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的人性
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是大多数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之一。
其中，有一个假设是基于政治理性人的概念，即政治参与者是带有理性分析能力的人。
然而，这种基本假设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假设太过简化，并未能全面理解人类行为的各种驱动力。
本文将重新探讨这种基本假设，并且举出五个例子证明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首先，政治理性人假设认为，政治参与者是理性分析的，他们会采取最合适的决策。
这种做法会使政治参与者受到各种信息的影响，例如公众舆论、政府官员的言行举止以及其他人的反应。
举个例子，当一个政治参与者需要选择投票支持哪位候选人时，他会从候选人的政策以及其支持者的言行中获得信息，并且考虑这些信息对自己的效益。
如果某个候选人的政策和言行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投票支持这个候选人。
政治参与者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自我约束，并且选择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
其次，政治理性人假设认为，政治参与者会遵循国家法律和道德规范。
这种行为来源于自我兴趣和愿望。
例如，一个企业家会遵守国家税收法规，不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些规定的道德价值，并愿意为其贡献一份力量，而是因为他不想为自己的企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种行为与自我兴趣和愿望相关，而不是道德信仰。
第三，政治理性人假设认为，政治参与者会采取最经济的行为。
政治参与者是智慧和理智的人，他们会考虑决策对自己家庭、工作甚至是国家的影响。
例如，在贸易议案上，政治参与者会考虑这种议案对于自己所在的产业或公司产生的影响，然后再作出决策。
政治参与者的行为是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尊重其他参与者的情况，以平衡和平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目标。
第四，政治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形成一种政治态度和行为。
例如，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可能来源于他所居住地区的文化、宗教信仰、教育和历史背景。
阳光普照的地区与暴力和饥饿的地区的民众，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于政府的态度是不同的。
政治“两面人”现象的危害成因及其防治
政治“两面人”现象的危害成因及其防治1. 引言1.1 政治“两面人”现象的定义政治“两面人”现象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人，在表面上表现得忠诚、奉公守法，但实际上却暗地里进行种种不正当活动，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构成威胁的现象。
这些人在政治上总是表现得一本正经，但却在背后谋取私利，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
他们会随时变换立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常常声称自己为人民谋福利，却实际上却在损害人民利益。
他们是政治生态中的败类，是政治腐败的温床。
政治“两面人”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在政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有不少政治人物表现出“两面人”的特征。
他们往往通过违法乱纪、利用职权谋私等手段来满足个人私欲，而将种种不法行为掩盖在表面的道貌岸然之下，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来谋取私利，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影响政治环境的良性发展。
政治“两面人”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政治领域充满了欺诈和虚伪，严重损害了政治信仰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1.2 政治“两面人”现象的普遍存在政治“两面人”现象是指在政治领域中，某些人在表面上支持某一方，实际上却暗中支持另一方，以达到个人或团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这种现象在政治领域中普遍存在，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都可能出现。
政治“两面人”往往表面上对某一政治势力或人物表示支持，但私下却与其敌对势力勾结，以谋求私利或实现个人政治目的。
在政治领域中，由于各方利益的复杂交织，政治“两面人”现象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驱使。
利益驱动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谋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不惜以牺牲原则和道德为代价。
政治权力也是导致政治“两面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人为了获取或保持权力地位，不惜双标立场，制造假象。
虚伪表现和道德败坏也是政治“两面人”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有认清政治“两面人”现象的普遍存在，才能有效地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遏制这一现象的蔓延，维护政治环境的清明和稳定。
权力与人性
伯克说：“权力会使人渐渐失去温厚善良的美德。
”无论男人或是女人，骨子里都有支配别人的欲望，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想得到权力。
不论人性是善是恶，一旦掌握权力就会使人性变恶。
人性是人这个功能系统在世界的表现，或者是以个体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在自身环境中的表现，是人所有功能的总合，是人在自然界中生存和满足需要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表现。
