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民族论之华夷之分
华夷之辨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影响
华夷之辨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影响20116983 沈利锋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民族文化的强国角色。
倚仗着这个角色，我们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浩浩荡荡，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世界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纵观古今，中国人民从最早的部落聚居，到形成特色丰富的民族，再出现各民族融合，直至最终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我们完成了从原始到先进的演变。
这个演变过程，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动脉，昭示着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
回顾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程，可以分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族的形成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于中国中原地区，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第二阶段】汉族与少数民族部分互融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第三阶段】汉族与少数民族大量互融阶段。
宋、辽、金、元时期，进行于边疆地区，不仅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大量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第四阶段】奠定中华民族基础的阶段。
明清二代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分析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宏伟景象，我们不难发现，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交流、甚至是躲避战争都不同程度成为民族融合的目的。
但寻求其主要原因，还是文化上的融合。
中国文化里的“华夷之辨”，尽管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意识，却无形中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
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
其大意是中原地区的人如果进入了边远民族地区，采用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地区的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
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
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
历代华夷论
历代华夷论华夷，尚矣。
《诗》《书》所称，《春秋》所辨，《礼记》所述。
盖自轩辕而始分华夷，衡阳王子所以为《黄书》也。
名始于黄帝，而义备于孔子。
孔子以为《春秋》褒贬，内诸夏而外夷狄，诸侯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夷礼则夷狄之。
朱子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霸而已。
”谨严于华夷之辨，使华夷不相越，而又用夏变夷，以天下为一家。
为之界而不相乱，义之确乎不拔也；用夏变夷，所以平天下，仁之广大无外也。
而界不可泯，用夏变夷，而不可用夷变夏。
汉儒继之，多明华夷。
汉之华夷意识颇强，而四夷宾服，世称强汉。
至浮屠之入中国，平等之说兴，而华夷之界几泯矣，华夷之防驰。
五胡乱华之后，虽有盛唐，不过瞬间荣光，而后有弱宋之祸，蒙满之劫。
夷狄蹈天，莫大之祸，仁者惧之，宋之郑所南，明之方正学，丘琼山、王船山诸君子皆著书严明华夷之辨，以为后世之诫，使勿复蹈于前辙，其言详矣，意念深矣，而晓明华夷之辨者莫如王船山也！多录其言。
清末刘师培著《攘书》以反清，其论多韪，颇动志士之心，后虽变节，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故亦取其说。
辛亥革命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义而覆满清，然满清虽覆，汉统不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
至于国初，则以贡阐而没华夷之义，民族平等之说昌，而华夷为世讳，甚者诋为封建糟粕，民族歧视，以不利民族团结，凡古之夷狄，皆改称少数民族，尚何有乎华夷之辨？所为教科书，五胡乱华乃称少数民族南下。
古称五胡乱华者，以为夷狄之祸也，今乃称为少民南下，则非夷狄之祸，而南下，惟帝王之师可称也，是何歪曲历史之甚而尊夷狄之至也！而前车之覆，后不知诫矣，歪曲史者，叛史也，叛史者，叛道也。
华夷为世讳，而义隐于今至此之极，吾甚悲之！特选录历代华夷论以示能知者。
世之论华夷亦多偏，或以华夷者，文化之辨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则夷狄窃中华之礼乐，亦以为中国耶？盗中国之土，而奉为中国之主耶？此说兴，而中华之败类媚虏酋而无惭矣。
闻用夏变夷，而不许夷狄之窃，夷狄之僭也。
华夷之辨与中华各民族的认同
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结束，华夷之辨终结了，但留下了珍贵遗产。用最简短的语词表达，华夷之辨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包容，文明，共同发展。
古代汉族建立的朝代越是强盛，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越是具有包容精神。唐代强调华夷一体，唐太宗说他对华夷各族“爱之如一”“可使如一家”。唐代士人不再笼统地讲孟子说的“用夏变夷”，却提出“夷夏混齐”之说。明代也实行了宽大包容的民族政策，明太祖朱元璋告诫子孙勿滥兴兵。对于南下归附的满洲人和蒙古人，明代始终给予多方面的优待。
华夷之辨与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
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华，指华山一带的人群；夷，指带弓箭的人群，就是以牧猎为生的人群。当华夷并称时，华成为华夏的简称，夷成为夷狄、四夷的简称，它们所指的范围都扩大，含义也复杂了。但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华指中原的华夏族，夷指中原周边的各少数民族。春秋早中期的华夷之辨，重在区分华夷，强调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是文明族类，周边的夷狄各族是野蛮族类。主张华夏各诸侯国共同筑起一条堤防，护卫华夏文明，阻止夷狄侵扰，所以也叫华夷之防。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把华夷之辨的重心转向文化，强调以文化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不单纯以地域或者血统来区分华夷。孔子还发挥出文化可变的观念，认为即便很僻陋的地区，只要把先进文化带到那里去，也可以变得文明起来。对于向慕华夏文明的夷狄各族要接纳，不应当拒绝。孔子强调的重文化、要接纳，成为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的基因。
