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农民为市民 新世纪中国经济好视点

[摘要]：有人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实应当进一步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繁荣城市、富强中国。

[关键词]：农民市民现代化前不久，全国热烈讨论农民工是工人还是农民？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2003—2010农民工培训计划，浙江有地方“一费制”“零门槛”帮助民工子女入学，长沙市传出正在着手给农民工修“廉租房”的消息。

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明确提出要“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农民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人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实应当进一步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繁荣城市、富强中国。

变农民为市民，新世纪初中国经济好视点。

资料显示，1978年～2001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超过2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由17.9％提高到37.7％。

到2002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离开本乡到外地从业时间超过1个月）已经超过94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社科司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在2000年的全国12107万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已占73％，流入城镇的已占74％。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2001年在全国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和建制镇的比例分别已达18.5％、17.7％、14.9％和8.7％。

2001年，农民的人均外出打工收入已达375.5元，比上年增加41.1元，增幅高达12.3％；远远高于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5％，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

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测算，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劳动者每年寄回家的劳务款已超过6000亿元。

尽管如此，我国城市化率仍低于工业化率13个点以上。

世纪之初，我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农民收入的增长没有赶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拥有8亿人口的农村没有形成相应的大市场，终于引发了工业品生产过剩，城市经济不景气；城市不景气，城市二、三产业不发展，城市就业相对或绝对减少，城市对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减弱，以致农业过剩，农民收入增长下降；这是一个“坏的连环套”。

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打破，虽然效果明显但还是没有根本改变。

原因是什么呢？我国特有的传统户籍制度等导致了我国特有的牢固难破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城乡之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和有效重组，分配与再分配等经济杠杆难以发挥作用，以致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严重失衡，有效需求不足，“过剩经济”得以形成。

解决的根本途径只能有一个：真心实意地、扎扎实实地推进城市化，变农民为市民。

这是新世纪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是新世纪初中国经济腾飞的最佳视点：城市化是以不断扩大农民进城就业为标志的。

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这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提升农民的购买力和购买结构，繁荣农村经济；农村繁荣促进工业品市场和城市繁荣；反过来这又会提升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力度和需求结构，引起农业结构的高级化，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方式的高级化，增加农民的农业和现代农业收入；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收入与城市收入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此种结构失衡所致的“过剩经济”消失；中国经济规模空前扩大，人民全面小康；城市化既发展了城市，又变革了农村，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好的连环套”。

这是中华民族21世纪的光荣使命。

[!--empirenews.page--]为“打工”正名，把劳务输出确定为农村的一种发展战略。

在社会学意义上“打工”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农民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带来了温饱，“打工”将为农民带来小康，并最终促成农民变为市民。

“打工”首先是指农民的“第二职业”，然后是指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干部职工的“第二职业”，后来泛指所有人员以市场方式找到的工作，再后来人人都说自己是“打工”（为一把手或老板）的，最后位居高官的一把手也说也是“打工”的，为党、国、为人民、为单位“打工”。

可见这是一个社会意义广泛而深远的创造。

在狭义上，市民社会视在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为“打工”，其意指此种就业不是“当家作主人”，不是“铁饭碗”，没有社会保障和长期保障。

在广义上，在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学意义上，“打工”就是就业：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将逐步消融国有和非国有就业的区别。

所以，把“打工”或劳务输出确定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在发展战略策略上是一大高明之举。

其高明之处在于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一种资源而不是包袱；在于从主观上自觉地运用了农村少有的几种“比较优势”之一——剩余劳动力资源，将比别人“早一点”“多一点”地占有国际国内劳务市场。

其具体好处有三，一是增加农民收入，目前“打工”类收入已成为农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

二是培养人才，“打工仔”学技术、学管理、学市场、学社会；回乡“打工仔”已成为各地发展二三产业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已成为农民的“留学”。

三是转移农业人口，首先是大量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然后是其中的一部分将逐步转变为市民；与其它办法相比，“打工”应是转移农业人口的“主渠道”。

其间接好处或长远好处是积累了人才、资金、技术、知识，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提高认识，有组织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间接目标或直接后果就是转移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转移的多寡即城市人口的多少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

当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每人几分到几亩田土仍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村是无法实行规模经营的；没有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农业人口转移的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工业和城市发展；但在国内市场巨大，发展极不平衡，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且加入WTO的情况下，农业人口的转移并不就决定于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措施得当，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速度是可以也应当大大快于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

并且加快这种转移应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

在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本地转移的同时，还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多地向外地转移。