人性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属性或表现，而是处于不断追求的动态当中。
人性是复杂的，《三字经》开篇就有“人之初，性本善”的句子，认为善是人的天性；至于性本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说”，即亚当滥用上帝授予的自由意志，引诱夏娃偷食禁果而堕落，犯下原罪，因此认为它败坏了人的本性。
而人性是人对自身需要的追求，人性善恶的核心内容是人的需要的善恶和人的满足方式的善恶，由于人的生命需要基本相似，这时满足需要的手段或满足行为的内容，便成了人性善恶讨论的核心。
再来看，权力往往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做到普通人所难以企及的事，能实现一般人所不敢奢求的目的。
正因为权力具有如此特殊的性能，所以它对人们的诱惑也是非常大的。
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一切权力都是人腐化，绝对权力是人绝对腐化”。
这句话肯定了权位对掌权者腐蚀的必然性，“权威腐蚀性”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权利确实具有某种消极倾向，对掌权者会发生诱惑作用，另一方面要是这种可能倾向转化为事实，在掌权者身上真正引起消极后果，还必须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行使权力的对象即民众方面、体制方面、个体的心理因素等。
不管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是从建设国家角度来看，因为权力本身带有消极性，而它又作为一种满足需要的手段以及运用权力满足行为的内容都会使人性变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这时又加上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及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
所以说，权力作为一种工具，使人性变恶。
正如前面所说，“任何使社会这个功能系统变得强大有序的，为人之性善”，单从柬埔寨共产党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来构建一个美好的农业社会来看，是人之性善的表现，但结果却是给其国家带来了灾难，并没有使得国家强大。
人性与政治
人性与政治作者：周前程来源：《桂海论丛》2008年第01期摘要：政治是属于人的也只能是属于人的。
而人却不一定是属于政治的。
政治与人性密切相关。
人性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人是什么，二是人是什么人。
对人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政治的逻辑前提，对人是什么人的回答决定政治的本质和特征。
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
关键词：人性；政治；逻辑基础；政治的本质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8)01-0031-03人性与政治的关系是近年来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
总体来说，政治总是属于人的，而人却不一定是属于政治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没有政治社会的阶段。
因为人性是政治的逻辑前提，是政治何以可能的依据和本源，却不是政治的充分条件。
人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论对政治理论家来说还是对政治家来说都是一个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
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
这是从伦理上对人性所做的规定。
但是，人性不仅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
也可以理解为人与人相区别的特性。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特性同样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人性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什么是人，是什么人。
它们分别对应于政治和属谁的政治。
前一个问题，回答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对后一个问题，回答的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可见，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基础。
只有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们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只有在知道对象是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追问他是什么人。
而一旦追问一个对象是什么人，我们就得把他置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否则我们什么答案也得不到。
而在政治中，这两个问题往往变成了一个问题，相应地，人们也把政治与阶级的政治混为一谈，从而把统治阶级说成是全民的代表。
政治中的人性
《政治中的人性》【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我简单的看了此书，做一个有限的联想与拓展，他教会了我们处理任何事都要居安思危，在顺境中不要得意，在逆境中不要放弃，而关于任何的政治问题都应避免灭绝的争斗，“就哲学所能告诉我们的来说，每一种无助于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特质，都只不过是有助于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的副产品，也是对它们的有效达成的完美准备。
”关于万物的和合，“善之善者也”，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人性，在政治中的人性，人性中本存在着合作共赢的原始机制，为了种族的共处，整体人类的进步，我们之间的有些无谓的冲突是可以被和平取代的，就如书中所说：“但是，我们能获得一种不是基于每个人都想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个人都不想像这一认识的政治感情？达尔文关于个人的种族差异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如果不伴有作为一种道德责任的‘生存斗争’的概念，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情。
