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的舆论之战
西安事变
(2)有位国民党将领西安事变前曾说过：前些年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是 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 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抗战势态，没有举国一 致的同仇敌忾，蒋介石七七后也不敢对日宣布抗战。正是因为抗战，国民 党才一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比较光彩的一页。 (3) 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 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端纳
这边宋美龄派端纳来摸底，南京方面呢，军事讨 伐的舆论相当高，何应钦也部署了各方面的部队， 甚至派飞机侦察西安的位置，准备派飞机轰炸，形 势立马紧张起来，宋美龄自然是坚决反对，而且把 这个消息经端纳传给了蒋介石，蒋知道后也很紧张， 写了一个手令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动武。同时宋美龄 和何应钦达成协议，停止军事行动3天。形势暂时 缓和了。
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然后我们再看看苏联的态度，苏联和共产国际呢是主张和平 解决的，因为苏联也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西方是希特 勒，东方是日本，所以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发生后，对苏 联安全不利。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但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性质 做了一个不合实际的判断，他们认为张杨是受日本人的影响， 推动才发动西安事变的。
局势推向高潮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端纳的人，他是英 国国籍的澳大利亚记者，从1903年开始来到中国， 他和蒋介石 宋美龄，他和张学良都有密切联系， 他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的老师和顾问，后来也担任过 蒋介石的顾问，这个人蒋介石信任他，张学良也能 接受。端纳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商谈，也会见了 杨虎城，张杨反复和端纳说，我们是的目的就是要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没有危害领袖的想法。 端纳也很上道，马上把张扬的态度汇报给南京，在 世界的主流媒体都讲。成功把舆论稳定下来。端纳 也见了蒋介石，反复交谈。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1. 引言西安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西安举行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
该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事变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影响以及历史意义。
2. 西安事变的背景2.1 国共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
国共两党在逐渐失去对日军的抵抗战中，意识到必须达成共同合作的需要，于是于1937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然而，由于双方的矛盾与差异，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张学良的困境张学良是东北被占领时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逐渐激化，张学良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压力，无法独立行动。
这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依赖其他势力，例如共产党。
3. 西安事变的经过3.1 符合亲共要求的书信共产党利用张学良的困境，通过与其进行书信往来来表达共产党的诉求，并向其施加压力。
这些书信中，共产党明确要求张学良脱离国民党，与红军进行合作。
3.2 张学良被软禁由于张学良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支持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国民党将张学良软禁在西安，并试图通过施压和威胁来迫使他放弃与共产党的合作。
3.3 刘少奇的到访与国共合作刘少奇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并进一步沟通了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合作意向。
在刘少奇的劝说下，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3.4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应对面对西安事变的发展，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抗议声。
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释放张学良，并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战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4. 西安事变的影响和历史意义4.1 停止内战，抗日合作加强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国共两党的合作加强，内战得以停止，共同抵抗日军的力量得到增强。
4.2 社会各界的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近代史纲要论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背后各方势力的制衡【摘要】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开端。
本文结合作者查阅到的一些历史资料，分析在西安事变中各方势力的利益和主张，进而得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妥协得出的结果。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宋美龄周恩来和平解决相互制衡【正文】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还笼罩在一片夜色苍茫中，熟睡中的蒋介石还没有嗅到空气中异样的气息。
一声枪响划过寂静的夜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爆发。
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八项主张，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走到了抉择的边缘，失去统帅的南京方面扬言讨伐，宋美龄和宋子文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极力相劝，蒋介石从拒绝屈服到接受协议，共产党反复斡旋期望和平解决。
最终，西安事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内战，而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可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下面结合所查阅到得一些史料，简单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看法。
