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晚清的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
四种 ， 以镍 币五分 、 币二 分 、 铜 一分 五 、 分等 四种 为辅 币。 这样 一 ０
行 后 ， Ｉ币全 部收 回 改铸 。８月 ， 政府 将 币制调 查局更 名为 币 Ｉ ｉ ｌ 清
规 模 的扩大 ， 尤其 是外 国货 币在 中 国的大 量 流通 ， 西方 的货 币理 七 钱二 分制 银元 货 币单 位被 确 定 下来 。度 支部还 决 定待 新 币发 论 和思 想随之 在 中 国得 到广 泛 传播 ， 币主 权观 念在 中 国产 生。 货
甲午 战后 ， 随着 社会经 济结 构 的变 化和 国 家财政收 支 内容与
１０ 年 ，载 泽上 奏建 议采 用七 钱 二分制 银元 单位 。为调 查 ９９
币制 情 况 ， 支部 成立 一专 门机构 。 １１ 度 ９０年 ４月， 支部 拟订 了 度 币制 的种 类 、 量 、 色 、 造 、 重 成 铸 发行 以及 流通等 都做 了具体规 定。
招 聘外 国技师 ， 尝试 铸 造银 元 ， 重量 为七 钱二 分 。Ｉ ９ ８ ０年流 通市
二 、 元 制度 取代 制钱 制度 铜 清末 ， 制钱 的供 应 严重 不足 ， 了解 决钱 荒 ，９ 仿香港 的 “ 成 一 场 。 ｌ ９ 年 湖北 省也 开始 设局 铸造 银 元 ，大 小重 量上 与广 东相 督 李鸿 章率 先铸造 铜元 ， ８４ （ Ｈ Ｎ － Ｏ ＧＯ Ｃ Ｎ ” 币值 是银 元的 百分之 一） 取 ， 同。 由于两地 铸造 的银 元式 样 美观 、 成色 划 一 ， 人们认 可 并在 仙” “ Ｏ Ｇ Ｋ Ｎ ＮＥ Ｅ Ｔ ， 被 Ｌ 正面 是“ 百牧 换 一圆” 背面 上部为 每 ， 市 场上 广泛 流行 。其 它 省份 看到 广 东和 湖 北两 省铸 造 的银 元不 消 了秦汉 以来 的方 孑钱 式 。 Ｋ Ｎ Ｔ ＮＧ ， Ｏ Ｃ Ｎ ”译为 广东 一仙” 正面 。 仅 在市场 上很 畅销 ， 且地 方政 府还 可 以获 取丰 厚 的利 润 以弥补 “ ｗＡ Ｇ～ Ｏ ” 下部 为“ ＮＥ Ｅ Ｔ ， “ 而
论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
一般认为，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而事实上，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所坦言："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辑，第91页。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北洋政府时期。
无怪乎当时外人在对中国的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注：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
今人要想从当时的紊乱中理出一个头绪，绝非易事。
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尽可能就当时货币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出归纳性的描述，以企对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状况获得一整体性认识。
一、货币紊乱的特征所谓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
而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每一种货币都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还有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既无本位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货币制度。
而一个没有本位和制度的货币状况，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
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
货币的演变是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铸币的纸币，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
称量货币主要是以本身的重量即作为商品的价值，其铸造是由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完成的，是小生产方式的产物。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改革从1928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银行业从北洋政府时期的畸形发展走向集中，出现了地区性的银行集团。
通过政治与金融的交融斗争，以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目的为前提，逐步形成了以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中心的全国金融体系，由通过废两政元、法币政策策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财政金融统制，完成了官僚金融资本的垄断。
且随着政治统治的衰落，滥发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货币膨胀，使国民党政府的货币走向崩溃，从而彻底瓦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货币制度。
一、货币发行权的垄断1928年中央银行改制后，就利用它所享有的四项特权：发行货币，铸造硬币，经理国库，办理公债，迅速发挥它的金融中心的作用，开展金融垄断活动。
在国民党政治权力的支持下，金融垄断地位不断提高，财富积累成倍增长。
如1936年与1928年比较，资产增长23.18倍，从1541万元增加到6.4亿元。
存款猛增41.48倍，发行纸币增长25.64倍；纯益增长21.76倍。
而且利用政府颁布的种种金融法规，逐步限制和收缩其他中国银行业、银钱业纸币的发行，到1936年，中、中、交发行的纸币占全国发行量的75.98％，其它发行仅占24.02％。
另外，许多无发行权的银行，可同有发行权的银行订约，付给发行行60％的现金准备和40％的证券准备，领券代发。
这种领券代发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是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多发钞票，增加资金来源，充实资金力量。
从而加强中央银行对领券行的控制。
1935年，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与中、中、交三行并列四行”。
它们都享有中央银行的特权，共同构成官僚资本的金融支柱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四联总处”的权力转移作用，逐步增强中央银行的金融垄断地位，把纸币发行权统归中央银行，进一步加深了官僚资产的集中和垄断。
二、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自银两和银元并行本位以来，中国货币市场遭到外国银行控制和钱庄的操纵与盘剥。
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事件始末
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一、事件背景（1）国际背景：1.世界通货的金本位制对我国汇率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放弃金银复本位制，纷纷采用金本位制。