事实上，种族间甚至帝国间的战争可被比作物种进化中必不可少的阶段。
但是当代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种族都可以从个人的自觉合作而不盲目冲突中最有效地获得进步；整个物种的进步也会来自以承认种族及个人差异的价值为基础的自觉的世界性宗旨，而不仅仅来自斗争。
”关于人性和心理学的论述，本书做了一些理论性的分析。
“国际政治的未来主要看我们是否对属于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憎恨本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但许多往往是被说成是这种本能所产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于其他被联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
”人类的心理结构是一个交织的复杂合体，时而产生意向、冲动，时而产生情感、理智、理性，而在这对时而的反思中，又时而被人们的研究倾向着重点的强化所摆布。
唯理、唯经验、唯感情等等，在这种质性的研究中，我们从遗传到刺激，到冲动，再到习惯，从需要到意向动机，到情感，再到理性，从潜能的到现实的，从下意识到前意识，再到意识的，但我们认识的真正提高并不是这种支离破碎的，而应是灵性的和合揉并，这样就对人的心理结构有一个归入和合的高度智慧把握。
浅谈人性和权力的关系
浅谈人性和权力的关系B14130427 曾晨摘要：人性与权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个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与人性相辅相成。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人性与权力这样一对关系。
关键词：人性权力权力与人性的关系一、权力权力一个小小的字眼，却包含着难以尽述的内容，人们时而对它满对它满怀敬意与期待，时而又对它抱着厌恶与仇视。
权力往往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做到普通人所难以企及的事，能实现一般人所不敢奢求的目的。
正因为权力具有如此特殊的性能，所以它对人们的诱惑也是非常大的。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权力下了诸多定义，其主要角度或者从权力作为力量和能力的原有含义确定其定义，如霍布斯认为，行动者的权力和有效的动因是一回事。
或者从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关系出发，按照对于权力对象的控制和影响力确定政治权力的含义。
如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
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
这些定义的共同之处是把权力看成一种力量，并且指明了权力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控制和影响的作用特征。
从古至今，中国人为了拥有权力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尊严的代价。
中国人为什么对权力有一种执著而坚定的追求？是因为权力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可以成就他们无法成就的梦想，是可以使他们获得比别人更高，高好的心理感受。
为什么中国的权力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在中国从古至今，获得权力的人都可以从权力的辐射作用中得到无比多的利益、荣誉，而且这些权力拥有者往往还是别人无法监管的人，他们的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正是因为如此，拥有权力者就成了众星捧月，成了很多利益追逐者的追逐对象。
以各种方式去赢得接近权力的机会，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争取让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是很多与权力拥有者博弈的人至始至终考虑的问题，如何用最小的代价从权力拥有者的手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也是这些人——这些权力商人必须仔细思考的问题。
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模板
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内容提要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
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
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关键词“经济人” 政治理性人双重需求三元利益权力媒介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
当前政治学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政治人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从逻辑上导致非兼容的理论构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有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当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理性需求相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需求形成冲突,作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以上两种功能加以分配?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也未必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僚个体的自身利益?这一系列政府行为问题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确立权力主体的人性假设。
《政治中的人性》读书报告