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作为事件的主角，张杨二人的态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让步之时，张杨二人的态度就早早为事件定下了基调，这也是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基础。
从西安事变爆发的过程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持续敦促张学良剿共，以达到“一斧两砍”的目的，这固然是与张学良的利益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西安学生在12月9日大规模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蒋介石却怒称要射杀学生，这激起了张学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了“兵谏”的导火索。
事实上，虽然采取“兵谏”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但张杨二人的初衷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如果在事件中蒋介石丧生，中国可能重新走上北伐前群龙无首、军阀混战的格局，这显然不是当年为了维护全国统一而宣布“东北易帜”的少帅所希望看到的。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观后感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而贯穿西安事变的主线之一便非张学良莫属，其间每个举措，无不折射出当时张学良渴求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心路历程。
我试图梳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对日、对蒋、对共的一系列举动，以及影响他决策的各种因素，来探索这位可以说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实质。
在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当时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
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间琪的相继遇害，使张学良对日本深恶痛疾，再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在东北扩张自己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成为像朝x一样的附属国。
背负着家仇国难的张学良十分清楚，只有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举国同心，才有可能击败疯狂而野心勃勃的日军。
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易帜，在东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象征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过于服从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当日军肆无忌惮地在东北挑衅滋事时，身为东北关键人物的张学良始终吩咐下属：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
张当时抱的心态大概是无条件听从蒋的指令，同时不想兵灾祸及全国。
然而，我们不禁发问，一时对日的委曲求全能够换来全国安宁和稳定的吗?如果一直对日军忍让，他们的野心定然是一步一步地吞没整个中国。
所以说，那时候还不如倒戈反击，镇压日军嚣张的气焰，毕竟，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军民因为日军的蹂躏而流亡，还不如抗日战死疆场，也死得其所。
在扣押蒋介石后，张、杨迅速通电全国，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并一再申明立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制造内乱，"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然而，由于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的通讯被当局迅速切断，使得张、杨发布的重要公文不能及时公之于众、采信于民。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苏联关系浅探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实现全国抗日的主张，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对于张、杨两将军及西安事变的各种舆论喧嚣尘上，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的反应。
从１２月１３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肆意歪曲西安事变的性质，并对张、杨两将军进行指责，公开宣扬称张学良为“叛逃”、“强盗”。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本是张学良出于“联共抗日”而发动的一次伟大爱国行动，为何会遭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烈攻击？张学良与苏联又有着怎样的纠结？一、张学良为收回中东铁路结怨苏联说起因为中东路主权而结怨于苏联的问题，恐怕还要从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谈起。
中东铁路始建于１８９８年，完工于１９０３年，是沙俄政府为控制远东、侵略中国而在东北修筑的一条贯穿东北的铁路干线。
铁路建成后，按照清政府和沙俄事先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规定，成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的决策机构为董事局。
董事局总长由中国政府派员兼任，董事局成员由股东会议决议，董事局驻地为中国的北京和俄国的彼得堡。
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本应是一家商业性的铁路公司，但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知，施以威逼利诱，把该公司变成了一个忠实执行沙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机构，而该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则成了事实上的沙俄政府的总督府。
他们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在管理局内部俨然如同地方政府，在其１２个分支机构中竟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等。
在日俄战争期间，尤其是１９１７年沙俄国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中东路更是处于军管状态，成为了各种物质的供给基地和反动势力的策源地。
鉴于这种情况，身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以确保协约国的军事运输为名，全面接管并控制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属地区，中方陆续收回了中东铁路的市政、司法、护路、警察、土地管理、教育、海关等权利，并强迫由俄国人控股的道胜银行签订《管理东省铁路续定合同》，规定由张作霖所部代表中方代行俄国政府在满洲地区的职权，直到中方承认的俄国新政府产生为止。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于学忠
不要错看了于学忠 ， 将来 收拾东北军后事 张学 良对于学忠是何 等坚信不疑 。 第二次委任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
