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护性管辖权中的犯罪地点

论保护性管辖权中的犯罪地点作者：俞世峰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3期【摘要】保护性管辖权在目前的司法领域中运用的并不广泛和普遍，在对于保护性管辖权的犯罪地点这一重要的构成要件研究上，也没有细致的论证，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在保护性管辖权理论的背景下，重要从内涵和表现两大方面入手，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论证的方式来对犯罪地点在保护性管辖权中的作用做一个大体的论证。

【关键词】保护性管辖权；犯罪地点；一般表现一、犯罪地点的内涵犯罪地点，从字面来理解，即为犯罪行为在构成过程中所依赖的空间因素。

按照国际法管辖权的基本理论，犯罪地点无疑是确立国家或者某一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法庭所必需考虑在内的主要因素。

因为在确立管辖权的众多条件中，地点是最为现实和显著的，其极为容易分辨，并且与其它条件相比也比较容易在案件受理中进行操作。

同样，作为管辖权类型之一的保护性管辖权，无论从法律定义上或者是法律构成上来看，其中所包含的犯罪地点始终是其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犯罪行为的发生必然有空间范围的存在，不管其是发生在天空、海洋、陆地甚至是外层空间，否则该行为是不可能成立的，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纵观整个刑事管辖权制度，国家的属地管辖权仅只限于国家的领土范围，国家的属人管辖权只限于对本国国民；对于外国人在外国所为之犯罪行为，国家本来是无权管辖的，但国家为保护其重大利益，对于外国人在外国所为危害该国利益之行为，该国有权行使管辖。

这也是保护性管辖权在国际法体系中所能以体现的理论支撑。

哈佛大学学者也同样认为国家行使保护管辖之理由：当一个外国人在其领域外所为的犯罪行为，影响该国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及政治上独立时，即可行使之。

但若犯罪地的法律不认为该行为系犯罪行为时，则不在此限，此乃根据犯罪行为地的法律而为评价。

［1］因此保护性管辖权中认定犯罪地点，也就对应着保护性管辖权中的空间要素，这也是正确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重要前提。

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况、历史传统习惯和法律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在确立管辖权的犯罪地点的标准上，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方法。

二、犯罪地点在保护性管辖权中的体现（一）犯罪地点在保护性管辖权中的一般表现保护性管辖权对于犯罪地点的要求是根据不同案件的情况而有所区别，在一般的情况下，犯罪地点都不能位于本国，即受害国境内。

因为一个主权国家国境内所发生的任何事项基本上都可以由本国国内刑法加以管辖，也就是本国刑法的适用范围是局限于本国境内。

与此相反，犯罪地点如果处于主权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通常是位于外国，则此时国家若要行使管辖权，会无法避免地采取域外管辖的方式，而此种类型的管辖会通常和保护性管辖权联系在一起。

笔者认为保护性管辖权中所必备的一个条件就是犯罪地点的域外性质，只有保证该条件的存在，才能初步排除属地管辖权的充分实施。

这也是保护性管辖权在犯罪地点这一要件中的一般表现。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行动必然会和该犯罪地点发生地国构成严重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一种严重挑战国家主权原则和内国法律秩序的状态，势必造成某一程度的国家冲突和国际法律秩序的混乱。

确立管辖权的目的在于可以在外国领土上实施域外强制执行措施，可是一国不能在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同意下在后者领土上通过采取措施执行国内法，这是国际法占主导地位的一项原则。

在没有条约或者其他特别同意的情况下，一国不得在他国领土上逮捕个人、送达传票、发起警方调查或者税务调查，以及要求出示证件。

［2］所以保护性管辖权的一般表现形式通常伴有外交抗议和国际责任的承担，一国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是无法忍受另一个国家跨国行使原本专属于东道国应有的权利。

之所以要强调和突出犯罪地点的重要性，就是在于保护性管辖权的构成首先就是要考虑犯罪地点问题，该地点的方位和归属哪一国领土直接影响到了保护性管辖权的基本法律适用。

这也是与保护性管辖权中带有的域外管辖性质息息相关的，因为这里所指明的“涉外”主要表现为外国犯罪地点和外国国籍的犯罪人，正因为犯罪地点不在国内，所以在认定保护性管辖权构成要件之一的空间要件上要慎之又慎，并且并非所有发生在外国境内的犯罪行为都可以被用来采取保护性管辖的措施，这其中也必然和某些重要的国际刑事法律理论相联系。

一个国家若要行使保护性管辖权就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模式，并且通过立法等相应方式将其运用到实际的案件中，只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发生与另一国之间的法律冲突，不过从目前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实践来看，这种冲突又将会是肯定的。

并且这种保护性管辖权似乎有从刑事方向转为更为宽泛的趋势，其实美国法院在20世纪早期与中期的“美国铝业案”和“美国诉瑞士钟表商信息中心案”中就启示了这种趋势必将在未来有着很大的法律发展空间，也为将来的管辖权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确立犯罪地点的两个主要标准1.以犯罪行为发生地点为标准犯罪地点这一刑事法律上的基本要素，离不开犯罪行为的支撑。

犯罪行为必然会有相对应的犯罪地点，即使犯罪地点不在任何国家的领土上，如公海、南极以及太空空间，也有在空间上有所体现。

那么以犯罪行为为标准来确定犯罪地点在选择方法上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犯罪行为的发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该行为的发生都将和国家的管辖领域进行挂钩。