我国以及少数国家仍然保持银本位，即白银在我国是通货，而在国际市场上则是商品。
因此，我国外汇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上金银比价的影响。
而实际上，纵观20 世纪30年代之前（即币制改革前），国际市场上的金银比价确是我国外汇决定中的最基本的因素。
我国实行银本位制，但我国自己并不生产白银，我国不能左右世界银价的走势，相反，我国的银价主要随世界白银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沉浮。
2.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对我国汇率的影响20 世纪30 年代是世界金本位制崩溃的时期，自1931 年9 月20 日英国首先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后，世界与英镑有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先后放弃金本位。
这时我国仍然坚持银本位制，我国白银对外的汇率便具有两种含义：一是传统的金银比价，为真实汇率，二是白银与各国纸币的兑换率，为名义汇率。
这个时期银价相对于金本位国家的货币还是呈下降趋势的，但相对于大多数放弃了金本位的国家来说，白银开始升值。
由于英、美分别在1931 年9 月，1933 年 3 月放弃金本位，同时两国分别以英镑、美元表示的银价开始上升。
之后随着法币改革中外汇汇兑本位制的实行，自1935 年后至1937 年间一直趋于稳定状态。
银元在我国是货币而在放弃银本位制的国家已经成为商品，与其它商品一样，随着供求关系而随时涨落，中国货币必受世界银价的影响，币值极其不稳定。
货币是社会经济的神经，牵一丝而动全身，币值变动，不仅牵动物价，而且影响工商业、财政等整个经济生活。
3.美国的白银政策此外，美国由于受大危机影响以及国内白银集团的推动而推行“白银政策”。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收购法案》，提高白银价格，同年8月9日宣布白银国有，造成世界银价的剧烈上涨。
纽约银价由美国实行白银国有时的每盎司49.31 美分, 涨至1935 年5 月的74.42 美分，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65 美分以上。
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公元7-14年，王莽三次改革币制，因大面值金属币，导致造假泛滥。
公元189年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名存实亡，董卓毁五铢钱，铸恶质钱，引起物价飞涨。
三国时期，公元238年，战争频繁，军费开支浩大，各国铸大面值钱，导致物价上涨。
公元465年，南宋前废帝刘子业铸二铢钱，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结果引起社会经济停止，宋王朝崩溃。
北魏孝明帝即位后，为解决财政困难，517年广开铜矿铸钱。
隋炀帝时期政治腐败，因豪门大族私铸引起货币贬值（605-618年）不久隋灭亡。
唐玄宗后期，生活奢侈，军费开支浩大。
他死后，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实行通货贬值政策，铸造大钱。
引发的后果有：（一）谷价腾贵，米斗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
（二）盗铸严重，寺庙的钟、铜佛都被溶化了。
（三）货币混乱，有实钱（先铸钱，低物价）和虚钱（后铸钱，高物价）双重价格，出现两种物价。
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形式五花八门，出现次币抵触好币。
清咸丰三年（1853年）旧钱每千重120两，溶化后可铸当千大钱三十，私铸超过官铸，后发行纸币回收。
秦汉币制改革
秦汉币制改革一．秦代的币制改革1.背景：秦国原本是个立国较晚且经济相对落后的诸侯国（如：穆公以五羊皮赎百里奚）；六国货币不统一，非常混乱，不利于经济发展。
2.内容：a)货币分两等：上币：黄金（单位：镒）下币：圆形方孔钱（单位：半两）b)对货币的形、质、量都有明确的规定c)严禁私人铸钱3.意义：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币制，便利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
二．西汉前期币制改革黄金在汉代虽然为重要货币使用，但因为其制作不易，价格昂贵且数量毕竟有限，民间通常所用货币为铜钱。
汉代币改的主要对象是改铜铸货币。
1.高祖建国后“为秦钱难用，更令民铸钱”开放民间自由铸币·废半两，行重三铢的“榆荚钱”结果：货币数量无限增加，币值大跌，物价高涨。
2.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希望通过增加货币的实际重量来提升铜钱币值的购买力。
结果:两币混乱3.汉文帝币改(前175)·铸四铸钱·使民放铸·“除盗铸钱令”结果：民间铸钱竞争激烈，受益最大的是郡国贵族，豪强和少数官府勾结的巨商。
*除盗铸钱之害：(贾谊，贾山) 私自铸造会破坏法禁；私铸使钱币更加混乱；私铸妨碍农业生产。
4.景帝币改“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杜绝人们再造伪金币，有一定效果，但依旧未将铸币权收归中央。
三．汉武帝时期币制改革四．东汉时期币制改革（王莽币改）1.第一次币改（公元七年）①五铢钱→五铢钱值1大钱值50契刀值500错刀值5000②不得用黄金，需要用黄金来兑换铜钱，政府敛财意图明显结果：“民多盗铸者”2.第二次币改（公元九年）废五铢钱和错刀。
金（一品）一斤值万钱银（二品）值1000——1580龟（四品）贝（五品）布（十品）钱货（大钱和契刀）（六品）值1——50结果：给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3.第三次币改①金银龟贝仍然可以做为货币②废大小钱，行货泉（重五铢）值1货布（重二十五铢）值2 5结果：使币制大乱，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极大灾难，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但是必须指出,废两改元并没有解决中国货币半殖民地化的根本问题。废两改元后,中国货币采取银本位制仍存在严重弊端。中国不是产银国而是用银国,世界银价涨落对中国货币影响极大。中国的货币权仍被帝国主义控制。30年代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脱禽金本位,进行外汇管理,并通过大幅度贬值以增加出口竞争力。中国货币缚于银本位之上.银根有限不能通过大规模贬值的方式扭转外贸严重逆差局面,经济受到猛烈冲击。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决定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或旧有l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又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新银元重量成色及型式宣布新银元铸造权专属中央造币厂规定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及银本位币接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吴小静（西北师范大学，兰州730070）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在上世纪30 年代中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币制改革，这次改革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及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共同促成了这次改革。