——关于《政治中的人性》的读书报告时隔《政治中的人性》出版已经一个世纪之久，然而沃拉斯在书中提到的将心理学的理论引入政治学研究中以及对政治中非理性因素的分析，对于现今我们研究分析政治问题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沃拉斯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学，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本文就从《政治中的人性》出发，探寻非理性因素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
《政治中的人性》除导言外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沃拉斯主要是针对唯理智论提出了自己的针对性的看法，第二部分则主要从一些现实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导言中沃拉斯指出当时的政治学研究处于令人不满的状态。
尽管代议制民主被公认为最好的政体，但是处在带以民主中的人民却感到失望和焦虑，政治学家做出的大量研究只是从政治体制本身出发的研究，而少有从人性的角度的研究。
心理学的发展给犯罪学、教育学带来了新的发展，作者认为“对政治中的人性的研究不仅会加深和拓宽我们对政治体制的知识，而且还会打开一个未被发掘过的政治创造力的宝库”。
这也正是他写本书的目的或是出发点。
在第一部分中沃拉斯首先指出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必须克服“唯理智论”，即克服认为“我们的一切行为和冲动，无论大小，都来自于同一理智作用”的观念。
在前两章，沃拉斯从人性和政治环境两方面分析了人的政治行为。
他认为“人的冲动、思想和行为都来源于他的天性与他降生其中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上”。
在第一章中他指出：人的行为或行为冲动有时与任何达到目的的想法都无关；有时“即使一个行为预先对目的和手段进行了估计，也并非是那种估计的必然结果”。
在第二章中他指出，在政治家所研究的时期呢，人性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政治环境却以与日俱增的速度发生变化。
认识往往附属于象征，政治环境通过这些象征取代了感觉和记忆，将引起冲动和行为的事情传达给我们。
在第三章中，作者针对唯理智论认为政治行为是对手段和目的理性推理的结果，提出了“非理性推理”，认为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许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
·政治中的人性
政治中的人性----心理学与政治科学的对话本文关心的是人类理性的性质和当代认知心理学为政治科学的研究采用了理性行为概念的影响。
我将以一点儿历史开始并从一些相当的个人的观点出发，为讨论提供一些设置。
在更年老和/或更具学术性的人眼中，你将会认为这论文的标题是抄袭了格雷厄姆·沃拉斯的具有开创性的书，出版于1908年的《政治中的人性》。
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开始研究生学习，而那本书随着沃特·里普曼的公共舆论，仍旧是完全新鲜的，两者都被视为仅仅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行为革命”的先兆。
不只是我们研究生将自己视作参与了一场科学革命。
现实的政治过程早就取代了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法律结构成为了政治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至少在芝加哥大学是这样。
梅利亚姆对权力的研究，格斯内尔的定量研究方法，拉斯韦尔的心理语言学探讨对于我们只不过是（克劳塞维茨译）“政治现实主义以其他方式的延续。
”因此，对于在二战后的一二十年间回荡在大陆上的关于“行为主义”的这一激烈争论的正反两面我准备的很少。
现在我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定期调查结果使我明白在行业上的内乱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了，并且在现在的政治科学的发展中，行为革命被视为连续的而不是中断的。
在今天的修正主义观点中，作为托马斯·库恩的主要范式转移之一，我不确定它甚至是否合格。
也许我们在做的并不是革命性的科学，而仅仅是每天日常的科学。
这可能是最合适的时刻，当我暗指行为主义，记录了作者对我来说是普及的但却是令人尴尬的和有些误导性的术语。
当然，在标题为《行政行为》（西蒙，1947/1976a）和1955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为《呈给经济学家，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中出现了。
然而，我怀疑我是罪魁祸首。
而这样的荣耀属于福特基金会，它与此同时介绍和努力推广了那句“行为科学”。
不管它的来源，这个术语被热情捡起--作为别称--行为主义的反对者频繁使用它，仿佛它是行为主义的同义词一样，然后再心理学科中盛行。
政治与人性
政治与人性
在人类社会里，会有各种不同的政治信仰。
不管什么政治，都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要人服务于政治，屈从于政治。
开明的政治往往是尊重人性并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
缺乏人性或者漠视人性的政治正确是虚伪的，反人类的，违背人类文明进化的趋势。
缺乏人性的政治难以行稳致远。不讲人性的政治对内往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外往往立场叛亲离。
政治中的人性
《政治中的人性》【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我简单的看了此书，做一个有限的联想与拓展，他教会了我们处理任何事都要居安思危，在顺境中不要得意，在逆境中不要放弃，而关于任何的政治问题都应避免灭绝的争斗，“就哲学所能告诉我们的来说，每一种无助于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特质，都只不过是有助于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的副产品，也是对它们的有效达成的完美准备。
”关于万物的和合，“善之善者也”，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人性，在政治中的人性，人性中本存在着合作共赢的原始机制，为了种族的共处，整体人类的进步，我们之间的有些无谓的冲突是可以被和平取代的，就如书中所说：“但是，我们能获得一种不是基于每个人都想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个人都不想像这一认识的政治感情？达尔文关于个人的种族差异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如果不伴有作为一种道德责任的‘生存斗争’的概念，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情。
