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历史认识论

3、知识构成：史学工作者之间共同点是都有一定 知识构成： 的历史知识，但单就历史知识而言，每个人的偏重点 也有区别。而且史学工作不是光有历史知识即可，相 邻的语言文字学、地理学、文献学、哲学等等以及相 距较远的各门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是千差万别， 这些都影响历史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实例：项羽 “重瞳”，两个瞳孔，实际上是虹膜炎；中国古代之 “甘露”被视为祥瑞，汉代“甘露之变”，实际上是 蚜虫的排泄物；王国维、郭沫若等对甲骨文、金文的 研究；陈垣文献学与治史等等）
2、历史认识的主体，是进行历史问题思考和研究活动的人。 、历史认识的主体， 人所要了解与评析的历史事物，即是历史认识的客体。但历史 认识的客体大多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状况，一般情况下，这使认 识的主题与客体无法直接接触，主体不能直接考察他要了解的 客体，而只能借助一个中间环节，我们将之名为“中介”，在 大多数的情况下，历史认识是要主体通过中介来认识客观的历 史。 历史认识主体是进行历史问题思考与研讨活动的人，这里有两 层意思：一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历史认识的主体行列，二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在学科越来越专业化的 近现代，历史认识的主体越来越集中性的由历史学者、哲学学 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考古学者来充当。但这些职业性的 学者当然不是天生的、特定的人群，什么人都可以经过学习、 训练和实践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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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认识的客体与中介
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的客体，就是人们所要认识所要研究的所有 历史认识的客体 对象，其内容具有伏在性，既包括人类以往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以往的 社会活动，也包括人类的以往的精神活动。例如我们研究韩非的思想，韩 非的思想就成为历史认识的客体。思想在其产生的当代，是依照主观意识 的问题，但历史的积淀，使之成为历史认识的客体，这需要因为注意。谈 论历史与谈论历史认识，是不同的话语前提，概念的意义有时区别很大。 历史认识的中介： 历史认识的中介：是指历史认识主体借以认识客观历史所需要的中间媒 介。由于历史事物大多属于一去不返、无法复现，后代的认识的主体 不能 直接观察、研究，则需要借助现存的能够反映认识对象的中间媒介，揭示 研究客体的状况。含有历史记载的文献、以往实物、遗址等历史遗存，均 可作为历史认识的中介，这在一般史家那里称为“史料”。中介其实也是 一种客体，它因为反映着其他层次的客观历史，故被利用作某项历史认识 的客体。不言而喻，曾作为”中介“的客体在另一研究方向时就可能成为 直接的历史认识对象，例如《汉书》可以作为研究西汉历史的中介，但当 我们从史学史角度研究《汉书》的内容、结构、观点之时，《汉书》就成 为历史认识的直接客体。因此，并非所有历史认识都不能接触直接的客 体，”中介“不能称为历史认识的要素。那种动辄断言历史认识离不开” 中介“、断言历史认识须有”三要素“的说法，是极其片面的。说历史认 识有什么”三级思维“等等，更是不着边际的故弄玄虚。总之历史认识的 中介的性质，应注意：
C、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形成特定的思想“范式”和话语系统。 一定社会文化环境形成特定的思想“范式”和话语系统 历史认识不仅受政治的、宗教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制约，而且 其表现之一是一套概念、范畴和命题的体系，从而确定一种语 言与逻辑方式。不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冲破这套“范式”， 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打碎旧范式和建立新范式的。这样，在同 一认知环境下即使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立的认识，也有着时 代共同性的烙印。这说明认知环境对认识深度的强大制约作用。 （实例：民国时期学者对清朝官方文化的评论，就趋于贬低， 梁启超说清朝是摧残中国文化；文革前与文革中的“历史主义” 与阶级斗争观的问题，“五朵金花”的历史问题等等）。 思 想“范式”的作用是二重性的，它可以帮助主体思想迅速地整 合个别的认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旧的范式或范式中落伍 的东西也可以使认识趋于保守，阻碍历史认识取得大的突破性 进展。
5、史家的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认识的过程除了逻辑的、理 史家的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 性的思维之外，也受情感、性格、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是 个性极强的因素，作用比较微妙。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 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 种目的的人。”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在一般的历史认识中，人们也 总是不自觉的对自己的认识对象进行很复杂的微妙的情感体验。黑 格尔说：“我们简直可以断言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 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因此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 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史的经纬 线。”列宁也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 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20卷，页255）情感、灵感等也不是 脱离现实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性格情感因素与史家的认知环境和生 平经历密切相关，灵感多为长期专业性思考在意识中积淀下的认识 上的联系，被偶然诱发而突然展现。（实例：李贽叛逆的个性对孔 子的评价，就是个性影响的例子；浙江人对浙东学术的评价问题， 就受到乡土先贤情感的影响）。明白了历史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 也就等于明确了史家应当努力学习、锻炼和实践的方向，除了“认 知环境”不是个人之力能解决的外，其他都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 改善。