《礼记·王制》篇主张，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要进行文明教化，统一法律政令，也要承认各民族的差异，尊重各民族的习俗。《王制》篇说的习俗范围很广，包括居处、服饰、饮食、言语、日用器具以及人们的性格和嗜好。《王制》篇认识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适应在各自的环境中生存的需要，不应该强求改变，这是先秦没有的认识。董仲舒讲华夷之辨，还从《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引申出 “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认为对四夷也应该讲仁爱，这也是先秦没有人提出过的认识。先秦华夷之辨主张接纳，到了秦汉时发展成为包容，更为积极开放，并且成为华夷之辨的基本方面，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一个飞跃。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界定“华夏”与“蛮夷”的？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界定“华夏”与“蛮夷”的？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对他者的区分是人类的本能，如何界定“我们”与“他们”几乎是整个人类社会经久不衰的话题。
在中国古代，华夷之辨一直非常盛行，谁是华夏，谁是蛮夷，是一个事关礼仪和亲疏的大事。
在先秦时代，华夷之辨就已非常盛行，但是与今日的民族主义不同。
先秦时代的华夷之辨非常强调文化属性，而不强调血统，在先秦时代的人看来，遵守华夏的礼节，皈依中华的文化，远比单纯的出身要重要。
蛮夷可以通过尊奉周礼而成为诸夏的一员，而华夏子女如果抛弃中原礼仪，而改用蛮夷习俗，则不被视为中原的一员。
这种依照文化划分华夏与蛮夷的方法，是先秦时代华夷之辨的根本。
一、华夏和蛮夷并非天生注定，可以后天改变先秦时代华夷之辨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思想家普遍认为华夏和蛮夷的身份并非不可改变，他们认为，之所以会有华夏和蛮夷的区别，在于生长环境的不同，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华夏作为文明在于中原这块土地最肥沃最富饶，而蛮夷之所以野蛮在于他们的生存环境太过恶劣，难以产生文明的土壤。
比如孔子就说：“素夷狄，行乎夷狄”。
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意思是人的习俗并非因为天性，而是环境使然。
（不问出身的有教无类在中国古代非常明显）先秦之后的《大戴礼记》则更是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明，其中的劝学篇提到：“于越戎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者,教使之然也。
”更是认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如果他们受到华夏礼的教育，就可以变夷为夏。
孟子更是举了一个实例来论证这一点，他提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陈良，楚产也。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提到，陈良，本是一个楚国人，是一个蛮夷，但是后来通过学习周公和孔子的道理，就变成了华夏，其水平，连北方的很多学者都远远不如，进而论证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同时证明一个人通过学习中原文化完全可以变成华夏，即由蛮夷变成一个中国人。
华夷之变的概念
华夷之变的概念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思想观念，代表了中国古代对于“我们”与“他们”的人文意识和思想观念。
那么华夷之辨的概念是什么呢？华夷之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
在这个时期，诸侯国的频繁战争加剧了各国之间的地位差异，华夷之辨也因此逐渐浮现。
在这个时期，人们将华、夷两个词加以差别对待。
华指的是中原的人，而夷则指的是其他周边地区的人民，包括狄、戎、夷等。
这种区别最先用来区分衣着习俗的不同，由此产生了华夷的对立。
那么，华夷之辨的本质是什么呢？可以说，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种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观念，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保护和独尊。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扩展和确定，为民族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外在符号。
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之别一直存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历代皇帝都希望通过对华夷之辩的扩张，追求统一和国家的稳定。
正因如此，华夷之辨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
华夷之辨的流传不仅与民族意识相关，也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牵连。
这种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古代对于别人的敌意和排斥，反映了中央政权对生存在周围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支配和掌控的需要。
然而，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受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
人们认为，华夷之辨的思想会导致自恃强大、蔑视他人，甚至产生侵略前提，错误而无法持久的主权观念。
这种思想可能使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变得更加孤立、陈旧和僵化，伤害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发展。
总之，华夷之辨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广泛的话题，意味着中国古代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方面遇到的种种问题。
作为一种古老的思想观念，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到与今天相似却又不同的现实和发展机会。
更加了解华夷之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中华文化的本质。
华夷之争名词解释
华夷之争名词解释
华夷之争是指中国古代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冲突和交流。
华夷一词在古代中国泛指中原文化与外族文化的区别。
华指中原地区，夷则代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