此次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统一全国币制市场、稳定经济、缓和危机等各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改革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应当中肯而客观的看待这次币制改革。
关键词：原因；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意义货币是一个国家金融经济的命脉所在，一个稳健、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上世纪30 年代左右，国民政府治下中国货币制度极为混乱，并没有促进经济进步的保障，反而严重阻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在30 年代中期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币制改革：1933 的“废两改元”以及1935 年的实施法币政策。
“废两改元”政策，使全国确立了银元本位制，但还没来得及巩固，两年后国民政府又推行了法币政策。
本文试从1935 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的国内外原因、改革措施以及改革的两面影响等加以简要论述。
一、币制改革的背景（一）国内货币市场的混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内货币市场极为混乱，“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它是乱七八糟一大堆铸币、重量单位和纸币凑成的大杂烩”。
①在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有银两、银元、铸币以及各式各样的纸币等等。
混乱的货币市场成为正常商品流通的绞索，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
混杂的货币市场使国民政府意识到币制改革迫在眉睫。
遂于1933 年4 月6 日公布了《废两改元》训令，规定“所有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顺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②这次改革的主要成就在于废除了把银两作为货币的使用权，确立了“银”本位制。
但这次改革很不彻底，市场上仍有许多杂乱的货币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次改革确立了“银”本位制，导致银价随着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动荡不已，中国的金融经济市场会随着国际银价的波动而受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
汉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7年），是汉初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文治武功，显赫一生，与秦始皇同被后人并称“秦皇汉武”，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汉武帝的思想积极进取，具有前瞻性，为朝廷、社会带来了新思维，进行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也包括对货币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汉初郡国铸币出现失控，放民铸钱成为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登基时，虽然延续“文景之治”有过的一段“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短暂丰盈时光，但是由于社会财富逐步集中到少数从事冶铁、铸钱、煮盐的富人手中，富商大贾囤积财富、奴役穷人，以至国家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困局。
出于中央政府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汉武帝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打击大贾商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
由此他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
武帝刘彻登基时，正在继续流通文帝时推行的四铢半两钱。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就当时流通的半两钱名不符实，实际重量仅三铢左右，以实现秦汉时期常称钱币“重如其文”为由，下令销毁四铢半两钱，新铸“三铢”钱。
这是汉武帝的第一次币制改革，虽没有取得了多少成就，但这次成功地突破了自秦始皇推行“半两”以来凡钱称“两”的规矩，开创了钱币称作“铢”的新时代。
三铢钱推行不久就感觉到这种钱太轻，造成钱轻物贵，汉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又将三铢钱废掉，重新推行四铢半两钱。
这不能认为是倒退，而是汉武帝的又一次钱币变革，是汉武帝看到了简单地推行“重如其文”三铢钱行不通，暂时再重行半两钱，以求更符合社会需要的钱币。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军资耗费巨大，国库严重亏空，而那些富商大贾却无关痛痒。
据《汉书》记载：豪门富室“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种困”。
于是汉武帝与朝廷公卿官员们研究决定改换钱币策略，打击那些为富不仁、兼并土地、不顾天下安危的豪富，以此来充实国库财政。
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改革
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改革1.增加政府收入的币制改革，当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无事，府库余财，西汉政府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
但是，到武帝当政十几年以后，过去的积累被消耗殆尽，政府经济即呈提襟见肘之势。
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对匈奴战争的浩大军费和皇室的奢侈所造成的。
为巩固中央集权，解决政府的经济、财政困难，西汉王朝必须实行适应形势的经济政策和对过去的财政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曾进行过几次币制改革，改革的目的：一是制止私铸之伪币流通，二是从改币制中剥夺商人和贵族的财富，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人。
自元光二年（前133年）西汉王朝与匈奴的长期战争爆发以后，货币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一方面是封建政府财政的日趋困难，另一方面是商人利用手中货币，或私铸伪币大发其财，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
为了打击那些兼并之徒，西汉王朝又决定改币制：“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元狩四年（前119年）下诏日“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同时，还令更铸三铢钱，并重申“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这里所说的“白金”即银，“皮币”就是以白鹿皮作币。