针对目前劳动力输出大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情况，首先要建立机构，劳动部门现有的机构要完善充实与强化、担起责任，此外还应鼓励民间的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劳务输出服务机构的组建与协作。

其次要明确职责强化服务。

其主要职责就是劳务输出，要建立供需信息网络、人员培训基地、劳务吸纳基地等，提供全方位服务。

第三，规范收费。

政府所设机构提供服务是其职责所在，是非营利性的，除了培训和某些证件的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它费用。

民办机构服务收费应制定明确的标准，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与审计。

[!--empirenews.page--]转变观念逐步解决“农民工矛盾”。

农民工是工人还是农民呢？这是最近大家所热烈讨论的。

农民工的社会定位应当是工人。

首先在字义上农民工是工人。

农民工三字的落脚点是工、即工人。

农民工无非是指农民出身的工人，从农村来的做工的人，这都不能否认他们现在是在作工的工人。

其次农民在城里做事就成为工人。

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大而概之就是作业区域的不同，在农村田野上劳作的是农民，在城市工厂里和其它地方做工的是工人。

第三在功能作用上农民工是工人。

农民工只要在城里找到工作，他就成为这个城市运转链条中的一个分子、一个环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在这个城市中的地位作用就与其他城里人毫无区别。

例如，在同样的岗位上劳动，且作得同样好的两个工人，一个来自城市，一个来自农村，他们在这个城市中的“地位、作用、贡献、功能”会有什么区别呢？第四农民工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城市和中国的现代化已离不开农民工。

2002年全国约有9400万农民工，与全国职工人数相差无几，就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和餐饮服务三个行业。

试想，如果突然抽掉这些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和中国的现代化会怎么样呢？但农民工的个人定位还是农民。

首先农民工的“法定”地位是农民，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责任田都表明，他是某某县、乡、村、组的农民。

其次最根本和最有实际意义的是他在城市里根本就没有“市民”待遇；再加上名目繁多和莫明其妙的驱赶、收费、处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自觉低人一等，另类公民。

第三“农民习气”明显。

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原因，农民工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大多带有“农民”的色彩，文化素质偏低，不文明不卫生的习惯一时难改，社会治安与社会犯罪案件发生率偏高。

第四工作在城市消费在农村，打工收入大部分汇往农村,这直接制约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间接地最终制约了农村的现代化。

唯一的例外是全国总工会已承认“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头。

农民工社会定位与个人身份的反差即“农民工矛盾”。

主要是地位作用与政策待遇的矛盾。

是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矛盾在农民身上的直接映现。

逐步解决农民工矛盾是农民变市民的关键所在。

而解决农民工矛盾的关键是解放思想，彻底打破二元社会经济的传统观念，逐步打破二元社会经济的传统体制。

这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复杂过程，但我们决不能坐等。

我们应在城市和农村两方面，重点是在城市方面着手逐步解决农民工的矛盾。

制定政策法规强化农民变市民的进程。

农民工矛盾的另一方面是提高其待遇地位又会增加“中国制造”和“城市化”的成本，这种成本的增加与控制同“城乡壁垒”对城市与经济发展的不利与有利之间要找到一个好的均衡点；目前这种“成本控制”及其对发展的不利已达极致，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明显地违法和不道德（如孙志刚事件类行为）。

选取此均衡点的原则目前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对此均衡点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家对城市化进程进行规划和立法：规定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发展的一般规范；逐步打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进程、时限；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程度（比重）、进程、步骤；农民工的地位、待遇、就业、培训、子女入学、办证、收费、管理、服务、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工、农民变市民的条件与规范；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含农民工状态指标）等。

然后严格依照规划和立法，强力推行。

将城市化纳入规划、法制和自为的轨道。

[!--empirenews.page--]当然农民变市民关键在一个个的城市。

城市首先在观念上要更新，不要把农民工当作“包袱”、“煞风景”，把“工作最累最苦、待遇最低最差”看作理所当然，而要视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重要可开发资源，未来城市竟争力的某种基础。

其次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上要进行调整，是不是那么多城市都要定位为国际或区域大都市呢？即使如此，就可以不要或无视农民工吗？那么“昂贵的城市”合呼我国国情吗？可不可以少一点“锦上添花”多一点或至少有一点“雪中送炭”呢？可不可以应不应当有某种意义上的“农民工城市”或“农民工城区”呢？市场和未来亦将强制选择！城市化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并实现稳定就业，这取决于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城市化的工作重心不应放在城区面积的盲目扩大与城区建设的一味美化亮化上，而应放在科技进步、制度创新、改善基础设施、吸引资本、增强企业活力和科学规划城市建设上，以此带动城市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空间的扩张也就内含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