华夷之争可以追溯到古代封建时代，持续到了秦朝和汉朝时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华夷之争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中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礼仪制度和思想体系，而周边民族往往具有独特的语言、风俗、宗教和习惯。
在这种文化冲突中，中原文化往往被视为高等文化，而周边民族则被认为是低等文化。
华夷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争夺。
封建时代，中原王朝会通过朝贡制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迫使周边民族臣服于中原文化。
同时，一些周边民族也会与中原王朝进行战争争夺资源和领土。
除了政治争夺，华夷之争也在文化交流中体现。
中原文化在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中逐渐融合吸收了一些外来元素，形成了多元文化。
例如，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通过这种交流，中原文化也逐渐影响了周边地区。
华夷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部分历史时期，
中原王朝较为强大，周边少数民族往往臣服于中原文化，中国的统一与稳定得以维持。
然而，一些外族政权也曾在中国历史上崛起，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元朝是蒙古族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华夷之争是中国古代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冲突和交流的集中体现。
这一历史现象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塑造了中国的多元文化。
说人话讲二十四史【西周篇】146、华夷之辨
说人话讲二十四史【西周篇】146、华夷之辨历史上的很多东西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也难怪，哪怕是发生在今天、发生在各位身边的很多事情，大家也很难知其真相，何况几百上千年前的呢？围绕华人与夷人的话题向来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指望全言我能在这里下个定论是绝对不可能也非常之可笑的，但是故事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有些问题即便富有争议，我们也是必须简单捋一捋的，哪怕是一部小说，我们也不能总是用“十年后”、“不久后”等玩意儿来糊弄人，你说是吧？从已发掘的文物来看，中国文明的开始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和山东三大块。
一部分人主张中国人来自中东，所以认为陕西的老祖宗是我们的文明之始，而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正史所认可，我们看炎帝、黄帝，都是发源于陕西地区。
但是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陕西或许是西亚先进文明东传的桥头堡，但是真正实现文化积淀而达到质变的地点却在河南与山东地区。
本帖讲到现在大家也看到了，炎黄之后，夏商两代一千年历史里陕西地区都处于半开化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文明起于西方而成于东方，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化石也是在非洲被发现，但最早的文明却不是在非洲所诞生。
而最早的美国人也不是美洲土著，而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是英国。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正是因为经历了迁徙和适应新环境的历练，所以后起之秀才总能成功实现逆袭。
陕西人们刚接受了一点点文明就美滋滋的，而河南人和山东人却要磨砺更多更久，当然也就百炼成钢了，正所谓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呢？而且就算根据神话，我们也要看到，炎黄之上还存在大量的人首蛇身圣人，比如伏羲女娲，他们都被认为是居住在东方，那么是否中国大地上最早的先进文明真是在山东地区先诞生的呢？我们的祖先一开始都是对大自然有巨大依赖的，相比于内陆，沿海地区的物产确实要丰富很多，尤其食盐这一块——盐对于人类身体素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有盐，所以海边上的人能吃得更好更营养，于是身心也发育得更健康，当然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创造新文明了。
古代“华”“_夷”文化认同与早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
古代“华”“夷”文化认同与早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姚武/文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提出“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1]。
“他者”是一个与“自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通过选择和确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确定和认识“自我”，一个主体若没有“他者”的对比对照，将完全不能认识和确定“自我”[2]。
“自我”和“他者”是相对的，它会随着参照物的不同而改变。
从《山海经》中的“异怪”，《诗经》中的“异族”，到《史记》中的“匈奴”，唐宋诗词中的“塞外”，再到《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中国文化典籍中的“异域”形象经历了在古代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近代完成转型等阶段。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夷”主要是对鸦片战争以前众多“异族”形象的总体称谓。
回顾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夷”形象并论述其实质，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转化中，能够揭示“华夏”“大一统”等早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典“他者”形象，即历代文化典籍中“夷”的群像，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其实质是对象化的华夏“自我”形象。
基于先秦地域优势所形成的“文化自然力”及汉唐开明政治所积聚的“文化自信力”，“华夏”“大一统”等早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文化认同”成为早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核心动力。
本文根据形象学“自我”与“他者”互动理论，以先秦及汉唐文化典籍中的“夷”为参考，探索“华夏主体”及“大一统”民族观念的形成。
1 基于先秦地域优势形成的“文化自然力”，“华夏主体”民族观念形成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中，记载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早期的异域形象。
以《山海经》中的“异怪”与《诗经》中的“异族”形象最突出。
