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何学术贡献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学贯中西，擅于借鉴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办过多种杂志，对中国社会、政治、时局发表意见。由于他在知识界的领袖地位，他的言论往往产生重要影响。他参与多次重大学术思想与文化论争，以其理性澄清人们思想上的许多困惑。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思想的合理性愈来愈为更多人所理解。

在文学方面，除了提倡并实现了白话文学代替古文文学这一最大贡献之外，胡适还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是他通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论短篇小说》等文章，较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二是他率先做白话诗的创作，为中国诗歌发展开闢了新途径。第三是他用严格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文学史，他几篇著名古典小说的考证文章，被认为是无人可及的典范之作。他的《白话文学史》，则是中国第一部完全用新观念、新方法写出的最平民化的新文学史。

胡适一生于学问上用力最多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方面。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人们往往批评胡适未能集中精力完成他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著作，这诚然有些遗憾。但除了他生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死后出版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之外，他还有多篇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论文，以及《戴东原的哲学》这样一本专著。可以说，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最具革命性的观点，大部分已通过这些论文和专题著作表达出来了。

胡适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历史学实在是他学问的本行。哲学史与思想史是他最感兴趣、也是成绩最显著的领域，但除此之外，胡适确实还有历史学其他方面的建树。他在大学教书时期，不但讲授过中国和外国的哲学史、思想史，也曾讲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但没有留下相应的著作。就其用力之多、用心之专而言，传记与学术史是最应受到注意的两个方面。特别是前者，他一生提倡传记文学，而且提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和方法，并作出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