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

孔子中庸思想内在逻辑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

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

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

商，卜商，即子夏。

二人均为孔子弟子。

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

”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

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

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

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虎豹之A，犹犬羊之A。

’”棘子成，卫国大夫。

“A”即皮革。

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

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

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

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

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

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2]（雍也）。

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

[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

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

“毋必”，不绝对肯定。

“毋固”，不拘泥固执。

“毋我”，不唯我独是。

“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 我”四种毛病。

[4](p87-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

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

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

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

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

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

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

”[8]（二三子）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

’”[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

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

孔子说，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这是伯夷、叔齐的特点。

柳下惠、少连降低自己意志，屈辱自己身份了，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那也不过如此罢了。

虞仲、夷逸逃世隐居，放肆直言。

行为廉洁，被废弃了也是他的权术。

[2](p197)而孔子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乃是“无可无不可”。

如何理解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评论正好可以做其注脚：“（公孙丑）曰：‘ 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又《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由孟子的评论可知，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

不难看出，孔子与其他诸人的区别在于，其他诸人固守一节，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

所以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

”[4]（万章下）“圣之时者”即“随时而处中”。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或“时中”观念，还可以从下面的几则材料中体现出来：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以其兄之子妻之。

[2]（公治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2]（公治长）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2]（卫灵公）孔子在这三则材料中谈到的三位人物，其具体境况虽或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能“识时务”：南容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总有官做，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也不致被刑罚。

孔子看中了他这一点，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宁武子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便显示聪明，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便装傻。

孔子很佩服他“装傻”的本领，慨叹其中有一般人学不到的奥妙。

蘧伯玉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

孔子因此誉之为“君子”。

三位人物的“识时务”，虽然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随时而处中”吧。

由此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因应时变，或见或隐，或贫或富，其准则在“时”；所以孔子强调“君子而时中”。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

如《艮》之《彖传》曰：“艮，止也。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9]本则《传》文，特别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

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

“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

“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

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

有经有权，故能变通。

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

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

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

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9]（系辞传）。

三、中正：中庸的规范原则前面说，“时中”就是变通趋时，这种“变”，并非没有标准，其标准就是“礼”，“礼”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2]（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 适，可也。

莫，不可也。

”[4]（P71）“无适”、“无莫”正是“无可无不可”。

然而，“无可无不可”必须服从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义。

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礼乎礼，所以制中也。

”[10]（仲尼燕居）在《论语》中，有不少材料反映了“中庸”与“礼”的关系，如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2]（泰伯）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

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

又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2]（雍也）“博学”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态度，如其曰：“君子不器。

”[2]（为政）即君子不应当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

而如果想有多种用处，无疑需要博学。

但孔子同时又强调，“博学”不能走极端，必须“约之以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离经叛道。

孔子特别重视“礼”在“中庸”中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11]（哀公十一年）。

“度于礼”，即是“就有道而正焉”。

[2]（学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于礼就是“正”。

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子路）“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

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颜渊）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

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

其实，“正身”也好，“正名”也好，实质都是“以礼制中”。

“以礼制中”，就是把礼作为中的规范准则，可以说，孔子讲中，其尺度就是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