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制造出“李约瑟难题”——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专制制造出“李约瑟难题”——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二）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在尊师重教上，明清两朝胜于唐宋。

朱元璋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

”“宜令郡县皆立学校。

”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国的教育部----国子监，我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发达的状态。

清朝在各省设置教育厅----学政，而且教育厅长的地位不亚于省长。

地方官员将发展教育列为头等大事之一，甚至作为出政绩的手段。

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给予优厚的经济补贴，以保证顺利完成学业。

全国私立、“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学校若雨后春笋。

学校教育的推广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识字率。

鸦片战争前，中国国民识字率与法国不相上下;明朝时更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借用同时期欧洲人的耳闻目睹说：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识字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出版业的规模反映出来。

晚明出版书籍的种类之多，是中国前所未有的。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生在一个印刷刚开始影响知识和使拥有任何数量的书籍成为可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在进入17世纪之际对…这里有大量书籍流通，而且售价低得出奇‟的情景惊讶不已。

利玛窦没有夸大其辞，因为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出版的书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
在学校教育上，“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河间府学堂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

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

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

……明中叶至晚明(学堂)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

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

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

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

‟”
明清教学内容也不是只有“四书五经”。

从国子监到县学，除了儒学经典，均教授兵(军事)、刑(司法)、天文(含数学)、河渠(水利)、乐(音乐)、律(法律)等以培养学生“治事”能力为目的的课程，所学课程每年进行结业考试，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之后，方可参加相应的科举。

要想获得“高考”的资格，并非易事。

明清科举，须先经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再经乡试中举获取会试资格。

会试通过直至完成殿试，才算跨过做公务员的门槛。

层层筛选的考试程序，从公务员培养考核来看，颇有借鉴价值。

童试，主要考察学生对经典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写作基础。

乡试的内容上了一个台阶，除考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还要考核对法律的运用能力、对时务的分析和判断及处理能力。

会试内容与乡试相同;殿试，只是考策论，即对时务提出自己的见解。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无疑是正确的，否则，西方国家不会将其引进，当作宝贝执行至今，并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养比较全面。

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担任工业和建设部长(工部尚书)，工作起来照样得心应手。

明朝的带兵的指挥官，多是文官;清朝的军区司令(地区总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多是有“功名”的书生。

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书呆子，古代也会有不少死读书读死书的人。

《儒林外史》的范进纯属夸张，《孔乙己》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艺术。

真正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

明朝稍有个性的丞相级人物，能臣如张居正，奸臣如严嵩，下场都极为悲惨。

朱元璋设锦衣卫，朱棣建东厂，朱见深又搞了一个西厂，皇帝对官员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地步。

明朝的皇帝，没有唐宋君主那么开明豁达;专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开阔胸襟。

因治国理念不同，出现党派之争，本属正常。

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贬谪，但无论当权者还是失利者，多能礼敬对手，甚至对对方的才华赞不绝口。

明朝则不然，党争变成了无视国家利益的倾轧。

东林党自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旦落
实到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即便边关告急，他们仍以党派利益为是非标准，非忠即奸，有我无你。

所有的党派，既是党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东林党因此博得巨大的虚名，也受尽苦难。

势如累卵的辽东战场，能征善战的将领熊廷弼、王化贞、毛文龙、袁崇焕等先后成为冤死鬼;孙承宗为避祸自保称病辞职;无路可走的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降清。

边关无将，局面终不可收拾。

明朝民间是清澈的。

也许，如果没有空前的天灾，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不起事，明廷则可剿灭努尔哈赤的地方叛乱势力;也许，民间清新空气会最终荡尽紫禁城污浊之气，让士大夫阶层脱胎换骨，重现清明政治。

再给明朝一点点时间，何愁历史不能改写!毕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饭袋，明朝的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即所谓的综合国力，大大优于整个西方。

