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悲剧意蕴
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

高明（１３０７？～１３５９），字则庆，号菜根道人。

浙江瑞安人。

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至正五年（１３４５）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

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

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

约在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

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

诗文集《柔克斋集》共２０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

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

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

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

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

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

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

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

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

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倖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

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

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

与此相联系，
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

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

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

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

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

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

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

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

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

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

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

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

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

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

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

剧本第四出“强试” 是冲突的开端。

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

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

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

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

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

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

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

”但朝廷的答复是：“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

”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

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

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

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

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

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

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

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

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

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

《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第三节《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蔡伯喈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赵五娘与礼教制度下的女性生活双线结构流传与影响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划方面尤为突出。

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

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

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

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

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

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

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

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

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驼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

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赵五娘形象的刻划也比较成功。

她善良朴素、刻苦耐劳，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

在她身上，体现了古代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

《琵琶记》的难得之处，还在
于它揭示出赵五娘的不幸，其实也是礼教纲常所造成的。

赵五娘的初愿，是“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甘守清贫的生活。

但这位封建时代的小媳妇，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

像丈夫赴试这样的大事，她根本不得参与；她曾埋怨蔡公逼试，要拉伯喈去向蔡公劝说，但欲行又止，深怕被责“不贤”，被说要将丈夫“迷恋”。

伯喈被迫赴试后，照看公婆的责任全部落在她的身上，使她落到了不得不做孝贤媳妇的境地：“也不索气苦，也不索气苦，既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省了些闲凄楚！”礼教的熏陶，家庭的责任，使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只能干脆以做个“孝妇”自解，“索性”两字，充分说明了她的无奈。

然而，她的尽心尽力、自食糟糠的行为，如果公婆能够理解，犹可忍受；最不堪的是还要受到婆母的猜忌。

蔡婆说：“亲的到底只是亲，亲生孩儿不留在家，今日着这媳妇供养你呵，前番骨自有些鲑菜，这几番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捱？更过几日，和惚也没有。

”并对赵五娘诸多责备，甚至怀疑她独自在背地里偷吃过好食。

面对内外交困的悲剧命运，赵五娘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徐文长评云：“唉糟吃糠不难，吃婆怨气更难。

”（引自《三先生合评本琵琶记》）因为礼法规定媳妇不得与婆母顶嘴，赵五娘纵然心中不平，“便埋冤杀了，也不敢分说”。

她怨肠百结，只能对糟糠倾诉：
〔孝顺歌〕哎得我肚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

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探持。

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

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出。

（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好似奴家共夫婿，终无见期。

丈夫，你便是米么，米在他方没寻处。

奴便是糠么，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
是朝廷“皇榜招贤”和公公逼试，将她与夫婿“簸扬作两处飞”；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小媳妇的处境，使她“遭砻被舂杵”，“吃尽控持”。

这两支曲子，把赵五娘的苦楚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在《琵琶记》里，作者歌颂了赵五娘的“有贞有烈”，守礼行孝，但以更多的笔墨，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伦理纲常给予女性的隐痛。

这些也正是作者期待“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注意。

蔡伯喈和赵五娘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元代后期，戏剧舞台逐步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颇有特色。

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

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

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展示出生活画面。

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

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

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
反差，使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

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兹罗襕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

优裕闲适的环境与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

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赵五娘一线，语言本色；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

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

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

不少唱词、对白能与角色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

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中不弹。

〈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

这是新弦，俺弹不惯。

〈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

〈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

〈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

〈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

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他们的性格以及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

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

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

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境中对立的心境。

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早期南戏大多出于市井艺人之手，艺术上比较粗糙，其文学性远逊于北杂剧。

而《琵琶记》则借鉴和吸收了杂剧创作的文学成就，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例如“临安感叹”、“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大套曲文抒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梧桐雨》、《汉宫秋》第四折因物起兴手法的延续。