午 战争 、 日联军进攻 中 之 际 ， 八 清政府腐 军。 之后 ， 东北军遭蒋介石分化 ， 于学忠调任 的人 只 有 于 学 忠 ！ 几 句 简 短 谈 话 ， 以看 ”１ 【 ９ 足
安 置 了吗 ？张学 良忽 然 站起 来 说 ：哎 ， ”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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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于二 人 之关 系
西 安 事 变 中张 学 良是 位 家 喻 户 晓 的 人 物 ， 对 于事 变 前后 亦 起 至关 重 要 作 用 的 于 但
学 忠 未 必尽 人 皆知 。于 学 忠 （８ ０ １６ ） １９ — ９４ ，
全 痛责蒋介石 、 张学 良抗 了全 民族抗战 的光辉里程。 西安事变的爆发 和平解决后 ，于奉张学 良令 全权 负责东北 失守 ， 国舆论大哗 ， 日不利 ， 求 其 下 台 ， 要 风波 的 最 终 结 果 是
西安事变前 后 的张学 良与于学 忠
口 贾作 璋
及 最 终 和平 解 决 是 多种 因素 促 成 的 ， 中的 其
通 州速 成 随 营学 堂 步 兵科 ， 业 后 在 毅军 中 十一 军 军 长 、 三 集 团 军 总 司令 、 苏 战 区 １３ 毕 第 鲁 ９６年 １ ２月 ２ 日下 午 ，张 学 良亲 自护 送 ５
服 役 ， 排 长 、 长 、 河林 两 镇 守使 署 副 总 司令 ， 鲁南 、 北 抗 击 日军 ， 与 山 东八 蒋 介石 来 到 机 场 ， 虎 城 、 学 忠 等 人 前 来 历任 连 热 在 苏 并 杨 于 官 长等职 。１１ 年 投 吴佩 孚 军 ， 长 期追 路 军保持 良好关系。１４ 年底出任国民党 送行 。登机前 ， ９８ 此后 ９１ 张把 已写好 的亲笔命令交给 随 吴 ， 得赏 识 ， 有 升迁 。 部 北伐 战 争失 山东省政府 主席 ，后义兼鲁南游击总指挥 。 于 学 忠 ， 颇 屡 吴 电文 内容 云 ：弟离 陕 之 际 ， 一 发 “ 万
“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
“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华北事变之后，各方主张“团结御侮”的论调不绝于耳。
但东北沦陷即有伪满洲国成立、塘沽沦陷即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抗日”之途尚不明朗，“统一”之路却越发艰险。
长期以来，人们将爆发于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看作是中国实现“统一”开启“抗战”的转折点，但随着近年来相关史料公诸于众，学界研究日渐深入，有观点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并非根源于“妥协”与“抗战”两种观念之冲突，两党不仅皆有意抗日，而且都高举“统一”大旗。
①事实上，国共两党所持之“统一”，话语虽近，却意涵相左。
这一分歧不仅发端于西安事变之前，也持续在西安事变之后：谁在促成“统一”，谁在破坏“统一”，两党不仅没有在多次磋商后停止争论，反而因捉蒋放蒋持续升温，一直回旋于国共合作的进程之中。
因此，考察西安事变之意义，不应仅限于国共两党“从斗争到联合”的一条明线，还应注意到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一条暗线。
但目前学界对西安事变的剖析多论其“统”而少论其“争”，多论其外在的妥协而少论其内在的坚守，从而使得全面抗战之后国共关系多次反复的深层动因未能详尽。
本文则拟以西安事变前后的国共论辩为例，试图厘清双方之“统一”有何区别、为何有别，及这样的分歧又如何影响了全面抗战之后两党的政治命运，以助深入理解国共纷争之始终。
一、“统一”还是“联合”：1936年的国共接触促“统一”以“抗日”，国共两党皆有此意。
尤其是在华北事变之后，高举“统一”大旗而力促各方合作的并非仅有中共一家，各地方实力派，也包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都曾以此为由谋求暂时之和平，强调“统一”以“抗日”。
不可否认，中共“统一战线”的提出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
1935年7月，共产国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15CDJ016）① 相关论点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8～395页；鹿锡俊：《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西安事变与粤省舆论界动向
雄” 把张 学 良斥责 为“ ， 犯上作 乱”， 并一再鼓 吹“ 攘外必先 安 内”的政 策 ， 用教育界个别 文化人 为其 利 摇旗呐喊。但是 ， 民心不可欺 ， 共产 党提 出的“ 止 内战、 停 一致抗 日” 的主张 ， 始终是全国民意的重心 。
关键 词： 西安事交 ； 粤省 ； 公共舆论
中图分类号： ２ ４ ８ Ｋ ６ ．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０ ０— ４ ５ ２ ０ ）４— ０ １ ８ １０ ５ ５ （０ ６ ０ ０ ９ —０
西安事变是 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次事变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 时至 今 日， 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 西安事变对于国人来说 ， 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 、 举国震惊 的大事 ， 但是 ， 史学界对西安事变后社会舆论动向的区域研究 ， 至 今仍然很薄弱 。本文以 １３ 年至 １３ ９６ ９７年广东地 区主要报刊所记载 的史料为基础 ， 着力考察西 安事变后， 粤省舆论界的动向和粤省当局对公共舆论的统制。
Ａ ｇ ｕ ．，２ ０ ０６
（ Ｏ Ｉ Ｌ Ｓ Ｉ Ｎ Ｅ Ｅ ＩＩ Ｎ） Ｓ ＣＡ ＣＥ Ｃ ＤＴＯ
西安 事 变 与粤 省 舆 论 界 动 向
洪 岚
（ 华南 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 院 广东 广州 ５ ０ ３ ） １６ １
摘
要： 西安事交发生 后， 省 当局严格 控制公 共舆论 导 向。舆 论 界将 蒋介 石美化 为“民族 英 粤
港各报社联名通电、 联合省港新闻界发表共同社论 ， 斥责张学 良的“ 叛国” 行为。 根据上述建议 ， 月 １ ｌ广东省记者联合会 、 ｌ ２ ４ Ｅ， 广州市记者公会和粤省报界公会会衔发出 通 电， ：此次张逆学 良， 谓 “ 妄作主张 ， 称兵叛变 ， 籍言谏诤 ， 劫持领袖 ， 已破坏 国家之纲纪 ， 尤危害 民族之生存 ， 消息难传 ， 群情愤慨 ， 务恳急救领袖之安全 ， 迅谋有效之处置 ， 我全粤言论界 ， 誓以血
西安事变对中国面临的外交挑战和机遇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面临的外交挑战和机遇的影响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外交角度出发，探讨西安事变对中国面临的外交挑战和机遇的影响。
一、对外交挑战的影响1. 近日的抗日统一战线受到破坏西安事变后，项英、张学良等人被迫加入“停战协定”的签署者之列，抗日统一战线从此受到了破坏。
由于蒋介石的态度，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外交难度。
2. 国际反共情绪加剧西安事变前后，国际反共情绪明显加剧，西方列强多次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
这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上承认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难度，同时削弱了中国的外交谈判实力。
3. 中国外交形象下降西安事变对中国外交形象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动荡和军事混乱感到担忧。
西方媒体大肆宣传中国的动荡局势，导致中国面临着国际形象的下降。
二、对外交机遇的影响1. 统一抗日阵线的促进毫无疑问，西安事变促进了统一抗日阵线的形成。