4、思维能力与治史方法：人的思维能力由于各种原因（先天 思维能力与治史方法： 的差距、思维模式、后天的知识培养）有高低不同，这是不可 否认的。不同史家的治史方法也不相同，这与思维能力有联系， 也与学习、实践、工作经历中形成的风格、习惯有很大关系。 例如疑古派与信古派在研究古代史时考虑问题的起点就不同。 有的人是先阅读资料，排比分析，形成初步看法，再查阅史学 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然后再写文章表达认识。有的人先阅 读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比较不同观点，再查阅资料，形成 自己的见解；有的人是先确立一个选题，然后去查资料、查研 究状况等等。有偏重于史实考证、清理的，有偏重于评论分析 的。治史方式、途径有很大的区别，认识也会有所不同。
2、 认知环境：是指形成历史认识某种社会的与 认知环境： 时代的背景条件。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社会的与时代 环境中，其认识不能不被这种环境条件所影响，这种 影响有时是不知不觉中起作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 点：
不同环境条件引起史家关注点不同， 当下意识促 A、不同环境条件引起史家关注点不同，“当下意识促 不同环境条件引起史家关注点不同 使史学家发现历史”。国家存亡之际，引起对历史上外患 使史学家发现历史 时期历史的关注；民族战争时期引起对历史上民族战争的 关注；贪污腐化严重的时期引起对历史上贪官问题的研 究；。 。 不同的时代与环境条件造成史家认识深度的区别， B、不同的时代与环境条件造成史家认识深度的区别 也造成评价历史问题的出入。例如对经济史问题、历史上 改革问题、许多具体的历史人物的评断，都会出现偏差。
政治立场： 6、政治立场：政治立场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它本不是一种具体的认识 因素，但是，它却常常给主体的历史认识活动以深刻的影响。而现实政治， 有时是历史上的政治状况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上的社 会政治问题时，就很自然会沟通它和现实政治的联系。于是，历史学家对现 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个人的政 治情感，形成影响历史认识的一种因素。是否政治立场一定会影响所有的历 史认识呢？那是不应一概而论的。第一，历史上的某些现象，不应当与史家 的政治立场发生密切联结，如现代中国的史家，无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还 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或者是无党派立场，都可能批判秦始皇的残暴政治。 第二，优秀的史家，会自觉地警惕自己政治态度干扰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尽 力抑制主观性因素。荷兰史家、喀尔文派教徒凡·累德（1550～1602）说： “我要大胆宣布：我经常以自己的意见和行动支持站在宗教和自由一边的那 一派，但我的笔杆子只支持真实情况，既不隐瞒抵任的优点，也不隐瞒朋友 的缺点。”（见《历史著作史》上·二,P.829）法国杰出的历史家、文献学 家冉·马比昂（1632～1708）是属于摩耳教团的教徒，他做的历史文献研究 有许多结论不利于本教派，因而受到教会诘责，他回答说：他很愿意根本就 不写历史，但如果写的话，就必须写真实情况。（同上书下·三,P.21）撰有 大部头史书的历史家梯也尔（1797～1877）是大政治家，而他说：“我对历 史的使命还是怀有尊敬之心的，生怕写出不准确的东西”。（同上P.342）
1、中介不能完全覆盖客体，即史料无论如何丰富，也不可 能完全反映客观的历史。而实际上，历史研究也没有必要要求 认识所有的历史枝节。 2、中介有时会超出原本的客观历史，出现根本没有的事件 的记述。 3、一种历史认识的中介，在另一种历史认识中可能成为直 接的客体。 由于大量历史认识需要借助于”中介“，所以史料、历史文 献、历史遗存的研究，是史学建设的重点之一。这是史料、重 视原始史料、重视史料文献的考订、辨伪，是历史学的优良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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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认识的主体的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对于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同的史学工作者经研究会得 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历史认识，如果不考虑因立场、利益关系故意发 表不真实的见解，那么造成不同历史认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史 家具有不同的认知结构，学术研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深刻的 根源，就在于每一个研究者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并由此 形成了他对历史的特殊测度。史学工作者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主要包括： 认知结构 历史观：史家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观的影响下研究历史、认识 1 、 历史观 历史的。历史观虽然是对历史的总括性看法，但却渗透到具体的历史 眼光和方法之中，制约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当然，史家的历史观在 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 中，有对儒学经典的颂扬，也有集中的指责和抨击，这其实是他的观 点有所变化造成的。当代的史学家也有历史观发生变化的实例。当对 历史的认识总是发生偏差或遇到困难之时，也应当在历史观上反思一 下是否需要改造，有人把这一点称为哲学观念。有人说：“哲学没有 历史，是空洞的；历史没有哲学，是盲目的。”如果人们的历史认识， 没有清醒的正确的哲学观点作指导，那么，认识活动必然带有极大的 盲目性，主体就不可能窥见历史的深层，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规律性的 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