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每块鹿皮“直四十万”。
这一政策是相当巧妙的，中央不需成本，只需将禁苑中的白鹿，杀取其皮，加以缘馈，即成。
因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用此物，只得向朝廷购买，只一块皮就值40万。
这样，宗室贵族手中的金钱，便流入到中央政府之手了。
不过，这次改币，并未能解决伪币的问题，而且币制更加混乱，除了三铢、四铢以外，白金及皮币也进人流通领域，这就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尽管重申对“盗铸”者处以死刑，仍不能有效地制止私铸。
所以，上述命令发布不到一年，武帝又下令：郡国铸五铢钱，“周廓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铅(熔)”，即铸有廓之钱，以防磨取铸沿或改铸。
但这种办法仍不能禁止盗铸，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与币制改革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与币制改革12国际金融2宋扬20124371货币是一个国家金融经济的命脉所在，一个稳健、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国民政府治下中国货币制度极为混乱，并没有成为促进经济进步的保障，反而严重阻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在30年代中期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币制改革:1933的“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的实施法币政策。
“废两改元”政策，使全国确立了银元本位制，但还没来得及巩固，两年后国民政府又推行了法币政策。
通过组建国家中央银行谋求币制统一与发行集中，便成为国民政府货币现代化改革的首选路径。
但违背了历史进程，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造成了经济和金融的衰退和混乱，加速了其统治政权的覆灭。
分析和探讨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成败，对我们现在发展经济、稳定金融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双向互动:中央银行组建与货币改革启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中国币制正处于清末民初新旧交错、杂糅并存的混乱状态下。
银元虽为法定本位币，但银两银元依然并存。
在流通中不仅存在两、元兑换问题，还存在元与元、两与两之间的兑换问题。
至于纸币，中外众家银行均享有发行权。
当时各发行行之间汇兑汇水尤重，一省之中纸币不能融通现象常有出现，而当地纸币，一出境界即成废纸。
其时银行所发纸币，为随时可兑换现金的兑换券，其价值依附于金属货币，其数量亦受制于准备金之多寡。
因此一旦超额发行，即将导致挤兑贬值，酿成金融风潮。
币制如此紊乱，给财政、经济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威胁国防安全。
对此国民党上层人士深有感悟，蒋介石明确表示，“币制不统一，对于国防最为危险，余筹思既熟，必使从速实施改革”。
1928年6月，全国经济会议召开。
与会代表从金融与财政、经济等角度出发，强烈呼吁政府整理货币，统一币制。
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理纸币与硬币、废两改元的提案，将组织国家银行，集中所有纸币之发行作为整理财政。
政府试图将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据此维持币制统一，整理财政，稳定金融，进而谋求政治、经济、军事的巩固，显示出当局对发行集中的重要意义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汉武帝币制改革影响 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原因
汉武帝币制改革影响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原因汉武帝币制改革基本内容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中，行三铢钱是最早的一项内容。
半两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钱币，到汉武帝的时候还在使用，但是它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是不一致的。
汉武帝行三铢钱就是将它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
皮币的推行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内容。
汉武帝推行皮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上林苑中有很多鹿，鹿皮可以制作皮币。
另一个原因是方便公侯家族上交税款。
皮币的推行使得中央的财政得到补充。
银锡造币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但是的少府中有很多银锡，汉武帝就下令将这些银锡造成钱币，称为白金。
银锡本来不是钱币，而中央政府将积存的银锡造成钱币，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有大幅度增长。
造五铢钱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汉武帝在看到三铢钱的一些弊端后，下令中央政府和各郡国都制造五铢钱。
五铢钱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各郡国制造的五铢钱参差不齐，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三官五钱与上林三官五钱是汉武帝币制改革中最后定型的钱币。
汉武帝在公元前113年颁布法令，收回了郡国的铢币权，改由中央政府铸造统一的货币。
中央政府铸造的就是三官五钱和上林三官五钱，这种钱币工艺精良，铸造成本高，民间很少有私铸与盗铸的情况发生。
这种钱币也为以后的朝代所借鉴。
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财政大权从地方上收回，交由中央控制。
在币制改革以前，诸侯国有铸造钱币的权利，民间有的人私铢钱币，还有些不法分子盗铸钱币。
经过币制改革，钱币由中央统一铸造。
恢复财政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
文帝和景帝两代皇帝为汉武帝积攒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以后，国库消耗严重，财政上入不敷出。
而地方上的诸侯和富豪却积累着大量金钱，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后，稀释了地方上的财富，使得中央在财政上得到了恢复。
统一钱币制度，方便钱币使用也是汉武帝币制改革的目的。
当时的汉朝有多种钱币，人们使用起来非常得不方便。
王莽四改币制
Encyclopedia collection 收藏百科103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是继西汉之后由西汉外戚王莽建立的朝代。