《山海经》《诗经》中的异域形象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中“夷”群像源头，描述了先秦时期基于中原“地缘优势”及“礼制文化”基础上的华夷融合情形，以“华夏”为主体的早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
1.1《山海经》中的“异域”形象与“华夏族”主体彰显《山海经》作为中国志怪典籍，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一部地理书，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神话或故事文本，在内容上展现了众多的人和物的形象，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中国古代对四夷的描写
中国古代对四夷的描写
中国古代对四夷的描写主要出现在历史文献、诗词和传说中。
四夷是对中国周边民族的统称，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用以区别中原地区。
在历史资料记录中，古汉族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
例如，《尚书·大禹谟》中提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懒惰不要荒废，各方的民族就会来朝拜你。
另外，《礼记·王制》中也有对四夷的描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这段描述将四夷的特性进行了概括，描绘了他们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点。
在诗词中也有对四夷的描写，比如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描绘了西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羌笛的哀怨。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对四夷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历史文献、诗词和传说中，通过对他们的生活习性、文化特点和自然环境的描绘，展示了中国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博大精深。
“华夷之辨”影响下的中华民族融合
“华夷之辨”，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而主要的依据则是参照对中原文化的异同。
华者，考1《左传·定公十年》：“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文化和文明程度，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
“华夷之辨”思想的诞生本就是合乎当时先进文化群体的利益的，随着这种文化思潮的兴盛，恰值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着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
迎合市场的“华夷之辨”变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并最终发展并形成现在的格局。
按照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典型事件来总结分析，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并不存在发展与继承的关系，也基本上鲜有同时出现，不同时期“华夷之辨”的形式对应当时文化交流的不同方式。
总的来看，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回首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方式大抵以一方的征服和另一方的妥协方式呈现，因而分析“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时，上述三个类型均有涉及。
民族融合第一时期：先秦至汉朝先秦至汉朝这一时期应属于“华夷之辨”理论的诞生和形成时期，而这一时期“华夷之辨”的类型也明确归属于以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从众多的民族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成为周围其他文化的先驱，一方面对中原文化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文化进行否定和同化。
孔子作《春秋》强调“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理念，也就是说，夷狄到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中原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就是说“华夷之辨”不是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
华夷的概念
华夷的概念
华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用来区分中国人及其文化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
华夷概念最早出现于《尚书·周书·周官·鲁比》，指的是中国人自认为文明、高尚的程度与其他民族的差距。
传统上，华指的是中国文明、中国民族，而夷则指的是中国周边的外族，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华夷之辨表达了中国古代人对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自信与优越感，也展现出中国古代民族主义的倾向。
在历史上，华夷概念在很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例如，在汉代，朝贡体系就是以华夷之辨为基础的。
汉朝时期，中国自视为文明之邦，将周边的周边的外族视为“夷”，并要求他们向中国朝贡，以示对中华文明的承认和臣服。
华夷之辨思想的流传，也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一系列的外族征服与入侵，例如西域的匈奴、契丹、蒙古等。
这些外族将自己视为夷，将中国视为华，并借助这种文化差异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
然而，华夷之辨在现代仍存在，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这种概念逐渐淡化。
现代社会强调多元文化和平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包容，而不再仅仅以华夷之辨进行划分。
华夷五方之——东夷
华夷五方之——东夷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春秋、战国五个多世纪，而文献中明确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配合四方的记述，大概出现于战国。
《左传》昭公十七年，孔子向郯子学习古代官制时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是指四方之夷，而《论语》中未出现“东夷”、“南蛮”等配有方位的民族称谓。
《孟子·梁惠王上》提到“莅中国而抚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孟子》中虽已出现“东夷”、“南蛮”等称谓，但在《孟子·尽心下》说：“君好仁，天下无故焉。
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征而西夷怨。