历史毕竟是历史。

正当英国闹革命、欧洲接近启蒙运动门槛的时候，中国走入了清朝。

较之明朝，清朝专制深入到了全民的灵魂深处，文字狱连绵不绝，从官场到民间，死于文字狱的士绅罄竹难书，大批爱舞文弄墨的百姓命丧黄泉。

仅乾隆帝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万余部，制造文字狱110余起。

深得党争之利、深知党争之祸的清朝，开“密奏”之风，鼓励告密，严控官员言行，所以清朝连“朋党”也没有。

开国元勋们依靠马背上的刀枪剑戟夺得天下，对于科学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刻意推行崇尚冷兵器、打压“奇淫技巧”的倒退措施。

清朝的士大夫，不仅生活清贫，而且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飞来横祸。

曾国藩竭力拯救大清时，无时不是小媳妇般低眉顺眼。

闲暇时光，少数仍有留名青史志向的，钻进故纸堆，考订起子曰诗云来。

对现实社会和大清周边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们也毫无兴趣。

张衡那样一边撰写大赋一边研制地动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士大夫们连访仙、礼佛的勇气和兴趣也没有了。

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参禅打坐，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烂醉如泥，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

偶尔到湖心亭赏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

唐宋士大夫那种“醉卧沙场君莫笑”、“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气，那种“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柔情，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胸怀，从中国大地消失，“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
创新源于激情。

没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状态、可想可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来不缺千里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伯乐。

一声叹息
杰克·戈德斯通说，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科技创新，10世纪29项，11世纪38项，12世纪27项，13世纪34项，14世纪37项，15世纪18项，16世纪36项，17世纪43项，18世纪7项，19世纪2项，“科技创新曾经使中国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这种创新随着17世纪后期清政府的军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
《剑桥中国明代史》证实：明朝的“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

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

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

……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

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
明朝在冶金、纺织、陶瓷等诸多工业领域领先于欧洲，农业方面更是不在话下。

“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

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它地方。

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
世‟ 。

”
“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到，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

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

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

”
明朝政府对民间管理甚为宽松。

明朝中晚期，民间思想活跃、社会经济文化颇为繁荣。

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工商业发达，蜘蛛网般的水路，星罗棋布的城镇，肥沃的农田，勤劳的百姓，成就了敢比天堂的苏杭鱼米乡。

这里官宦世家不可胜数，“诗礼传家”的巨商富贾云集，文化底蕴深厚，教育普及，“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

著名的“三言二拍”，便如实地勾画了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

高级官员王阳明在挑战正统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贽在永不停歇的叛逆，盐工出生的王艮也在作深入思考，知识阶层在中华大地躁动着。

商人们大办实业、大兴贸易，富比公侯后无视官家礼节，挥霍无度;穷人们或读书或经商或打劫，总之是不安于现状。

此时，一个福建省，就有数万人寓居海外谋生;一个中国海盗，能够调集2000余名武装人员，在吕宋岛与西班牙正规军大打出手。

此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社会精神面貌颇为类似，而工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英国要高得多，国民受教育程度更是远高于英国。

我们注意到，《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陈实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等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尤为值得一说的是，珠算的全面推广应用，对于社会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电脑的普及。

因未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我国的专家们忘却了算盘的存在和价值。

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复兴之势。

清朝继承的科技、经济遗产是丰厚的。

英国的“近代工业”先驱是纺织业，但是，“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欧洲人生产衬衫、内衣和牛仔裤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纪都只有亚洲能够制造，英国就曾进口了大量的棉布……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商人仍从中国购买大量的优质棉布贩回欧洲售卖”，杰克·戈德斯通说，“在16----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耕作技术，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包括黍类、大豆、稻米和其它豆类、小麦、棉花产量都大大提高;中国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制造技术，如制瓷、棉纺、纺丝，甚至还扩大了煤矿的开采与应用、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这些成果都使得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准超过了欧洲。

”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日用工业品因质量低劣，没法让中国消费者正眼相看。

不如烧火棍的高科技
明朝创造了专制，清朝发展了专制。

随着清朝士大夫蜕变为桃花源人，以至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既不知道对手是何方神圣，也无足以领兵御敌的亲王郡王，兵器和战力低于清军入关时的水平。