王莽当政后，为了削弱汉朝旧族势力和对百姓的财富掠夺，在这个不到20年的王朝里，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均在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导致币制复杂混乱，民间交易不畅。
第一次币制改革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以“复古”为名进行改革，保留“五铢”，铸“大泉五十” “契刀五百” “一刀平五千”三种货币。
货币“大泉五十”有四种，一种是官铸的“大泉五十”，钱径约28毫米，质重十二铢，出土实物合今制8克；一种厚重型，多系盗铸币，重量10克左右；一种是于公元14年，民间熔毁厚重“大泉五十”盗铸的薄小“大泉五十”，实物径在26毫米，重在3克左右；还有一种是新朝末年动乱时期私盗铸的“大泉五十”幺荷钱，实物质重在0.5克左右。
以上四种，厚重型及幺荷钱比较少，其他两种出土量较大。
货币“契刀五百”，形状像当今的钥匙。
刀环有“契刀”两个字，横列方孔两侧，刀身铭“五百”二字，值五铢钱五百。
“契刀五百”钱一共用了两年，但制作精致，现存世量非常少。
货币“一刀平五千”，在当时相当于5000个五铢的价格，现属收藏绝品。
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公元9年，因王莽“废刘而兴王”的意图，废除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专铸货币“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同用。
以一“大泉五十”当五十枚“小泉直一”钱。
“小泉直一”钱铜质精良，文字精美，悬针篆，但属新莽泉中铸造最粗者。
第三次币制改革是在公元10年，内容为“宝物制”，出的币种共有五种材质，六个大类，二十八面值，即“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五物”指金、银、铜、龟、贝等币材。
“六名二十八品”指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宝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
第四次币制改革，是在公元14年，王莽下令取消金银货贝等钱币，又对其价值进行了增减，改铸货泉与货布二品并用。
其中“货布”是虚值币，这造成民间私自铸币，币值更加混乱。
西汉初期币制演化与经济影响分析
西汉初期币制演化与经济影响分析作者：徐宁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05期[摘要]西汉初期的币制演变对现在人民币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高祖建立汉朝到武帝时期的八九十年间，汉朝进行了九次货币改革，最终于武帝元鼎四年统一了铸币权。
西汉初期多次的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关于铸币权归属问题的争夺。
随着币制改革，铸币权的归属群体越来越小，直到汉武帝统一了铸币权，由国家统一铸币。
铸币权收归中央对西汉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稳定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关键词]币制演化；西汉初期；经济影响；铸币权[中图分类号]F822.9 [文献标识码]A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在其统治期间，西汉王朝达到了最鼎盛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
汉武帝为巩固大一统推行了很多政策，其中统一铸币权对于他的大一统功绩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西汉初期的九次币制改革则为其统一铸币权奠定了一定基础。
高祖时期的“荚钱”，吕后时期的“八铢半两钱”和“五分钱”，文帝时期废除盗铸令以及武帝时期“三铢钱”、“四铢半两钱”、“五铢钱”等等，武帝正是在这一次次币制改革的基础之上，最终统一了铸币权。
1汉武帝之前的四次币制变化“汉承秦制”，西汉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以黄金为上币，以铜钱为下币，黄金多用于赏赐，铜钱则是百姓间流通的主要货币。
1.1高祖时期的货币减重政策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到秦末战乱的影响，人口伤亡众多，生产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贫苦，物资匮乏。
“当时执政的人，无疑以为国家的贫困，是因为没有钱去买，把货币当作普通财富，而且以为它的购买力是不变的，因此以为铸钱就是生产。
”所以，借口秦半两钱比较重，交易不便，让百姓自行铸造更加轻便的钱。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所谓的荚钱，就是一种又轻又薄的圆钱，因其形如榆荚，所以称之为荚钱。
这种钱名义上为半两，但实际重量只有三铢，仅为秦半两钱的四分之一。
高中历史教材精解试析法币改革的历史作用
试析法币改革的历史作用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政策，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是币制改革的最直接动因。
始自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危机。
这次危机不仅涉及工业、农业、国际贸易领域，还扩展到货币信用领域，造成1931－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
就美国方面而言，实施白银政策是转嫁信用危机的手段。
所谓“白银政策”是指美国对贵金属白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白银收归国有等具体政策。
其目的是要增加白银储备，并通过提高银价带动国内物价回升进而刺激生产和投资，同时，通过收购白银提高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从而便于倾销产品。
而在中国方面，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
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
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
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导致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而美国“白银政策”的实施就在中国造成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上涨、销路呆滞、钱庄倒闭、银行关闭等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只有加紧实施币制改革，才能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
旧的货币制度的紊乱带来的诸多弊端也是币制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
旧中国的货币种类复杂，既有重量不足、成色不一的银两、银元、铜币等铸币，又有各种各样的纸币。
而且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极为分散，不但国家发行，私人、中外企业、金融业和非金融业都可发行。
这样，市场上就流通了形形色色的货币。
这种极不统一的币制对商品的全国性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都是不利的。
所以改革落后的、弊端重重的旧的货币制度也是大势所趋。