奚为后我！”证实孟子所说“四夷”仍是指四方之夷。
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
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
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
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
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
《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
学界内对于华夷之辩的观点
华夷之辩是中国古代对于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一种观点，涉及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原和边疆等地区的认识和评价。
这个辩论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和分歧。
在学界内，对于华夷之辩的观点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华夷之辩是一种文化优越论，认为汉族文化高于其他民族文化，因此应该保持对汉族文化的优越感和认同感。
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曾经被用来维护封建统治和专制制度，限制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华夷之辩是一种多元文化论，认为不同民族和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应该互相尊重和理解。
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互相交流和学习，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华夷之辩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应该过分强调。
他们认为华夷之辩源于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避免将历史上的问题和现代社会相混淆。
总之，学界内对于华夷之辩的观点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也有现实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和平等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避免将历史上的问题和现代社会相混淆，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华夷之辩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坚持平等、包容和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四夷：夷、蛮、戎、狄
中国历史上的四夷：夷、蛮、戎、狄华夏民族对周边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的总称。
华夏族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至公元前771年，历夏、商、周三代。
三代并非源出同族，但在相互的兼并中逐渐融合，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华夏族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将周边落后的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总称“四夷”或“蛮夷”。
夷的族称，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
西周金文则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
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
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中，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的称谓。
由于族源直接继承两昊（大昊、少昊）部落，因此虽为夷人，但与夏、商、周三代仍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入了华夏民族之中。
秦汉后，东夷除了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入，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
蛮，在文献记载中，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百越、楚、濮、群蛮、巴等。
其实不专指南方。
《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
”可见在西周以来，也用作非夏族的通称，并且和“夷”一样可以用作与夏对举，称为“蛮夏”。
南蛮的总称，大概出现于战国。
《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
”南蛮族系复杂，长江中游有三苗、楚、群蛮；长江中上游有濮、巴蜀；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有百越（有很多分支，如秦汉之际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瓯等）；云贵高原西南夷的先民也不止一个族系。
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代。
在灭商以前，戎是用来称呼在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
其时，周的劲敌主要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被称为“西戎”。
商亡，为表示对商的敌忾，又称“戎殷”、“戎衣”。
西周中叶，“徐”为周的东方劲敌，虽属东夷，确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
“西戎”，从西周到战国，主要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狭义上指氐羌诸部，广义上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历史：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分别是
历史：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分别是九夷:夷有九种。
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八狄：一般只有5狄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其他都是泛指当然后来也有白狄，赤狄，长狄加起来就是八狄了七戎：茅津，陆浑，义渠，大荔，乌氏，句衍，绵诸六蛮：庸、濮、蜀、髳、微、越九夷1.古代称东方的九种民族。
亦指其所居之地。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
”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东方之夷有九种。
”《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
