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彼特·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

彼特·斯特劳森（Peter strwson,1919—）是当代英国哲学家。

1919年出生于教师之家。

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1947年任该校哲学讲师，1960年任英国科学院院士，1968年成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77年因对哲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英皇封为爵士。

斯特劳森是当代主导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的许多中心论题都源于他的著作。

早在1950年，他就批判过符合真理论，提倡“真理多余论”。

同年，他在《论指称》一文中批驳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1959年出版的《个别物》一书，这是二战以后分析哲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它使得分析哲学重新认同形而上学的核心地位。

1971年出版的《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是继弗雷格意义理论之后，语言哲学的又一里程碑。

斯特劳森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别物》（1959），《感知的界限》（1966），《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1974），《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等等。

1，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起来，当代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宽容得多。

它对形而上学不是一概加以拒斥，而是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甚至试图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是希腊语的中文译法。

它是公元一世纪整理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学者安德罗尼柯赋予亚氏著作一部手稿的题目。

亚里士多德自己把那部手稿中的学问称作“第一哲学”。

题目的字源上的根据说来很简单：这部手稿根据分类原则被放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希腊语中，“meta”意为“在……之后”，故形而上学原意为“在物理学之后”）。

当然，这样的分类更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因为第一哲学的任务是研究那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探求可感知世界的终极原则。

依据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研究“作为是的是”。

他通过对主谓句式的分析得出十类基本谓项，即十类范畴。

世界是我们所谈论的世界，可以用十类范畴区分世界上的事物。

“第一哲学”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种类的“是”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构，以“本是”（本体）为核心含义的哲学思想。

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追寻终极原理，二是探讨概念结构。

这两种含义在中世纪分别被叫做“特殊形而上学”与“普遍形而上学”。

此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主要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即以纯理性为工具去研究超越感官经验的原则，并从中推导出现实世界的结构，这些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

而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含义显然是被忽略了。

然而，第二种含义却是很明显的，《形而上学》论述概念的语言比比皆是，这正是分析哲学更为感兴趣的内容。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把形而上学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他称作思辨的形而上学，以神，自由，灵魂不朽为主题。

康德认为，这是纯粹理性运用知性范畴的产物。

它不是知识，只是道德信念的基础。

而康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即研究知识可能之条件，叫做“先验唯心论”。

康的的哲学当是第一哲学那样的哲学，而不是分析概念结构或语言结构的哲学。

本世纪初，分析哲学从罗素与摩尔那里开始兴起。

罗素于1905年在《心》杂志上发表的“论指称”（On denoting）一文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罗素的论文被认为标志着分析哲学的开始，并被推崇为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范例。

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同于科学的哲学，其根本特征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决裂。

逻辑实证主义者，特别是卡尔纳普及艾耶尔，对形而上学作了彻底的攻击。

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本性是研究“超验”事物；可是，一切未经经验证实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是伪命题。

其概念无应用标准，其句子缺乏真值；所以，形而上学必须受到拒斥和根除，真正的哲学应当是对科学命题作逻辑分析。

在分析哲学看来，形而上学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形而上学失去了昔日的崇高形象，成了一个过街人人喊打的老鼠。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斯特劳森出版了他的《个别物》并加了一个副标题“一篇关于描述形而上学的论文”，他试图重新审视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殊相”，讨论怎样识别“殊相”；第二部分的标题为“逻辑主格”，讨论“殊相”和“共相”的关系。

在本书的开头，根据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思路，斯特劳森把形而上学分为两类，第一类叫做“描述的形而上学”，是指一种揭示我们实际的思维结构的研究，这种结构是“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之思想的本来结构”。

另一类是“修正的形而上学”，是指一种试图编造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思维结构，并试图用来修正我们的实际的思维结构的研究。

它“关注于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构”。

所谓“修正的形而上学”，就是历史上盛行的力图展现终极性第一原则的形而上学，它们不能满足于语言结构中呈现的现实世界，而是力图通过理性或直观去寻找那些超验的事物，认为那是真正根本的。

从柏拉图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坚信这种神话，并一再花样翻新的命名那个根本的东西，提供了种种世界图画。

柏拉图的理念，莱布尼茨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都是此类世界图画的不同版本。

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目的在于描述我们的概念构架，或概念图式。

它不是直接的去谈“世界上有什么事物存在”，而是要讨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通过考察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来揭示呈现于我们理智的世界。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进行，现实也只能在语言结构所规定的范围内来讨论。

于是，形而上学要讨论的不是宇宙，上帝，灵魂等等，而是要讨论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斯特劳森认为，历史上的哲学家当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是“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代表；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则是“修正的形而上学”的代表；而有些哲学家如休谟，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斯特劳森认为自己属于“描述的形而上学”之列，虽然他与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主张“描述的形而上学”，但他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的是，并非与“修正的形而上学”势不两立。

