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哪儿了？(外二篇)

我去哪儿了？（外二篇）作者：刘成纪来源：《西部·新文学》2014年第06期这个标题是从一个朋友的博客里借来的。

每次看到它，我都感觉它非常有趣。

它能让人感觉自己的年龄在变小，对一件原本知之甚详的事情，重新激起一种童稚式的好奇。

那么，我消失的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到底做了什么？可能根本没有人想知道。

或者，在某个人际圈子里只有两三个人想知道。

原因很简单，除了一些明星大腕，大多数人对身边平凡人物的在与不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那么，这剩余的两三个人，你们想知道我到底去了哪里，我最近做了什么吗？呵呵，此刻，你可能正睁大双眼期待着我的回答，但我可能只是莞尔一笑，说：“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秘密！”生活中有很多秘密。

秘密之所以被称为秘密，就是因为不能告诉别人，所以我们一般又把秘密称为“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媒介时代，每当领袖人物某段时间没有出场，马上就会引来种种猜测。

比如，金正日今年上半年曾玩过一段时间失踪，于是西方媒体说他动手术了，生命垂危了，被政变搞掉了，到中国广东秘密考察去了，等等。

但是，普通人不同，他的存在与失踪，对其他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在人们的眼前晃着，并没有显得多余，你很久没在人们的眼前晃，也没人感觉少了什么。

直到有一天，可能突然就有那么一个契机，你开始被注意，但大多不是什么好事，比如你跳楼了，你被抓了，这时他们才会如梦方醒一样：“哦，怪不得很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能否认普通人内心也有很多秘密存在，而且这秘密对当事人而言，一定被认为是值得隐藏的。

秘密的“不可告人”，源于它的“见不得人”。

在中国，这“不可告人”和“见不得人”往往被作了道德化的解释，但就其一般意义来讲，无非是说一件事不能告诉别人，因了自我界定的羞感而无法曝光。

呵呵，就那一点毫无价值的破事，说了又怎样？当一个所谓的秘密真正被曝光时，我们往往会认为死守秘密的当事人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苦心的遮掩只不过是故弄玄虚。

但人的天性往往又是乐于故弄玄虚的。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三岁左右的幼儿跑过来，伏在妈妈的耳旁悄悄说了什么，然后又走了。

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喜欢一种神秘兮兮的氛围，一种要将某种东西秘传给别人的冒险感觉。

怀抱秘密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秘密，心怀好奇的人则总是对他人的秘密有一种本能的窥视欲。

一方想知道，另一方偏不想让人知道，这就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一种无形的心理紧张。

这种紧张构成了一个待解的事件，甚至事件的当事人往往可以被遗忘。

在大街上，如果有一群人围成一个圆圈，慢慢就会有更多的人围上来，大家都渴望自己的脖子能像鹅一样长，直至伸到“事件”的中央。

他看到了什么？更多情况下，他根本什么也没看到，但这个围成的圆圈已经将圆心地带强化为一个事件，勾起他种种了解的渴望。

果真如此，人围绕自己制造出一些秘密就是重要的，这是让自己引人注意的最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比如在大学时代，我们往往会更迷恋那些踽踽独行、落落寡欢的男生或女生，总莫名其妙地惦记着他们，要了解他们，要跟他们谈恋爱。

因为踽踽独行、落落寡欢使他们显得那么深不可测，像深藏着无限人生奥秘的哲学家。

人，因为秘密的不可告人而拒绝将自己交给语言，因拒绝将自己诉诸语言的表达而强化着自身的神秘感。

语言总是让自己在场，让自己暴露于一览无余的阳光。

一旦自己一览无余，也就对他人变得毫无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秘密以及由秘密造就的神秘，总会对他人构成一种无形的吸引，而这种吸引则可以有效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事件的中心。

是的，在黑帮或警匪片中，英雄或黑帮老大总是很沉默，他们无言是因为导演不让他们言，因为秘密可以制造悬念，并强化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敬畏感。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忌，比如，他拒绝吃豆子，他从不走在马路的中间，他不允许妻子将锅底下的灰扒出灶外。