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意识到惟有打败日本才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因而中共、国共两党开始铺开合作，最终达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应对新形势的决定》。
这种新形势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所产生的外交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2. 国际舆论的改观西安事变后，国际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开始改观，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抵御日本侵略中的作用。
这也导致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关注不断增加，从而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契机。
3. 中国外交主动权的提高中国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外交中处于被动地位，但是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
影响中国外交主动权提高的因素包括：改善了国共关系，调整了国家军队的人事权，并且使中国政府能够更加自主地制定外交政策。
4. 促进了中国形象的改善西安事变的影响促成了中国形象的改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抗日决心，为中国建立了积极、自信、向上的形象。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
西安事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
这一事件揭示了国共两党内部矛盾加深的现实情况，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问题的重要考验。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影响。
一、时代背景与事件概况西安事变发生在当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中国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此时，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使得中华民族团结面临重大危机。
此时，张学良等旧军阀势力试图借抗日之机恢复旧势，实现自己的野心。
而蒋介石则采取强硬的手段，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军事政变，软禁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改变基本国策。
经过长时间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以和平解决告终。
二、西安事变对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考验1. 政治稳定的考验西安事变暴露出国共两党之间矛盾的深层次问题。
国共合作抗日，但是两党实力对比不平衡，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治国思想等等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西安事变，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根本政治问题，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矛盾不可避免加剧，这对于国家的政治稳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2. 民族团结的考验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一直是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团结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胜利或失败。
然而，在西安事变后，由于国共矛盾加深，人民群众团结也遭到严重影响，这给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当时的社会舆论也非常重要，一些政治势力利用西安事变煽动民族情绪，试图对抗日统一战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西安事变对国家民族团结构成了重大考验。
三、西安事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 挑战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这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西安事变，由于国共矛盾加深，使得国家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挑战。
西安事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和互动
西安事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和互动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内战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事变发生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和互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一、事变发生前：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
中国国内战争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同时日本侵略中国不断加剧。
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外交政策开始倾向于支持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中国的能力逐渐减弱。
二、事变发生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1. 英美的反应西安事变发生后，英美方面相继发表了声明，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
英国政府要求解放被扣押的各国外交人员，美国政府立即向中国政府发出短期注意，谴责拒绝充分合并国共两党。
此外，英美还将中国列入其关注的国际问题名单中，认为中国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解决。
2. 日本的反应日本作为中国主要的敌对势力，在西安事变后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机会加强了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加速了对中国的领土侵占。
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要求中国取消国共合作。
3. 世界舆论的反应西安事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世界各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立即谴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
许多国家也呼吁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稳定局势。