事实上，种族间甚至帝国间的战争可被比作物种进化中必不可少的阶段。
但是当代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种族都可以从个人的自觉合作而不盲目冲突中最有效地获得进步；整个物种的进步也会来自以承认种族及个人差异的价值为基础的自觉的世界性宗旨，而不仅仅来自斗争。
”关于人性和心理学的论述，本书做了一些理论性的分析。
“国际政治的未来主要看我们是否对属于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憎恨本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但许多往往是被说成是这种本能所产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于其他被联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
”人类的心理结构是一个交织的复杂合体，时而产生意向、冲动，时而产生情感、理智、理性，而在这对时而的反思中，又时而被人们的研究倾向着重点的强化所摆布。
唯理、唯经验、唯感情等等，在这种质性的研究中，我们从遗传到刺激，到冲动，再到习惯，从需要到意向动机，到情感，再到理性，从潜能的到现实的，从下意识到前意识，再到意识的，但我们认识的真正提高并不是这种支离破碎的，而应是灵性的和合揉并，这样就对人的心理结构有一个归入和合的高度智慧把握。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林学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这一科学论断，总结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
“最大的政治”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心是决定历史走势的最强大政治力量，人心向背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比。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占着明显优势，但是毛泽东预判：“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
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
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取得了执政地位。
究其原因，正是“人心不顺”的逆向运动与“人心归向”的相向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共双方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人心归向”，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实行民主选举，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但赢得了解放区人民的欢迎，还赢得了民主党派、国统区人民的支持，因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得到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以自己强大的人力资源、民心资源弥补了军队数量和装备力量的不足。
对此，美国记者这样评论：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军队的支持大大抵消了美国所能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
这就告诉我们，党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是赢得人心，就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
今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这就是“最大的政治”的逻辑推演。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争取人心的关键，是我们的施政方针和策略必须求取“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说，“最大的政治”要通过求解“最大公约数”而得到证明。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史海钩沉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此中豪气，至今读起来仍荡气回肠。
跟共产党底气十足的开国气象相比，国民党已气若游丝。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称，在保存“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在元月4日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把蒋介石“慰”了回去，这篇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
迷惘、绝望情绪弥漫于国民党军营。
谷云鹏回忆文章中有个细节：1949年6月，黄埔军校举行庆祝建校阅兵典礼，正当阅兵总指挥撇刀报告时,悬挂在蒋介石铜像后中门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自己断线坠落下来。
阅兵结束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国民党政权气数已尽,该垮台了，有的军官甚至为此掉起泪来。
关键时刻顺应历史大势□关山远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70周年大庆。
回望70年前，从年初到年底，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关键词是“解放”,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对国民党军队来说,这一年除了全方位崩溃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词是“起义”。
从年初的傅作义北平起义，到年底的卢汉云南起义,从陆军到空军、海军,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的起义贯穿了这一年。
重温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的历史，会清晰看到：什么叫“历史大势”。
而在历史关键时刻，当事人顺应历史大势,毅然做出了符合民族大义的选择。