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明袁衮《远游赋》:"昔孔圣之周流兮，居九夷而弗陋。
"一说指玄菟﹑乐浪﹑高骊﹑满饰﹑凫更﹑索家﹑东屠﹑倭人﹑天鄙。
见《尔雅．释地》"九夷"疏。
2.泛称少数民族。
八狄古代对北方部族的泛称。
《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
”《淮南子·修务训》：“故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
”《北史·高丽传》：“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
”七戎古代泛称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
《墨子·节葬下》：“ 舜西教乎七戎。
”《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 郭璞注：“七戎在西。
”《北史·高丽传》：“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
”六蛮古指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
《尔雅·释地》：“九夷、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 郭璞注：“六蛮在南。
”《北史·高丽传》：“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
” 唐刘禹锡《原力》：“我之力异，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宾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系六蛮而断右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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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针对华夏部落而言，它的四周围绕着诸多敌对部落，也就是我们习惯所称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习俗或有不同，但是并没有太过明显的高低之分。
到了夏启即位后逐渐形成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
中原王朝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
不少戎、狄、蛮、夷和华夏错杂在一起的，在后世的认知中有时候也会和华夏混淆。
比如传统的华夏应该是指炎黄二帝传承下来的部族，最后由夏启建立成夏王朝，但是到了夏桀末年被华夏化了的东夷商部落取代。
商也就成了后世子孙眼中华夏的正朔之一。
与此相同，西夷的周部落取代了商王朝，于是周也就成了华夏的正朔。
我们流传至今所推崇的儒家文化——手来好笑——居然是东夷人（孔丘，子姓孔氏，商汤子孙）总结归纳出来的西夷文化（周礼）精髓。
夷：
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
莱夷在齐的东面，淮夷分布在淮河中下游。
《左传》中提到东夷，《论语》中提到九夷，大约都是居住在今山东一带的夷人。
见于《左传》的小国介和根牟，即东夷人所建立。
诸夷中以淮夷为最强大，并不断和鲁发生冲突。
淮夷还参加楚主持的盟会，又随楚伐吴。
莱夷和齐是世仇，《左传》中齐伐莱的记载甚多，最后为齐所灭。
戎：
北戎、山戎分布在今河北和辽宁等地。
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一带，后来被迫迁徙到今豫西。
在周的南面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
鲁的西境也有戎人。
在卫都的城墙上可以望见戎人的村落。
晋国的周围都是戎狄人，故《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
”
《左传》说姜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
”生活习惯、礼俗、语言的差异，把戎狄和华夏区分开来。
但戎人中有姜姓、姬姓之戎，显然他们和周人本为同族人，只是出于历史或文化的原因，使他们分道扬镳。
尽管戎狄和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这对彼此交往并无太大妨碍，如周王曾娶狄女为后，晋献公、文公都娶戎族女子为妻。
蛮：
群蛮和百濮居于楚之南。
楚与晋战于鄢陵，蛮人也出兵随楚。
濮在江汉之南，或说在今云南一带。
春秋时楚境内已有不少以“蛮”自称的民族。
在春秋前期，楚大举进攻蛮人，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
楚庄王时，楚周边民族乘楚大饥之际，“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
秦昭王时﹐白起攻灭楚国之后，“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
秦汉时蛮族以盘瓠﹑廪君﹑板楯三者最大。
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其地有雄﹑樠﹑辰﹑酉﹑武五溪﹐故又有“五溪蛮”之称。
狄：
狄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
白狄在今陕西一带。
赤狄中分布在今晋东南一带。
长狄之名见于《左传》，具体情况不详。
狄人部落众多﹐春秋时以赤狄﹑白狄﹑长狄最著。
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区。
据古书记载，戎狄多为“披发左衽”。
发展演变
春秋早期，戎狄势力很盛，中原华夏诸小国受其威胁较严重，即使晋、齐等大国也经常要遭到戎狄的侵袭。
从春秋中期开始，华夏各国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通过称霸而相互联合，增强了对戎狄的防御能力，不少的戎狄渐被华夏所征服。
赤狄、白狄大部分为晋所灭，齐灭莱夷，秦灭西戎，楚国吞并数量甚多的蛮人或濮人的小国。
由于各族长期和华夏聚居在一起，不断相互影响，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
到春秋末年，原来散居于中原各地的戎狄蛮夷差不多都已和华夏融合在一起了。
东夷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已经不存在了，完全汉化了。
西戎的部分则西迁或被吞并，现在谁是西戎已经很难说清。
至于所谓南蛮的百越，现在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几乎都可以算，越南也是。
北狄早就不存在了，历史上的鲜卑等民族早就融合。
但是从广义来看，蒙古族似乎也可以符合这个名字的最初意义。
称谓变化
“蛮、夷、戎、狄”是先秦时期我国的华夏统治者对于周边其他民族的称谓。
不过这些称谓在开始只是一种泛称, 指的是与华夏中原地区相比的远方族类, 并没有后来的歧视和侮辱性的含义。
而且这些称谓比较笼统和模糊, 与具体方位的联系也是不固定的, 如在古文献中, 不仅有东夷之称, 而且还有西夷、南夷、北夷等名称。
古本《竹书纪年》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
”后来随着少数民族的崛起, 对华夏的威胁日益严重,“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若线”,华夏的民族意识和危机感也逐渐强烈, 夷夏之间开始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蛮、夷、戎、狄”的称谓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和侮辱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