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4月23－25日以“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这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及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UMR Civilisation chinoise, Archéologie d’Orient et d’Occident）、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等单位联合举办。
会议的第三个主题是宗教与艺术。法国科研中心的葛乐耐（Frantz Grenet）的发言《粟特人的自画像》指出，粟特本土壁画体现着重视武士和贵族的价值，却从来不为商人们喝彩。加拿大独立研究者盛余韵的发言《从石到丝：公元500－650年前后粟特、鲜卑、朝鲜与日本等各民族间丧葬艺术的转换》提出，日本作于622年的“天寿国绣帐”可能与6世纪晚期中国的某些粟特人墓葬石雕，例如592年虞弘的房屋式石椁存在某种联系。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的发言《河南沁阳北朝墓石床考－－兼谈石床床座纹饰类比》对沁阳石床的线刻画做了描述，再将不同地区出土的九例石床床座加以比较，认为祆教在古代中国流行时曾经形成过图像系统。
日本筑波大学森部丰利用近年来刊行或最新发现的墓志铭，说明曹闰国、康日知、史宪成、何进滔等粟特系武人在唐后期卢龙、成德、魏博等河朔三镇中的重要作用，及至五代粟特系武人对沙陀仍有很大影响（论文题目：《自唐后期至五代期间的粟特系武人》）。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在《中国的粟特柘羯军》一文中，追溯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文献中提及柘羯－－粟特武士的资料，分析了沙畹遗漏的三处有关中文史料，提出柘羯军可能曾是突厥颉利可汗的卫队，而安禄山及其睢阳的部下曾组织过柘羯军，这突出了安禄山之乱为一次胡人叛乱的特点。
“粟特人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马小鹤（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2005-02-17பைடு நூலகம்17:13:11 阅读 642 次
转自评潮网
This is a surve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es Sogdiens en Chine”, April 23-25, 2004, Beijing, China, sponsored by UMR civilization chinoise, Archéologie d’Orient et d’Occident,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and 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粟特人（Sogdians）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杂种胡。他们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的一支，即粟特语。粟特人的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绿洲上，分布着康（萨马尔干）、安（布哈拉）、米（弥秣贺）、曹、何（屈霜你迦）、史（羯霜那）、石（赭时）等国，中国史籍称它们为”昭武九姓”。它们的人民移居中国，一般就以国名为姓。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即汉唐之间，许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经商贸易，有许多人就此移居中国。
法国国立图书馆弗朗索瓦·蒂埃里的论文《论中国及粟特对突厥社会（公元6世纪至9世纪）货币的影响》指出，突厥前汗国并无钱币，钱币仅在其属国人民中使用。突骑施开始铸币，采用粟特文为钱铭，仿制唐代货币。大回纥可汗也仿制唐代钱币，以突厥文为钱铭。高昌回纥可汗则铸过小方孔圆铜钱，以回纥文为钱铭。回纥人在远东金融钱庄业中涉足颇深。北京大学林梅村的发言《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调查记》介绍了新疆伊犁地区昭苏县特克斯河支流小洪那海发现的突厥遗址，认为这一地区是室点密系突厥可汗早期活动中心，遗址中有一石人当为突厥可汗石像，正面腰下衣褶间刻有粟特文，已从碑铭上释读出“泥利可汗”等字，碑铭立石年代约在600－604年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太山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收集、整理和注释了《史记》、前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关于粟特本土的记载（论文题目：《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有关Sgodiana的记载》）。
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了三封粟特文摩尼教书信，日本学者吉田丰从1988年开始研究，寒窗十年，终于释读成功，于2000年出版。近年来，中国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入华粟特人和鱼国人的墓葬，主要有1982－1987年在在宁夏固原发掘的史射勿、史索岩和安娘夫妇、史诃耽夫妇、史铁棒等人的墓葬；1999年在山西太原发掘的虞弘墓；2000年在陕西西安发掘的安伽墓；2003年在陕西西安发掘的史君墓。这些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法国远东学院的华澜先生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探讨粟特人在中国的历史和遗迹，得到了北京大学荣新江的赞同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张志清的支持。经过认真筹备，会议按期召开。
