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共识导向及其延展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共识导向及其延展鲍跃华2013-07-04 14:03:00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2013年1期内容摘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的。

这一制度以团结合作为典型特征和独特优势，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和规则运行有着浓厚的政治共识主导倾向。

革命共识对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支配地位，而革命共识依赖对政党制度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困扰。

在同质信仰弱化、阶级阶层共同利益模糊的“后革命时代”，如何延展革命共识成为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革命共识共识依赖共识延展作者简介：鲍跃华，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调研员，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3)01-0026-05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协商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是因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面性意义。

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各政党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成果，体现了各政党基本的政治共识。

政治共识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人们对制度认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共识维系和决定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因此，深入剖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共识导向及其在新时期的延展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挖掘和发挥制度优势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革命共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缘纽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为政党团结合作的产物，同时也是各政党体现功能、发挥优势和实现目标的载体。

从理论上讲，政党制度是稳定连续性的规则集合体，规则的确定就是各政党达成政治共识的一种表现。

而所有规则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价值和信仰，这种价值和信仰构成规则的隐形支撑。

价值、信仰和规则构成政治共识的基本内容。

所谓共识，是指“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

共识对于人类政治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们“和平而有秩序地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一个头等重要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些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社会和政治组织就不可能存在”[1]。

通常认为，共识是一项特殊的协定，指的是得到个人和组织广泛认可的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则的协定。

就政治共识而言，一般包含程序性共识和实质性共识两种。

“程序性共识指的是一种通过政党之间或政府与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以作出决定的意愿；实质性共识则是指两党或多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取向上的重叠，表现为它们根本政策目标上的一致。

”[2]从政治逻辑来讲，团结与合作的政党关系以及据此建构的政党制度是人类社会最优的政党制度。

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保障政党对日益多元化社会的整合和国家民主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由于政党纷争而造成社会分解和国家分裂的困境。

但是，社会发展的实际运作图景启示我们，任何理想的制度形态都需要具体现实的制度条件。

“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既不完全是政党或政党关系所决定的，也不完全是国家制度体系所决定的，而是决定政党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和国家所共同决定的，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3]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政党制度的基本孕育条件，而制度真正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制度自身的理念和文化基础以及人们对制度隐含价值的认同。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传统帝国衰败、民族危机深重的大变革社会环境中产生的。

社会危机深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改良和妥协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革命就成为摆脱危机、实现民族振兴、通往未来的唯一道路。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是在革命的洪流中发生互动的。

就其先天属性而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应该属于革命性政党。

在革命中结缘，通过革命达成共识是他们合作的初始动因。

同时，在一个具有浓厚封建帝制传统的国度，并不具备政党原生型成长的土壤，因而也就难以顺利地自然形成适宜的政党制度。

应该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反复试验、不断实践基础上发展的成果。

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革命发展逻辑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革命共识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萌生与形成的主导和基础。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共识。

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农业社会，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却没有一个现成的领导力量和可供遵循的轨迹能够参照，因此，为了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革命道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先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奋斗。

然而，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级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4]。

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也是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政治认同。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唯有革命才是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幸福自由的正确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希望之所在。

第二，团结合作完成革命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欲求。

面对中国革命的繁重任务，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能力独自完成革命伟业。

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便捷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

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5]645。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将以团结合作为基本特征的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通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唯一途径。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也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

”[6]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时，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

他们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7]这种响应和支持是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团结合作的理性表达，是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和措施以及为争取民主与和平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认可。

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是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三，民主协商是实现双方合作的程序共识。

一般而言，良好的合作需要适当的程序。

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程序不仅是实现某种实体目的的手段或工具，程序本身的正义与否也至关重要。

在一个正当、合理的程序中，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体现和实行的。

民主是民主协商程序的价值，协商是民主精神的实现方式。

进行民主协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革命共识的手段，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基本共识。

“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

”[5]526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民主协商对于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在实际运作中也不断发展民主协商的制度和机制。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就充分体现了政党合作、民主协商的精神，也是各党派合作、执政参政互动的成功尝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是政党合作、民主协商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标志。

在新政协的整个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秉持“凡属重大问题，都会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态度和充分信任激发了各民主党派的参与热情，而对协商程序的有效遵守、对协商结果的真正贯彻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党派对民主协商的信任，更好地保护了民主党派的参与兴趣。

因此，民主协商的程序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有效平台，也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有效运作方式。

二、共识依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曲折困扰按理说，由中国革命逻辑发展而来的政党制度应该更适合革命思维主导的社会形态，革命共识凝结的政党制度应该对革命共识依赖的社会场景具有先天适应性，但是，政党制度的发展现状显然挑战着这一假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并没有因为革命共识的依赖而顺利发展，反而在革命共识的依赖背景下发展得相当曲折。

第一，革命目标的宏大和模糊对政党共识的消解。

在革命胜利初期，中国各政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构想——《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充分反映了各政党合作的成果，也是各政党对新中国建设的政治共识。

这个革命目标显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原初纲领有差距，但是，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映了各政党共同愿望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打算长期执行这一纲领的，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主党派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和尊重，不仅强调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而且还要求共产党人要主动与党外人士合作、商量。

然而，摆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人面前的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现状，与他们原先设想的美好革命蓝图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落差又激起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冲动和热情。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8]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终究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革命目标，不仅无先例可循，而且没有成功的现成模板。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往几乎没有组织和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验，对于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显得既期待又陌生，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

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而模糊的革命目标，党内开始出现意见分歧。

本来意见分歧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正常表达，也是达成目标共识的要旨所在，然而，在赋予革命目标神圣光环的背景下，任何对革命目标的讨论与评判都被视为对革命的质疑与亵渎，目标共识的达成条件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被逐步消解。

《共同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就建立新中国所达成的政治共识，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而趋于终止，但是，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共识又难以达成。

传统统一战线的政党目标共识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中逐步消逝，民主党派的地位通过反右斗争和新宪法的实施也趋于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