三、事变带来的影响及启示1. 西安事变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西安事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得中国问题成为了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
这一事件证明了中国的问题对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 西安事变凸显了国共矛盾的危害西安事变的发生暴露出国共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如若继续恶化，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而意味着需要尽快结束这一矛盾，实现国共合作，从而达成全国性和平与稳定。
3. 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国的全面抗战西安事变的发生，加强了中国各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使得全国之间的团结更加稳固，从而为之后的全面抗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性贡献
2021年第12期文史春秋百家讲坛● 郭松林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应对之策。
在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针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势，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和平解决事变、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起到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震惊中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突然于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意在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虽然事先并不知情，但事变发生后，即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从全民族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火速由保安（今志丹县）赶往西安，为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落地生根，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工作，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特别是对张学良由拥蒋“剿共”到逼蒋联共抗日的重大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关键作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的当天，虽然发表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的《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但对事态的发展颇感茫然，特别是被南京政府和社会媒体以及许多地方军政官员视为“劫持统帅，大逆不道”的舆论施压，不知所措。
事变当夜，南京方面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议。
会议形成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加推何应钦等6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委，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并决定，应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
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后，分别致电各省市当局，要求“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并付阎锡山以“营救全权”。
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施行分化瓦解之策，孤立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施加压力。
这使尚在上海、力主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的宋美龄有一种“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之重围之中矣”的感觉（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南京政府的这些激烈措施，加剧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对立气氛，而阎锡山的背弃，盛世才的多变，刘湘的中立，青海、宁夏马家军的动摇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个别将领的投靠南京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事变的妥善解决造成极大的2021年第12期文史春秋百家讲坛困难。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张学良作为该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张学良自身的影响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文将从张学良个人的经历和西安事变的影响两个方面，探讨这一时刻的重要性。
首先，回顾张学良的经历可发现，他是一位具有深厚军事才能的军事家。
曾多次在国共内战中领导国民党军队取得重要战果，而他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抵御日军进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张学良是国民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但他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逐渐加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事变发生时，张学良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希望通过这次事变来改变国民党的政策。
他迫使蒋介石与他进行了会谈，并通过与共产党合作的方式，提出了多项改革建议。
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事变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了临时的合作。
事实上，这次临时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对推动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也促使了广大民众对军阀主义和专制独裁的不满，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创了新的局面。
尽管西安事变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复杂性和问题。
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并生活在政治舆论的阴影下。
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也并未获得国民党的积极响应，反而加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因此，尽管此次事变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困境。