一般的观点是，适用本国国内刑法的案件，必须符合犯罪行为的发生地点处于本国国境之内。

与此相反的是，若犯罪行为的发生地点处于本国领域之外，即外国国境内，则不适用本国国内刑法。

这是一种纯粹理想化的理论性推论，在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实际案件中，通常都不会是所有犯罪要素都是国内要件的情况，而是更多地体现出涉外性，原本的传统理论是将所有犯罪行为的发生点都限于某一国境内，只有如此才属于本国领域内的犯罪，可以这样说，若采纳此种传统理论，而无视犯罪行为的多样性和涉外性，那么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实施空间将被极大地压缩甚至会被其他类型的管辖权完全吸收。

我们注意到随着犯罪行为日益的组织化和国际化，一个原本简单的犯罪行为很可能随着社会和技术手段的发展而变得非常复杂。

例如，现今很多跨国犯罪的手段分工的十分细致，在跨国贩毒的犯罪行为中，毒品的加工和生产可能处于外国，而在内国存在着分销和仓储的网络；在跨国洗钱的犯罪行为中，资金的流向过程并不会以单线的形式来进行流转，而是更多地利用国际性银行和网络交易平台等现代方法进行，而资金流动并不会局限于在一国境内而是更多地游走于各个国家之间，这也符合洗钱犯罪的特点。

因此，结合犯罪行为发生地点的标准，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适用模式。

如一个主权国家目前针对某个具有涉外性质的跨国犯罪，实施保护性管辖权，那么首先认定的涉外性质需要对犯罪行为做出一个完整的分析和评价，整个犯罪行为如果可以细分为A、B、C、D四个主要行为，在这四个行为中，无论是否有着一个行为处于内国境内，则总有其他的行为处于外国境内，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内国行使的可能是属地管辖权，而不是保护性管辖权。

设想A、B、C、D四个行为分别对应的犯罪地国是甲、乙、丙、丁四个国家，其中甲国是内国，其他国家是外国，甲国因A行为发生地点处于内国，因此可以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行使属地管辖权。

可是如果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处于外国的话，内国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唯一理由就是A、B、C、D四个行为对于内国的法律秩序产生了冲击，损害了内国的国家利益，不过这时的行为地标准需要和结果地标准进行链接，才能更好地作出选择。

2.以犯罪结果发生地点为标准犯罪结果发生地在保护性管辖权的基本概念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了，因为该管辖权可理解为一国可由于境外的人、财产或行为可能对该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而对其行使管辖权。

这里的“威胁”必须通过“结果”来表现，可以设想如果发生在外国的犯罪行为，其结果与内国的任何情况都没有相关，则内国也无需将自己管辖权延伸至外国的领土上，甚至敢于冒大不韪地与另一些国家发生管辖权冲突。

笔者认为，犯罪地点在犯罪结果发生地的认定中可以细分为直接结果发生地与间接结果发生地。

直接结果发生地与间接结果发生地在国家行使保护性管辖权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可以使得在认定犯罪地点的时候，更加注重对于犯罪结果的解读和分析，更加有利于对于保护性管辖权中国家保护责任的发挥。

（1）直接结果发生地的认定。

保护性管辖权的法律制度中，制度的核心就是保护原则的展现，而之所以要实施保护就是因为来自外国境内的犯罪行为导致本国利益受到了伤害，因此才需要进行保护。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关系，即管辖权在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之间存在重叠，并且前者和后者在犯罪地点的确定上是相对的。

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解释，例如甲是一名美国人，其作为美国某一家大型印刷技术公司的主管人员，他掌握了可以印制许多国家货币伪钞的技术，甲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在美国通过特殊的渠道购置了一批伪钞制造机器，并将这些机器运至墨西哥境内进行伪钞制造。

甲由于看好人民币未来升值空间大，所以决定伪造人民币。

甲在墨西哥境内雇佣了一批工人，要求他们在一个月之内伪制人民币1000万元。

并在完成该项伪制工作后，通过走私形式绕道其他第三国（菲律宾），将这批伪造的人民币秘密运入到中国国境内，之后这批伪钞流入了中国市场，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本案中，首先需要确定犯罪地点，而犯罪地点又可以分为犯罪行为发生地标准和犯罪结果发生地标准。

那么甲的犯罪行为是指在美国境内购置伪造与运输机器，在墨西哥境内雇佣工人实际完成伪造人民币的犯罪过程，并且经第三国菲律宾将货币走私至中国境内。

这里有三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分别是购买伪制货币的机器这种犯罪预备行为，实际制造伪钞人民币的犯罪实行行为，走私伪钞人民币的走私行为，而对应的犯罪地点分别位于美国、墨西哥与菲律宾的境内。

而犯罪结果发生地则位于更加宽泛的范围内，如购置伪制机器侵害了美国国内关于伪造货币罪的刑事法律规定，墨西哥国内的法律秩序和菲律宾国内的海关进出口法律制度与金融秩序。

当然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了，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这批伪造货币流入中国境内，将会给中国国内民众的日常消费和社会金融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的创伤。

因此中国是本案中直接结果发生地，该认定标准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国家行使管辖权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墨西哥、菲律宾都可以依据国家属地管辖权对该案进行管辖。

但是，中国行使管辖权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其一，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在伪造人民币犯罪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管辖权种类。

当美国人甲开始产生制造伪钞人民币的犯罪意图而购置了机器时，中国是否可以行使保护性管辖权？因为该批伪钞还未能制造出来，还未能对中国境内的金融法律秩序造成实质上的损害，只是这种伪造人民币的犯罪行为处在犯罪预备阶段，因此从保护性管辖权设立的宗旨上看，有效控制管辖权的滥用也是十分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