新文学经典为生态生命的凝聚体,从发展中把握新文学有机整体的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生命。

当然,这种设想目前还不是一个随即可以运用操作的史论构架,但是,作为一种诗性构想,作为一种生态生命审美存在的追求,这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注重人的人性、诗性,即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人个体的丰富复杂性上呈示出“适者生存,美者优存”的生态生命审美理念来。

而且,这种生命理念是一种形而上、有机整体的升华,是生命———艺术的形而上学。

鲁迅曾认为,“博大的诗人”应“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3](P246),又说:“呼唤血与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3](P312)。

张爱玲也认为写人物不能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不能“多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而且认为“安稳”是“飞扬”的底子,“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而她这种写人性的要求又是与诗性结合在一起的,她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悲壮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

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

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4](P173、174)这“参差的对照”充分地体现了渗透着诗性的人的生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公认的经典。

新文学经典系列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生命系统,既具有现实品格和历史品格,又具有超越品格和恒定品格。

因此,对它们的系列研究,把握住它们的人性和诗性超越时空的魅力,这对于增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历史穿透性大有益处。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注意,一是对生态文艺批评的理解。

所谓生态文艺批评就是要求文艺要与自然和生命联系起来,将人性、文化、自然、生命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来表现,不能搞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西方兴起了一种针对生态危机,强调人类、自然一体化的生态思潮;而中国古代也有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参赞化育、顺应自然的尊重自然生态的传统。

所以,文学的生态批评是文学欣赏、批评与当代生态思潮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春天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

生态文艺批评要求文艺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灵与肉的对立统一,讲究整体和谐的发展。

文艺生态批评的关键词是自然、生命、整体、和谐。

二是如何看待生态中心主义。

我们瞩目于生态主义思潮,但不是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

我们承认人的特殊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不把生态和人类对立起来,而是在双向互动中发展。

我们的生态文艺美学思想,也不仅仅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狭义的理解,而是“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平衡的审美状态”[2]的广义理解。

这是一种有机整体论、存在论视野中的生态审美境界,一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盛、人与社会双赢、人与自我双显,并将自然、社会和个人的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的现代性,一种“绿色”生态时代的精神,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自我达到“和而不同”、“兼赅众异”和“生生不息”、“富有日新”的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境界。

三是这种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精神的获得,必须反对简单的、极端的机械还原论,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和理性权能的无限制运用,并摆脱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拜物教,从而坚持包含着生成性关系和复杂性衍化系统的有机整体论。

二、内外关系中生命内核的多元把握从实在本体的特征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将有机整体论观念和精神运用于学科建设,要求将本学科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生命生态整体视野之中,即置于内在关系———学科本身的多向发展和复杂变动的时空,外在关系———多种社会思潮、文艺思潮、人文学科、文学学科的网络之中。

从中把握它的一以贯之的本质规定性,又看到它的多元开放的特征。

这里,生态整体主义文化意识是重要的,有启发意义的。

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伯里所认定的,生态整体主义文化意识由三维价值构成,这三种价值是宇宙发展中所固有的,它们是:“分化”(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主体性”(一切事物的内在性)和“交流”(通过交往来实现团结和对一切生命的热爱)[5]。

在这三维空间中,生态生命121◆文学评论◆与人类生命融合在一起,“强调对一切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作一种关系性的、生态性的理解”[5],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在生态审美存在上坚持多元价值观、内在和谐观和有机整体观。

这在学科观念和方法的具体运用上,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学科内部关系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化与一体化交替发展的多维空间中,对新文学现代品格的“新”的特质作动态把握与发展中的坚持。

如以“立人”和“民族灵魂的重铸”为宗旨的的“个体、生命———社会、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文化框架,这个框架中的反封建、救亡,提倡民主与科学,弘扬理性精神,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民族化、大众化方向的平民主义,投身改革与革命的参与激情,以及文学回归自身,进行语言文体变革的形式追求和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等,都是贯穿本学科经常起作用的根本性东西,是必须明确与坚守的。

当然,这种明确与坚守必须对“新”与“旧”的混淆或回环错综的交织进行辨析,同时又要在对“新”质的阐释与开拓中促使“新质”的发展和创新。

新文学的上述本质规定性内在地贯穿于复杂错综、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中,才能使新文学这种生态审美存在灌注更多的具有内在联系性和有机创造性的生态因子。

之所以要注意这一点,是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民族独立富强和启蒙、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课题。

中国文化和文学既处于传统与现代、外国与本土多种文化、文学思潮的大交汇、大冲撞之中,又必然要在现实需要与传统转化中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和建构。

因此,中国文化和文学总是处于多元开放与一体深化的转换更替之中。

如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既要看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新古典主义等在某些历史阶段、某些社区多元共生的情况,又要看到另一些阶段、不同社区曲折发展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