总的来说，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事变的发生不仅反映了张学良个人政治抉择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纷争。
尽管此事变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也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治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
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西安事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张学良的政治角色，同时也能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论西安事变是几方势力搏弈的结果
论西安事变挽救中国命运是多方势力搏弈的结果08历史2班庄严【内容提要】：1936年12月12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 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 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 逼蒋抗日, 采取果断措施, 率部“兵谏” , 一举逮捕了蒋介石及其聚集在西安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 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虽然事变最终以和平收场，但在斡旋的过程中，充满着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东北军、中国共产党和众多国际势力等因素的较量。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蒋中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众所周知，自从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发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讲话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由蒋中正亲手制定的政策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
两个月后，沈阳被日军攻占，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1933年，日军顺着长城一线将战火打到华北地区，直至1936年，东北三省和部分华北地区沦陷，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国家危机存亡的关键时期，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那就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主导的西安事变。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蒋中正平安回到南京，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圆满结局。
与圆满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复杂的谈判过程，其中交织着多方势力的利益，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搏弈中，是各方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才导致这种结局的产生。
一、南京国民政府各派势力对事变走向起关键作用。
（一）蒋中正本人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蒋中正本人的态度对事件的走向有直接的影响。
对于当时独裁统治的蒋委员长而言，被自己的部下兵谏，无论是从道义还是面子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由于形式严峻，自身无法掌握主动权，故对张、杨二人施行不理不睬的拖延战术，以保全自身平安。
虽然“攘外必先安内”是其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但由于日军将战线推进到华北地区，亦使得蒋委员长不得不重新审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否能够适应新局面的发展。
西安事变对中国宪政历程的影响
西安事变对中国宪政历程的影响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是中国国共两党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也是中国宪政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宪政建设，对于中国宪政历程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对中国宪政历程的启示1936年的西安事变，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也引起了中国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在这个时期，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正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家的政治生态仍然非常不稳定。
西安事变的发生，正是一种对政治体制的冲击，也是对国民政府政治不稳定因素的一次剖析和反思。
首先，西安事变对中国宪政历程的影响在于，它令国家领导人感到必须加强独立的思考和决策。
由于蒋介石此前固执地坚持一种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一些事情的解决方案可能没有得到彻底的深思熟虑。
西安事变的发生，激发了国家领导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使他们更注重理性思维、团队协作和集体决策，以更加均衡、全面地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第二，西安事变还体现了民主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民主权利是宪政的基本理念之一，中国的宪政历程也是一步步走向民主化进程的。
西安事变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种种缺陷和漏洞，并迫使国家领导人面对公众舆论的压力。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大规模应对西安事变的同时，也为了避免民意的反弹，开始倾向加强国家行政机构的民主性和公开性，建立了一种更具代表性和灵活性的机制，以保证民主决策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三，西安事变也加强了中国反腐倡廉的立法和执行，扩大了国内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在此期间，国家对权力作出更严格的控制，加大对禁止腐败的打击力度。
针对蒋介石的质疑，一些国际媒体也呼吁加强反腐倡廉立法。
此后，在中国宪政、司法中坚持反腐倡廉的原则，成为中国宪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西安事变对中国宪政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推动中国宪政历程的深入发展。
西安事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篇一：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献综述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陈苗历史系历史学“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张同新在《从国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