鸦片战争是失败了，而且败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十艘木帆船、一两万人的军队千里迢迢的远征，就搞定了几亿人口、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清帝国。

抗战时期，100多万以飞机、坦克、毒气、细菌等武装起来的倭寇，始终未能战胜汉阳造、中正式步枪的中国!
不久前，美国手握原子弹、卫星、航母、巡航导弹、隐形飞机之类的洋玩意，在大批内应的合作之下，才逮住了萨达姆。

过于关注鸦片战争时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

清军镇江守军仅1500人。

英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

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一比三。

此时的清军无组织、无训练、
缺装备，这样一支仓促应战的队伍，其伤亡比例，还低于抗战时期国军对日作战四比一的损失。

科技很重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重要，而统治者的蓬勃朝气、昂扬斗志更重要。

没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
最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关于甲午战争的过程，国内有无数文章作过详尽的描述。

如果站在两个国家对战争机器的把握的高度来分析，应该另有一番体会。

由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历次对外战争爆发前，清廷都是战和主意摇摆不定。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高层犹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师、马尾船厂在糊里糊涂中毁于一旦。

即便最值得骄傲的收复新疆战争，战前，仅“海防”、“塞防”问题就争论了一年，若非战功赫赫、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左宗棠坚持，也许新疆就此远离祖国版图。

历次对外战争中，清朝从未以举国之力背水一战;也没有一个条约，是在战争打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后签署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正如道光帝所说：“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士，非英人凶焰竟不可挡，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

”晚清规模稍大的对外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惟有收复新疆战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国家之力保卫主权的战争，但军费还是左宗棠自己筹措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精锐之师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时，海军未作动员，陆军精锐没动一兵一卒;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的二百五决定，被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指为“矫诏”、“乱命”，这些高层精英拒绝对列强开战，使之再次成为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

甲午战争，如李鸿章所说，不是中日两国交战，而是李鸿章淮军与日本国在打仗。

慈禧为了一己私利，有意造成全国派系林立的局面，一边鼓励、纵容号称“清流”的顽固派处处予以掣肘，对阻挠破坏洋务的行为视而不见，一边制造洋务派官员之间的矛盾，让“洋务运动”始终处于各自为战、自生自灭的地方性工作，致使散布于全国的远强于日本的海军、陆军、军事工业，无法转化为国家的综合实力。

直到甲午海战前，国家花费巨资组建的海军，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没有一个能提调全国海军的“海军司令部”。

对于这场本来很有把握的战争，慈禧太后等权贵压根就不想打。

李鸿章深知，一旦打起来，就成了他和淮军的内部事务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谢天谢地了。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他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舰船都被动员作战。

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

”
单以北洋水师对付倭寇，至少也可打个平手。

军事专家们认为，双方各有所长，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倭寇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稍占上风，双方实力差不多。

因为清廷不愿打，李鸿章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北洋舰队出海时连弹药也没有足额配备，交火没多久，北洋舰队的舰艇就没了弹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击沉。

如果仅仅海战失败，还可与“科技”挂钩，大骂清廷多年不购置新型舰船，那么，陆战的失败，就找不到任何“新型装备”理由了。

当时，清朝陆军约90万人，以湘军、淮军为代表陆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且70%完成西式训练;日本陆军仅26万人，且一半以上为预备役，武器原始。

然而，在日军重点进攻的山东、辽宁两地，军港之外的非淮系清军，因未得到任何指令，面对中日交战，竟然多是作壁上观。

更为荒唐的是，当日军占领旅顺、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认输。

如此，抗日战争时，倭寇占领了南京，中国是不是应该彻底投降?
不难想象，即便晚晴具备创造原子弹的能力，士兵们手上必将依然是长矛大刀;即便生产出原子弹，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烧火棍。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尽心竭力办洋务，而且这“洋务”并不差，至少强于日本，但结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打赢了，在不远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会到来。

什么叫做高科技?由开明政治所创造并掌握的最先进的手段，才是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