相反，他说，“修正形而上学的成果永远是饶有兴味的……它们中最好的，是内在的值得尊敬的并具有持久性的哲学效用。

”他追求“描述的形而上学”，但也不否定“修正的形而上学”。

这是一种极为温和而又宽容的态度。

斯特劳森认为，作为探索概念结构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逻辑学和知识论（心智哲学）。

因为概念的生命在于它在判断中的运用；而逻辑则是对判断之一般形式的研究。

再者说，判断的目的是获得真理；逻辑概念必定与经验相联；因而，形而上学又是知识论。

在斯特劳森看来，逻辑，知识和形而上学三者是统一的，不要人为的造成它们之间的对立。

斯特劳森对两种形而上学的划分，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形而上学的误解和偏激情绪。

他认为，维也纳学派恨之入骨的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不是整个形而上学。

实际上，它们自己的哲学也不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离开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将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哲学。

斯特劳森的《个别物》为形而上学的正名，开辟了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许多形而上学话题成为分析哲学的中心论题。

斯特劳森把维也纳学派坚持的科学哲学也纳入“描述的形而上学”范畴，认为这种形而上学始终是西方的传统之一。

他对哲学的进步与传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形而上学有一个漫长的，显著的历史；因此在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已不大可能有新的真理会被发现。

但这不意味着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任务已经或者能够一劳永逸的完成。

它一直在被周而复始的挖掘。

即使没有新的真理被发现，也会有旧的真理得到重新发现。

尽管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中心主题未变，哲学的分析与批判术语却在不断变化。

永恒的联系是用非永恒的术语描述的，这种术语既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气氛，也体现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风格。

他说，任何哲学家，只有当他能够用他自己时代的术语重新思考先驱者的思想时，才能理解这些先驱者。

人是历史的，思想也总是历史的思想，要想要有所发展，就必须虚心的向前贤求教，通过对他们的感悟来发展。

斯特劳森是一位谦虚的哲学家，他从不以真理的发现者自居，虽然他是20世纪牛津分析哲学最伟大的导师之一。

2，执行式真理论真理论是哲学理论的核心。

在哲学史上出现过多种真理理论，如符合说的真理论，融洽说的真理论，实用说的真理论，这些真理理论尽管观点各异，但是在认为象“真”，“假”这样的词是描述性的表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真理的符合说认为，“真”描述一陈述符合事实的性质；真理的融洽说认为，“真”描述一陈述与该理论中的其他陈述互相融洽或不矛盾的性质；真理的有用说认为，“真”描述一陈述的有用性质。

这种传统的观点受到了斯特劳森的挑战，他认为象“真”，“假”这样的词在大多数场合下不是描述性的表达，而是执行式的表达。

所谓执行式的表达指的是：语言不是在描述一种行为，而是本身就在执行一种行为。

例如，如果某人无意中损伤了另一个人，他可能说，“对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对不起”这一表达不是用来表述或报道他正在道歉，而是本身就是用来表示道歉的；它不是用来描述一个行为的执行，而是本身就在执行一个行为。

同样，当某人说，“我同意”，“我允许”，“我起誓”，“我担保”这些话时，他也不是在描述他的行为，而是在执行他的行为。

斯特劳森认为，当某人说，“今天下雨是真的”，他无非就是表示他同意这一断言；反之，如果他说，“今天下雨是假的”，他无非就是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断言。

斯特劳森强调指出，说话人用“真假”这样的词不是在描述“今天下雨”这一陈述，而是在执行一种行为；他不是在给“今天下雨”这一陈述增添什么新的情况，而是在表示他对这一陈述的态度。

就是说，他不是在描述下雨的事情本身，而是在评论关于下雨的一个陈述。

斯特劳森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什么是真的”这样的句型在大多数场合下就是用来表示“同意”，“接受”，“承认”或“担保”所做出的陈述；它是对陈述所作的陈述，是“二级”陈述，而不是对事物的描述。

“什么什么是假的”这样的句型就是用来表示一种与以上相反的态度。

所作的陈述是宣布真假的理由，但不是宣布真假的主语。

宣布真假是在执行某一行为，而不是在描述某一陈述的性质。

这就是斯特劳森提出的新的真理论：即“执行式的真理论”另外，斯特劳森还批判了与真理和意义问题有关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罗素以“现在的法皇是秃子”为例对含有摹状词的句子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这个句子既是有意义的又是假的。

为什么说它是有意义的呢？这是根据罗素自己提出的标准来划分的：凡是有意义的句子必须是能够判断真假的句子。

一个句子要么为真，要么为假，要么无意义，真假和有无意义的问题被放在同一逻辑范畴中来考虑。

就是说它们属于同一逻辑范畴。

如果有一个句子，不可能判断真假，即没有逻辑值，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没有意义的。

反过来，如果一个句子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必定是要么真的，要么假的。

罗素认为，“现在的法皇是秃子”是能够判断其真假的。

但这一判断需针对“有没有现在的法皇”和“所说的那个对象是否是秃子”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