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从来不回答，也正因此，人们认定他具有大智慧，掌握着许多别人永远无法知晓的东西。

毕达哥拉斯有很多学生，但他整天隐身在幕帐中，终其一生，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有机会进入幕帐跟他交谈，其他人则只能通过这些进入幕帐的学生了解他智慧的进展。

有意思的是，倒是那些从没见过毕达哥拉斯的人，对他的学说深信不疑，甚至将他视为神的化身，这些人相互聊天，往往第一句话就是“毕达哥拉斯说过……”，相反，那些曾经进入过毕达哥拉斯幕帐的人，则不但敢于和他争论，甚至认为他的学说一钱不值。

在中国，法家也是主张用秘密来强化自己的神秘感的。

这种权术后来被秦始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隐身深宫，可以数月不跟大臣见面。

有一次他站在骊山上，被一个过路人看到了行踪，他就让人割了那个人的舌头，挖了那个人的眼。

秦始皇要干什么？他要玩失踪吗？是的，但这种失踪却恰恰强化了他作为帝王的在场感。

秦始皇不见了，群臣都会惶恐，都会感觉自己的身边无时不存在着帝王监视的眼睛。

“一无所在”正是“无所不在”，“不可告人”正是“行将告诉所有人”。

一个人成为话语中心，成为权力中心，成为威慑力的投放中心，恰恰是因为他的缺席。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董仲舒也是深谙这种权力之道的人。

早年，他深隐在河北枣强县，渐渐地，有很多学生来投奔，但这位大师深居简出，《汉书》说他“三年不窥园”。

事实上，正是这种隐身使他变得深不可测，或者说，反正你没了解过他，你想他的水平有多高，他就会随你的想象显得有多高。

在他的众多学生中，有幸进入他书房的，也只有寥寥几位，更多的人则只能听他的“入室弟子”代言。

这种故意的隔离很重要，愈是跟他从没接触的人愈会对他神化。

这跟毕达哥拉斯的情况一样。

这种神化，强化着董仲舒在知识界的权威性，也让他的学生及地方官吏把能与董氏见上一面作为巨大的荣耀。

后来，这种因隐身而反向铸成的巨大引力，连汉武帝也无法抗拒，于是将他请进了朝廷，而这才是董仲舒真正想要的。

当然，秘密的价值，并不在于全部将自身隐没在黑暗中，而是要不时暴露出一些让人有迹可寻的蛛丝马迹，对他人形成一种勾引。

这就像我们手里拿着一块肉逗狗玩儿，狗仰头望着肉，一次次地跳起来，而拿肉者则一次次地将肉提起，不多一会儿，狗就开始急得呜呜叫并舔舌头了。

如果刚开始就将这块肉扔给狗，它极可能了无兴趣，转身便走。

古代的文人大多知道如何借用这种方法来吊当权者的胃口，所以他们的政治欲望愈大，愈是要隐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

人们一般相信，越是在大山的深处，越是有更不可测度的秘密存在，而破解这一秘密，最方便的途径当然就是将这隐逸者请到自己的手下当官。

可能的情况是，皇帝深山访道，或者在渭水边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垂钓者而不敢打扰，但最终请来的不过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蠢货。

这时，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但他也不会戳穿这个被反复粉饰的谎言，原因很简单：他不想因为偶尔“失察”而断送自己“知人善任”的声誉。

所以，这些靠隐身捞得荣华的人，尽情享受他们的荣华就是了，他们很安全，而且，如果他反复申明自己是多么无用，多么无知，反而又给他们增添谦虚的美名。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个与孩童常玩的游戏——你双手捂紧，说：“看，我手里有一只小鸟！”小孩子瞬间变得很兴奋，怀着一种莫名的紧张等着你将双手打开。