这次会议上宣读的精彩纷呈的论文，揭示了粟特人的方方面面。他们当中不仅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也有移居异乡的农民；不仅有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多种宗教的积极传播者，也有制作石床、绘制壁画、打造金银器的能工巧匠和能歌善舞的艺术家；不仅有为游牧民族统治者出谋划策、树碑立传的文士，也有叱咤风云的武人。在中世纪早期，他们是欧亚大陆上联系中国、印度、伊朗、欧洲等几个文明世界的中介。关于他们的活动，各大文明的文献中只留下了断简残篇，他们的遗迹淹没在沙海和荒冢间，他们其实已经为历史所遗忘。如今各国学者从自己的专长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粟特人的点点滴滴，互相交流，汇集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恢复了这部分人类丧失的记忆，为后人的探索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日本大阪大学的荒川正晴以一件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为例，说明唐代汉族商人与粟特商人竞争的同时，也合伙经商、融通资金（论文题目：《当代粟特商与汉族商人》）。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是社会学与粟特聚落。美国耶鲁大学的韩森（Valerie Hansen）的发言《丝绸之路对吐鲁番经济的影响》提出，丝路交换在吐鲁番整个经济占的比率并不大。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希彭斯堡大学的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的发言《吐鲁番粟特人家庭人口结构初探》，对吐鲁番707年崇化乡《点籍样》记载的47户人家，进行了统计学的分析。兰州大学的郑炳林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对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粟特人后裔做了详细的研究。这次提交的论文《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胡姓居民与聚落》中，他引用敦煌文书进一步论证了当时敦煌存在大量胡姓居民，包括粟特人后裔，仍然流行祆教信仰，他们除了聚居在曹家庄、安家庄、康家庄、史家庄等村落中之外，也散居在其他乡村中，并以自己为主成立了很多社。归义军政权对他们可能采取了部落制管理方式。
粟特文的消失约在十一世纪，此后史家对粟特人渐渐淡忘。当代学者对粟特人的研究始于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重新发现粟特文文书。他们自一九零二至一九零五年在吐鲁番发掘，获得粟特文佛教、基督教、摩尼教文书多种。此后，法国的伯希和（一九零八年）、英国的斯坦因（一九零七年）、俄国的鄂登堡（一九一零年）则从敦煌取走不少粟特文献。在粟特本土，一九三二年始发现粟特文献，即穆格山文书。随着粟特本土喷赤干、阿弗拉西亚布、瓦拉赫沙等地的考古发掘，国际学术界对粟特的建筑、美术、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粟特文献的发现和收藏、考古遗址的分布以及记载粟特人的史籍都不限于一个国家，这决定了粟特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日本和中国学者都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北京大学齐东方的发言分析了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发现的何家村遗宝中的粟特文化因素（论文题目：《何家村遗宝与粟特文化》）。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的《北朝隋唐粟特的胡腾舞》根据新发现的图像资料和文献，提出胡腾舞主要是出自石国的以双腿踢蹬腾跳为主的男性舞蹈，而胡旋舞主要是出自康国的以身体急速旋转为主的女性舞蹈。北京大学段晴的《筋斗背后的故事》提出，一个源于 gart－、表示”转”的伊朗语词汇构成了“筋斗”的对音，而表示转、轮转意义的粟特语词汇都基于词根wrt－，这是“胡腾（舞）”的对音基础，“胡旋”是对这个粟特词汇的意译。
神户外国语大学的影山悦子的发言从考古和图像学的材料，搜寻了粟特人在龟兹地区的蛛丝马迹（论文题目：《粟特人在库车：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法国科研中心童丕（éric Trombert）提出，从唐代开始存在延续至今的山西葡萄种植业可能是粟特人大量移民山西所带来的（论文题目：《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吕尔（P. B. Lur’e）主要利用穆斯林作者的资料，对千泉、俱兰、税建、顿建、新城、碎叶、焉耆、哈密、敦煌（沙州）、肃州、长安等丝绸之路沿线城镇作了考证，重新拟构粟特人使用过的交通路线（论文题目：《对早期伊斯兰世界通往中国的陆路的几点诠释》）。
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提出，中国境内的中亚胡人所信奉的宗教，与粟特地区所信奉的宗教是相同的，比起仅用“祆”这样一个词所简单概括的要复杂得多，对火的崇拜是源于伊朗的，对娜娜的崇拜则源自美索不达米亚（论文题目：《祆神崇拜：中国境内的中亚聚落信仰何种宗教？》）。德国柏林大学的王丁提出，吐鲁番安伽勒克出土的金光明经题记中讲到的“胡天南太后祠”是一座祆教的娜娜女神祠，“南”是粟特文nn的音译，“太后”是粟特文δβ’mbn的意译（论文题目：《南太后考－－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安伽勒克出土的金光明经题记（65TIN:29）解说》）。
这次会议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萨宝与贸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杨军凯作了《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图像初探》的发言，分析了粟特人丧葬习俗中保持的一定的祆教信仰。粟特文专家、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的吉田丰的文章释读、翻译和注释了史君墓粟特文－汉文双语墓志的粟特文部分。在近年来新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姜伯勤一直在研究粟特人的画像石纪念性艺术，这次他作了《入华粟特人萨宝府身份体制与画像石纪念性艺术》的发言。荣新江近年来相当注重粟特研究，他在2002年11月13－14日举行的《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指出佛典中的萨薄音译自梵文sarthavaha，意为商主，而汉籍中的萨宝音译自粟特文，意译为首领，两者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在这次提交的论文”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队商首领”中，他系统收集佛教石窟壁画上的萨薄形象，揭示出萨薄在龟兹、敦煌地区向粟特萨宝转化的过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丁爱博（Albert E. Dien）则另辟蹊径，对丝绸之路西部起点帕尔米拉（Palmyra）的商队及商队首领作了分析，提出梵文sartha（商队）可能与阿拉美文syrt’（商队）之间存在语言学上的联系（论文题目：《帕尔米拉的商队及商队首领》）。荣新江和丁爱博的不同诠释引起了与会者的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