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货币，为法币改革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演变1910年的《币制则例》和1914年的《国币条例》均确立了银元为唯一主币的基本原则，20世纪30年代之前，历届政府、银行公会也曾进行了数次废两改元的尝试，但均未成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废两改元问题非常重视。
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与财政会议上通过决议，决定1929年7月1日起实施废两改元，但未如期实现。
直到1932-1933年间，经过政府和商界的多方努力，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单位的时机才成熟。
1933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重申了银元作为法定本位货币的地位。
4月5日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令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①。
6月6日，《财政部咨各省市政府文》制订了用赋改征银币办法，按照这项规定，从上海开始，各地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先后议定详细实施办法，进行了废两改元改革②。
废两改元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统一货币，便利交易，并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为之后实行法币制度奠定基础。
关税用金单位计征是重要且成功的改革，中国财政由此免受外国银行投机风波影响，稳定了海关收入，国民政府也由此掌握了大量外汇储备，为1935年11月法币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1933年，金融界酝酿已久的中央造币厂终于建立，但控制权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而非在民族资本家手中，因此国民政府已开始着手加重金融权的控制权，法币改革势在必行。
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
为了迅速摆脱危机的不利影响，英、美、日等国向中国大肆倾销商品，并广泛的占据了中国的主要原材料产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加剧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危机。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地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挫败日本，也为了独占中国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美国开始加速向南京政府资本输出，并逐步在当时的财政中占据了左右全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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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
——1948年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
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描写了国共之间在经济战线的斗争，电视剧的描写较过去更为深刻而细腻，从而对国民党政权统治在大陆的崩溃，给出了合理而逻辑的解读。
电视剧中以较多篇幅写到了19 48年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前因后果，那么，金圆券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
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法货币——法币的价值即日渐下跌，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国民党当局不能不关注的严重问题。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再起，军费开支剧增，法币的过量发行问题无法解决，导致经济风潮的不断爆发。
蒋介石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并未反思这是打内战的必然结果，却寄希望于通过币制改革解决问题。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达到了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字。
如此过量的发行，自然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
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
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极为忧虑，认为“经济险恶，物价飞涨，以通货膨胀不能压阻为最可虑”；“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
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出版家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王云五虽然对于经济经管不能说是完全外行，但他既非财政金融专家，也与财政金融界本无多少瓜葛。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现自己干实事的形象，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蒋的旨意，推动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除了极少数人接触并审议过此议案外，外界并没有研讨过”。
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晓的国民党高官中仍不乏反对派。
上海市长吴国桢认为，“只在城市控制价格，注定要失败。
”行政院长翁文灏也心存犹豫。
只是当时的经济形势已到了不改则难以为继的地步。
7月底，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审议币改方案，在蒋介石询问前央行总裁、著名金融家张嘉璈的意见时，张告诫蒋，“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
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
贬值，将无法抑制。
”张认为，“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
但张嘉璈的反对意见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改革之初，运行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上海的“督导”有关
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项规定，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
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