共产党底气十足，国民党气若游丝蒋介石素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为荣，他最终走上国民党政权的权力巅峰.靠的就是“黄埔系”，他通过掌握这支军队，逐渐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集于一身，权倾一时。
在诸多“天子门生”眼中，他是至尊无上的"校长”。
但在1949年，"校长”差点就被黄埔军校二十三期的学生活捉了。
二十三期，也是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
“1949年11月7日，蒋介石召集黄埔军校全体官生讲了话。
他披件黑斗篷，只讲了7分钟。
他说要迁校,却没说清楚迁到哪里,但人们都明白，只能迁往台湾,别无他处。
极权主义下的人性探索
极权主义下的人性探索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体制，其核心特征是集权、专制和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压制。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人性的探索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个体的自由、尊严和人权常常受到侵犯。
本文将探讨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人性探索，并从不同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一、个体与权力在极权主义存在的社会中，个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的影响。
个体常常被剥夺了自由表达、权力选择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极权主义国家在社会规则、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方面加以限制，导致人们的个体性受到极大的压抑。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人仍然试图探索自己的人性。
他们可能选择持异议、进行秘密活动或使用其他方式来寻找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机会。
这种对个体权利的追求是人性天生的，即使在困境中也无法被完全抑制。
二、道德困境与人性极权主义体制下，人们可能面临道德困境，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道德价值观之间做出抉择。
在权力的威胁和群体压力下，有些人可能会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迁就权力机构，以获取个人利益和安全感。
然而，还有一些人会选择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抵制权力的侵害。
他们可能会选择站出来维护正义、支持弱势群体或参与地下抵抗运动。
这种坚守道德的行为体现了人性中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三、对真理的追求在极权主义下，对真相和知识的访问常常受到限制。
权力机构往往用宣传和控制媒体等手段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隐藏真相，操控群众舆论。
然而，对真理的追求是人性中固有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人会付出努力，试图发现隐藏的真相，挖掘事实真相并传播给他人。
他们可能通过地下出版物、私下交流或使用其他方法来推动信息的真实流通。
这种追求真理的努力展示了个体对知识和认识的渴望，体现了人性中的智慧和勇气。
四、对和平的渴望尽管极权主义体制下可能存在压迫、暴力和战争，但人性中对和平的渴望从未消散。
即使在战乱和镇压的环境中，人们仍然渴望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生活状态。
一些人可能会从事秘密的外交努力，试图通过谈判、对话或其他方式解决冲突和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政治的人生
政治的人生政治是一种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
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联，无论是作为选民、政府官员、政治运动的参与者或是受政治决策影响的个人。
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权力的游戏，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议题。
政治如何塑造人生政治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政治决定了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决定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和发展。
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否、政策的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
在一个没有良好政治制度保障的社会，个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造成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
政治还在无形中影响着个体的观念和行为。
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政治背景的影响，政治因素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言行举止甚至是思维方式。
政治的扭曲会导致社会的异化和个体的丧失。
个体对政治的回应每个人在面对政治时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和反应。
有些人选择躲避政治，尽可能回避与政治相关的话题，以求安稳而平静的生活。
但是，政治无处不在，无法避免。
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政治问题可能会突然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即使想躲避也难以实现。
另一些人积极参与政治，投入到政治活动中，为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发声。
他们参与选举、组织抗议、支持政治团体，以期改变社会的现状。
参与政治可以让个体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意义，塑造自己的人生轨迹。