蔡克文在《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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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探析西安事变中的舆论之战吴帮乐【摘 要】西安事变是一场政治斗争，事变的结局是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但是媒体舆论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变的进程。
在西安事变中，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官方舆论场、社会民间舆论场以及国际社会舆论场，它们在事变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形成了各个舆论势力，切磋琢磨、交织融汇，促成了最终相互妥协的合力。
【关键词】西安事变 媒体 舆论发生在80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和走向。
西安事变的发生、演变和最终的解决，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
事变的最终解决虽然是经过各方艰苦谈判达成的，但媒体舆论之战所映射出的民心民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系。
尽管事变结束后蒋介石食言而肥，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被排挤、打压，一人终身幽禁，一人惨遭杀害，但事变过程中双方都力求掌握舆论主导权，赢取民心，争取更多支持的做法，也给了人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官方舆论的斗争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类媒体发动舆论宣传，为事变造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毅然下令扣留了在西安（临潼）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并于当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痛陈东北沦亡之恨、国权凌夷之辱、爱国救亡之殷，并提出了西北军民救国八大主张，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被捕爱国领袖和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举世震惊。
张、杨对时局的宣言于12月13日发表于当日创刊的西北抗日联军机关报《解放日报》。
此后，张、杨还发表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讲话配合行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张学良对其所部发表讲话，阐述事件原委和其于国家民族兴亡的重大意义，讲话原文于三日后刊载于《解放日报》；12月14日，张学良于西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将国际国内的危急形势和自己发动事变的起因告知全国公众，要求停止剿共、停止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并向国人正式提出救国爱国八项主张，进一步为国民揭示事件原委真相，内容慷慨激昂，发自肺腑，广播原文于次日刊载在《解放日报》。
同日，杨虎城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再次强调国难当头、抗日救亡的迫切性以及“西安事变”的正当必然性；12月17日，张学良为组织抗日援绥军通电，通电原文于12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此外，张、杨还分别通过市民大会、阅兵式等活动，多次发表激昂热烈的讲话，向市民分析形势，强调主张。
并且向中共中央、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将士，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及泰晤士报等各方致电，表明其决心、主张、苦衷。
这一系列的媒体事件，形成了以西北地方政府为中心的，以《解放日报》为主导载体的爱国主义的救亡图存舆论态势，将“西安事变”定性为一次救亡图存、顾全大局的爱国主义，肯定了西安事变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鼓舞全国范围内的爱国志士支持张、杨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一方面严密封锁西安方面对外联络通讯，不让国人知道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让国人知道张、杨二人的爱国主义主张；一方面立刻对于“西安事变”进行了舆论应急措施。
1936年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负责的《中央日报》上刊载了国民党关于西安事变的处置办法决议，将张学良等人发动此次事变的行动定性为“叛国行为”，决定严惩，并于当日发布了对于张学良叛国的严办令，指斥张学良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行同匪寇，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次日，《中央日报》发布行政院临时负责人孔祥熙向各省市当局的电报，其内容强调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要求各省市一致拥护中央即定之国策，一切政务照常进行。
15日，《中央日报》发表宋子文于上海的谈话，将“西安事变”叙述为“国家最不幸之事”。
17日，国民党于《中央日报》发表对张学良的讨伐令，指斥张学良背叛党国，不仅不思悔改，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扰害大局。
国民党在蒋介石被扣留期间，操持舆论，利用《中央日报》对张、杨施压，彻底否定“西安事变”的正当性与爱国主义性质，将其定性为叛国，威胁发动新的内战，并不断强调蒋介石的主张，拉拢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以稳定乱局，孤立张，杨，对张、杨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压力。
《解放日报》与《中央日报》形成的舆论对战态势，使“西安事变”快速升温。
张、杨二人的爱国主义行为是可以令当时大多数爱国志士为之震动的，他们的爱国主义宣传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舆论倒逼攻势，与社会民间舆论以及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张力，为张、杨二人事变之后令人唏嘘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另外，除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桂林日报》倾向于支持张、杨二人外，各地方当局及其他官方报刊也对张、杨二人进行了谴责与攻击。
二、社会民间舆论在西安事变中，以《解放日报》和《中央日报》的不同观点为中心的两大对立舆论场成为了社会民间舆论的参考系。
其中，爱国群众组织采取一种从国家存亡大局出发的，不支持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为，但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言论态度；而其他社会群体、个人的意见则大相径庭，褒贬不一。
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回族救亡联合总会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爱国群众组织在西安事变刚发生之际便积极响应并且支持张、杨之主张。