你将双手打开一条缝，在孩童低头的瞬间却又将手紧紧地捂住，这时，他会更期待，更兴奋。

最终，他急得快要哭了，这时，你可以将手突然撒开，并指着天空，说：“看，快看，小鸟飞走了！”孩子看到了什么？当然他什么也没看见。

但你指向“鸟”飞方向的手指是如此坚挺，如此坚定，使他不可能怀疑这是一个骗局，而只能怀疑自己的视力。

那一瞬间，孩子的目光有些呆滞，怅然若失，但他马上就会欢呼起来：“啊，是啊，鸟飞走了，它飞得好高好高啊！”最后，你问他：“你看到了鸟吗？”他言之凿凿地回答：“嗯，看到了！”明明没有看到，偏说自己看到了，这是为什么？应该有三点原因：一是视觉经验的缺失，可以让人借助想象力进行弥补。

他没有看到鸟，但他可以用想象完成对鸟的再造。

二是人性的善良。

任何事件都应该有一个正面的结局，他不想让这次美妙的事件以无果告终。

三是个人尊严承认自己没有看到，就意味着自己的感知力值得怀疑。

一般而言，人都有虚荣心，为了被别人肯定，他宁愿维护任何谎言。

也许，这种手掌开合的游戏，是秘密的最佳隐喻。

如果一切是一览无余的，必然是毫无趣意的，所以生活的实相需要必要的遮掩。

但是，如果遮掩成了一种常态，使人无法产生任何期待，那也是乏味不堪的，就像狗不会对一块永远无法得到的肉抱有希望一样。

进而言之，打开手掌，什么也没有，你在哈哈大笑之间将这个秘密向孩子戳穿了。

这也相当无趣，因为你破坏了这个秘密，也就使生活不再有什么神奇，我们从此生活在真实之中，当然也就生活在枯燥乏味之中。

秘密作为秘密，它的价值可以有两种界定：一是它存在于遮蔽和敞开之间。

遮掩是为了昭彰，昭彰是为了显示更深层的遮掩。

这种半明半暗、欲说还羞的状态，为人的心理制造着难以言喻的紧张，制造着趣味与美，也使政治成为一种带有审美性质的游戏。

二是它存在于永续的遮蔽之中。

或者说，在一般的遮蔽与敞开之间，有一种更恒久的遮蔽续存着。

只有如此，游戏才能继续进行。

我们总爱说“揭开面纱”，但在这面纱的内层，最好还是要有新的面纱存在，否则，秘密将会永远消失，生活中的游戏将面临终结。

所以，秘密即便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谎言，我想，守护它依然是重要的。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真实，总需要有一些尚未被揭示的东西给生活增加一些趣味和吸引。

一个孩子成人了，知道了成人手掌里的“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知道了形形色色的童话统统都是骗人的，这时他变聪明了，但他曾经憧憬的世界哪里去了？当然，政治也是一样。

表面看来，权术者是因为明白了秘密的游戏原理而进行权力操作，但在其深层，它却依然使政治显示出诗意的特性。

“玩政治”的这个“玩”很重要，它在生命的深渊之上架起了一架供人游戏的扶梯。

我们即便能够看到深渊的实相，也并不值得庆幸，它只会吓得我们闭眼。

这样，在关于秘密的政治游戏中，哪怕能给自己找到一丝快感，也总比让残酷的现实吓得闭眼要强。

如果秘密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就像给这个过分裸露的世界穿上一层薄纱。

在中国历史上，最懂得守护秘密的人，是唐初生活在岭南的一个担柴汉。

有一天，他突然发愿，要到湖北黄梅山的东禅寺学佛。

学了八年，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主要的成果就是磨的面供养了寺院的僧人，然后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之类的小诗。

但是，正是这首小诗引起了院中长老的极大兴趣，一天黑夜，这位叫弘忍的长老将从不外传的“秘密”全部告诉了他，并且传了一袭袈裟让他做继承人，然后，这个担柴汉南逃了，因为怀着秘密的人往往是身处险境的人。

果不其然，东禅寺的一个大和尚领着一群小和尚追过来了，这个大和尚法名惠明，曾做过四品将军，当然会不少武功，或者说，将这担柴汉的脑袋从脖子上拧下来应该轻而易举。

惠明问：“老和尚到底告诉了你什么秘密？快说！不然的话……”面对这种情景，一般人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一样立马脚软，全面招供；二是像《红岩》里的江姐一样，大义凛然，打死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