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兑换为金圆券；
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申报登记并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
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惩处囤积居奇者。
与之相配合，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蒋介石同时电令各省市政府，强调“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
金圆券改革之初，运行似乎还算顺利，这与蒋经
国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督导”有关。
蒋经国身负在上海“督导”之任，认为“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所以，他在上海发动“打虎”运动，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起初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面对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蒋经国颇为恼怒，他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二儿子）等人，同时对M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
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谈话，不假词色，以至使他们“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
这些人过去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今却遭此待遇，不能不惹起他们内心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蒋经国在上海实施严格的经济管制，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并在币改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问题在于，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
工
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攸关民生的大M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动摇限价。
虽然有严格的限价，上海还是“人心惶惶，拼命抢购物资。
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
”北平“抢购之风弥漫全市。
……闹市百货店顾客激增，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抢购。
”
扬子公司舞弊案，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币制改革的颓势遂不可逆转
面对经管顿挫的困境，蒋经国“进退两难”，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舞弊案发而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币制改革与经济管制的颓势遂不可逆转。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以其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
币改开始后，蒋经国起初有意处理扬子公司，但是孔令侃先是搬出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
此时正值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自北平直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
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忆说：“经国先生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
仅将货品充公。
”蒋经国不能不承认：“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
经济管制失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随后又取消了发行限额。
蒋经国则公开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
蒋经国在上海执行经济管制的工作尤其是其“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11月26日，行政院改组，翁文灏下台，孙科出任院长收拾残局。
短短的七八十天，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官僚豪门外，都是币改的牺牲者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
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涨幅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
“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但是，在币改中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
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
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惟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那些官僚豪门之外，都是这次币改的牺牲者。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
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
更有何人愿守法？”
著名时评家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
”“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国民党对于当时沸腾的民怨当然也是心知肚明。
吴国桢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
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
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
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
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
金圆券币制改革完全没有达到其推出时最初的预想，却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
（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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