其中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于12月14日发表宣言，指出自事变发生后，“消息混淆，真象莫明，致使国人明辩失据，善恶难分。
”强调张、杨八项主张为“全国民众迫切之要求”，指斥南京政府“既以党官高坐庙堂，视异己为仇敌”、“数年来集全国人民之膏血从事内战”，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对日宣战”。
认为西安事变不是· 99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02个人之争，而是国策之争，南京政府如不接受八项要求，西安事变绝不可能和平解决。
12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肯定张、杨二人的主张，批评张、杨二人所采取的“武力诤谏”手段，认为“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尊重全国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呼吁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
青岛市十万纱厂工人极力支持张、杨二人，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其向张、杨二人致电内容于12月22日载入《解放日报》。
然而，支持张、杨二人的社会群体实力远远不如反方。
12月15日，北平《世界日报》发表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7人致张学良电，认为蒋介石“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要求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束身待罪”。
“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
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八十三团体亦于12月13日致电张学良，指责其“忽作揖盗开门之举”、“投入恶魔之怀抱”、“重肇国内分崩之惨祸”。
特别是文化名人胡适，于12月20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论，标题就是《张学良的叛国》，公开反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痛斥和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是叛国祸国”，并为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进行辩解，说“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称赞南京政府对张学良发出“讨伐令”是很正当的处置，指责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共产党的对日作战“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等等，由于胡适的文章很符合国民党政府当时的需要，因而被大量印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分析社会民间舆论，可看到，无论是正方反方，都借爱国救国之名义来发扬主张或者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但是，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各方舆论的角力，对张、杨二人清醒判断人心向背和社情民意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张学良做出释放并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决定产生了效力。
更重要的是，除胡适等个别人士外，大多数人都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社会民间舆论的大势要求决策人将民族矛盾视为第一大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最终国共联合抗日的成功。
三、国际舆论反应 此次事变涉及到各个国家的利益以及整个国际政治局势的发展走向，所以，大多数国家对于张、杨二人所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二人的主张都持否定的态度。
抗日容共的政策对于日本来说非常不利，日本《朝日新闻》于12月15日和18日连发两篇社论，对西安事变、国际关系以及日本政府应如何应对发表看法。
第一篇社论有点对中国发生内乱幸灾乐祸的感觉，因为文章一开头就说“蒋介石迄今以来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是总揽军权、党权、政权、财权，这次失了他，自然是重大的打击”，同时，也对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进行猜测，提出应重新检讨中日关系，妄图借机霸占华北地区，落实防共协定，并“希望中国政府投顺”，“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残局”。
第二篇社论则警告中国“勿陷于赤祸的陷阱，勿堕入从前的覆辙，用以夷制夷的手段”，总体上还是害怕中国由此形成抗日的统一战线。
特别是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最终如何解决极为关注，担心“倘中国由此而更采取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匪浅”，强调南京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德国与南京中央政府有着外交关系，其媒体对蒋介石表现出同情与忧虑。
12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联政府携手发起事变，提出主张，目的在于颠覆蒋介石的势力。
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也认为张、杨因其野心而削弱了中国抗御外侮的力量，肇害了中国。
作为共产主义大国苏联，也在12月19日发表声明，认为张学良等人发动的西安事变，会破坏中国统一，并且极力撇清其与张学良关系，声明苏联政府与事变无任何联络。
其实早在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叛变，抨击张学良“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
”“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
”只不过因为南京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怀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与苏联人有关系，所以一直拒绝转载苏联报纸的消息和评论。
国际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对两人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其中，苏联官方的回应使得张、杨的行动和主张在国际社会彻底孤立无援。
四、结语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关键转折点，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盘根错节、相互挤压，最终导致张、杨二人断然采取的一次爱国行动。
总体来说，西安事变存在的三个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社会舆论场、国际舆论场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发展和嬗变。
南京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媒体为张、杨贴上了“叛国”的标签，多数社会群体组织和个人虽然支持张、杨爱国主张，但对其发动“兵谏”的行为进行指责，国际舆论则普遍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出于个人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