政治与个体发展的关系政治和个体发展密不可分，一个稳定和公正的政治环境对个体发展至关重要。
在一个政治不稳定和腐败的国家，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们的才华得不到充分发挥，社会秩序混乱，无法建立起可持续的发展。
相反，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会激励个体的创造力和进取心，促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
政治的人生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治现象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了解政治、参与政治、倡导政治改革，是每个人应有的社会责任。
只有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才能改变社会的现状，实现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政治的人生，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更是每个人关乎命运的重要选择和决策。
政治学上人的概念
政治学上人的概念
政治人，指公民以及在政治公民中产生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
“政治人”假设的通常表达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政治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人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具有利益协调能力的，并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会至善和谐的动物。
政治人假设：“政治人”假设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由于人类有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语言和理性，可以分辨善恶和交流思想，所以人们可以组成比其他群居动物所组成的团体程度更高的政治性共同体——城邦。
“政治人”的基本假设是人类对于人性本质的第一个认识。
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做出。
以“政治人”基本人性假设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管理原则：
（1）强调人类的“合群性”；
（2）如果人人都具有人性和伦理秩序的分辨能力，那么在理论上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管理者；
（3）在政治组织的管理中，主要依靠“法治”的作用，而不是依靠“人治”的作用；
（4）按照自然的本质，人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因而也
就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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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过去强调哲学研究，并将其思维基础建立在人的理智之上，形成“唯理智论”的倾向，作者指出这种研究忽视了对人性的研究，本书就是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政治中的人性进行的研究。
作者作为一个从事过直接政治工作的政治人，具有很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从更加直观的层面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述，特别是那些涉及到人性的内容。
作者在第一章指出，政治的驱动力不仅涉及到理智判断，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更主要的体现在非理智的判断，包括个人情感冲动、恐惧、财产欲之类，可以说这些都涉及到人的本能，在政治生活中，人并非都时时处处进行理智的考虑，很多情况下人会从自己的本能或半意识出发进行判断。
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评述，其中还涉及到很多人的自然本性、冲动等心理学的专业内容。
接下来的一章则主要讨论环境对政治人的影响，我们的很多政治判断通常都为语言、象征符号、宗教现象等因素所影响，这些涉及到很多心理学的专业问题，通过对这些外在因素的考察，可以推测出人对政治的认知，及由此所做出的判断。
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与政党有关的符号问题，涉及到政党的名称、色彩标志、歌曲及所采用的广告艺术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推测出人们的政治情感，及对选择政党及其政策时的心理原因。
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因果关系是政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在字里行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就主要是将前文提到的非理性推理进行详细的阐述，普通人在获取政治信息、做出政治判断时通常都运用非理性推理，比如一份报纸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对一个读报人产生很深的影响，虽然该读者并为对该信息有过很详细的思考，但实际上一种政治判断已经做出，这就是外在因素通过非理性的推理所发挥的作用。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很多看起来很明智的推理或者选择，其实都是在非理性的盲目判断中做出的，没有什么很深的思考，这就为政治人物利用各种技巧博得他人的同情，获取他人的信任等提供了方便。
政治心理学要结合心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作者在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方面广泛运用了这些内容，甚至还应用了一些图表，当然这个在今天看来是比较简单，无非是个正态分布曲线，反映中间大两边小的公众态度。
不过单纯的自然科学方法并不能完全应用于政治学，因为政治哲学方面还主要讨论事物的抽象层面，政治学研究希望把这些涉及抽象本质的实体作为一种政治推理的标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这种实体。