杂剧在元末虽然已经走向衰落，但元代的戏曲活动并未衰落，因为以《琵琶记》为代表的南戏继起了。

《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南词叙录》）。

到了明代，《琵琶记》更成为人们仿效的典范。

就形式而言，它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固定范式；它的曲律，成为名家曲谱选录的主要对象，也是人们谱曲作剧的直接依据；它在长期的演出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表演艺术，还使它成为演剧的典范，成为每一个演员必须学习的入门戏本；而每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兴起，往往从成功改编《琵琶记》等作品为开端。

所以《琵琶记》在明清时期仍活跃于舞台，是戏曲史上传演最广的作品之一。

《琵琶记》多达数十种的明代刊本，还表明它同时也是人们案头阅读的对象。

从思想内容的影响而言，明代《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作品在表层意义上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浣纱记》和“临川四梦”等则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

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到《琵琶记》的印痕。

所以后人称《琵琶记》为“词曲之祖”。

从这个意义上说，《琵琶记》实为元代剧坛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

《琵琶记》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典戏曲之一。

早在１９世纪，就先后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选译和介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还进入百老汇演出，颇受观众欢迎。

四大南戏及其他《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
故事梗概：杜十娘(THE BEAUTIFUL COURTESAN)
燕京名妓杜十娘，与书生李甲相爱。

她自愿付钱给李甲为己赎身，嫁与李甲。

在一个深秋的早晨，李甲偕同杜十娘离开燕京乘船回浙江绍兴。

李甲的好友柳云卿和十娘的姊妹徐素素、林玉霜送行郊外，大家都为他俩祝福，希望他们永远相爱，偕老百年。

风雪阻塞了航路，他们的船只只好停泊在瓜州渡口。

黄昏时候，十娘在船舱里轻轻地弹着琵琶为李甲消遣旅途寂寞。

而李甲却别有一番心事：快到家了，带回一个“青楼妓女”一定会受父亲的责备，亲朋的耻笑，他为此愁肠百结，暗地里焦虑徘徊。

悠扬的琵琶声，飘入盐商孙富的耳朵里，他悄悄把船只摇近李甲的船只，想打听弹琵琶的人是谁。

第二天，他果真看到十娘，馋涎她的美色，于是装作“斯文”结识了李甲，邀他到岸上去饮酒谈心。

孙富从李甲口中探出他的“心病”，就紧紧抓住不放，说了许多带十娘回家的害处。

李甲本来就犹疑不安，加上这些“规劝”，越觉得自己的“名声”、“前程”要紧。

遂决心抛弃十娘，并答应以千金卖与孙富。

李甲回到船舱，有愧于心，不敢吐露真情。

十娘见他神态失常，便百般温存地劝慰，又探询、又猜测，希望能与丈夫分担忧虑，直到知道李甲原来是寡情绝义要遗弃、出卖自己的时候，真如晴天霹雳，几乎晕倒过去。

她悲愤至极，只是悲叹“人心奸险，世道残酷”!并决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着李甲、孙富的面，打开描金匣，对着积藏多年的珍珠宝玉感慨叹息，然后抱着描金匣纵身跳入江中。

在山西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珙，偶遇扶柩回乡在寺中西厢借住的原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由于互相吟诗而产生爱慕。

一次强盗孫飛虎帶手下慕名围寺，要强抢崔莺莺，莺莺的母亲老夫人宣称谁能救他女儿就将女儿许配他，张生向他一位故旧“白马将军”蒲州杜太守写了一封求救信，由一位僧人突出包围送出，杜太守发兵解围。

过后老夫人因门第不当悔婚，只让莺莺拜张生为义兄以谢搭救。

张生在悲慟之下一病不起，莺莺也大為傷痛，後來在莺莺的丫鬟红娘的帮助下，两人暗通书信，最后私情被老夫人发现，便欲馬上將莺莺嫁給一名貴族公子，但由于红娘据理力争，无可奈何之下，老夫人命令张生上京赶考，如能蟾宮折桂成為狀元便真的把莺莺许配與他，於是张生便努力攻書，考中并回来迎娶莺莺，有情人終成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