在方法方面，作者着重探讨的是定量方法，在作者那个年代，定量方法还没深入人心，但已经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不过要真正进入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还需要详细的论证，作者的论述更多的是一种抛砖引玉。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前面说的是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心理学在政治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应用现状。
第二部分更多的是对实际政治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评述，包括政治道德、代议制政府、官僚及国际政治等问题，作者希望探讨“那些政治学发生变化的新倾向本身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变为一种政治力量”。
就人的心理而言，作者从动机角度分析了政治道德问题，人的认知、情感等因素对人的政治道德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还引述了很多政治思想家对道德问题的评述，并分析了这些思想对后人的影响。
人的政治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改变的可能，许多民族的实际情况揭示了这一道理，靠教育可以算在一个方法。
代议制政府是当今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这里涉及到同意、公共精神、选举等内容。
在涉及到唯理智思维传统的情况下，既存在柏拉图专制主张的古代建议，也有英国对印度所实行的非民主但有效的统治形式，都说明民主并不是唯一的有效形式。
同时，政治权力的广泛扩展也对代议制政府运行带来了很多困难。
此外还有作者对官僚体制的评析，官员并非都是选举产生，由民选官员或代表挑选其他官员有很多弊端，这就需要一种能保证公平的方式，如考试的方法挑选官员。
在需要专业化和常任化的政府层面，需要这样选拔的官员来协助政治官员处理具体问题，这与实际政治操作的改进有很大关系。
最后一章主要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及其情感问题。
作者评论了马志尼和俾斯麦的民族主张，他们都主张单一民族认同的
重要性，认为国家可能的范围取决于民族的同质性，这与世界主义不同，在其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显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思想在其后来的对外扩张中又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作者还提到，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单位，而非由人的隔日构成，这体现的就是同质民族构成一个完整整体的观点。
作者还提到了对民族、国家等认识问题，分析了古代将视角放在城邦等小规模层面上的国家认知，并指出现代国家扩大范围和认同的必然性。
在这里还有个物种进化的问题，虽然看不出作者对殖民者辩护的态度，但
还是可以体会出作者对弱小民族不太体谅的优越感，当然这是作者不自觉流露出来的。
不管在实际的政治竞争中存在什么进步性，都不能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这是最基本的。
不过作者最后还是承认了在实现任何一个民族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有意识的合作，需要的是爱，而非盲目的冲突。
政治生活，有人性吗？有！格拉厄姆•沃拉斯作出了肯定地回答。
譬如二十世纪初世界上颇为流行的代议政体，大多数英国人隐隐地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争取民族独立和内部改良的愿望表示同情。
然而，当一个中国人问他们自己是否应该投身于一个争取一个欧洲式议会的运动，他们当中却几乎没有人愿意给他明确的忠告，这也许正是人性弱点的体现吧。
一些政治老手也会狡猾地抓住这些弱点，他们把人当作徒然有感觉和见解的纯粹的非理性动物。
但不论他们身处何位，保守主义的先驱柏克始终认为人的政治推理能力与他们的工作是完全不对称的。
哪怕是相对流行的代议政体，也只是被看作职业政客冷酷地操纵人民冲动和思想的替换办法罢了。
在代议政体下，游说者的冲天干劲儿必然会箝制住刚做完一天工作的人们的疲乏的神经……国家、政体处处留有人性的足迹，谁还能否认行为主义的政治心理学的重要意义呢？
也许是学以致用，抑或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最终的落脚点总会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政治中的人性因素呢？是得以充分地发挥还是被某些东西禁锢住了？
从“小平您好”到“什锦八宝饭”的日益盛行，也许反映了我们政坛稍微活泼的气息。
但如此大规模的亲民形象宣传，《人民日报》“新华网”不遗余力地报道，是不是也潜藏着总书记的一些无奈呢？昆明市长仇和将市级官员的电话号码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公布在了《昆明晚报》上，一时间洛阳纸贵。
这样一种合理合法的举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民众叫好，官场哗然，这样个性的官员确不多见。
试思量之，这是某些部门认定其不合情理还是反映了那些机构本身的万马齐喑呢？谈到基层的公务员与职工，总让我不自觉地想到《万里十五年》。
他们可能具有些许个性，但与强大的官僚机制相比又太过渺小，仅仅是大体制机器上的零件而已。
他们唯一存在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防止发挥有效思想的机会只限于极少数像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一样生活在不负责任的自由天地中的富人吧！我们公民的被选举权与基层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呢？呵，也许参与者们比我更清楚。
《南方周末》说改革开放30年，人性已然回归。
可回归多少，我心里始终存在着大大的问号。
有专家学者说我们不应以西方的观点去研究西方的制度，那样我们不会找到出路。
只有以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来看政治，我们才会真正取得大的发展。
在东方，我们强调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君子又都禁锢在哪呢？
不要把君子宅在一个个办公室里，不要待他们垂垂老矣还要参加繁多无聊而又冗长的会议。
政治中有人性吗？有！
体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了吗？
但愿同样是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