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
论1 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摘要】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达到了高潮，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被启蒙思想家们记录下来。
研究中国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因为距离遥远，资料有限，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
为探究他们对于中国不同解读的源起，本文将对其历史背景、生平经历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和对比，藉此揭示中国研究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即启蒙思想家试图从东方找寻促进法兰西民族觉醒的精神良药。
这种辩证的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处理当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极具借鉴意义。
[Résumé]La tendance de la « Sinomania » a atteint son apogée en France au XVIII e siècle. . All Rights Reserved.Cette rencontre des civilisations orientale et occidentale a été enregistrée par les penseurs desLumières. La sinologie a fait l’objet d’étude importante de ces penseurs, mais à cause de la longuedistance et des informations limitées, ils se sont divisés en deux groupes: les sinophilesreprésentés par Voltaire et les sinophobes représentés par Montesquieu. Afin d’étudier les originesdiverses de leurs interprétations sur la Chine, cet article va analyser et comparer le contextehistorique, la biographie et les textes concernés des penseurs, dans le but de dévoiler les liensinternes entre la sinologie et le mouvement des Lumières, c’est-à-dire que les philosophesde l’époque essayaient de trouver un remède spirituel dans l’Orient pour susciter l’éveil de lanation française. Cette sagesse dialectique en face des cultures pourrait servir d’exemple à la Chinepour résoudre les contradictions entre la culture locale et la culture étrangère.【关键词】中国热中国学启蒙运动伏尔泰孟德斯鸠十八世纪不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堪称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蜜月期。
中法外交关系
热爱祖国，矢志不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同仇敌忾，抵御外侮
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 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 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爱国者纷纷 起来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本国腐朽的 封建统治。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 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 业。
中法关系困难时期
2009年的中法关系长期 在低谷中徘徊，虽然已经触 底，但不会有多大起色。当 然，双方关系也不会走到不 可收拾的地步。比竟，现在 的中法两国与建交时的状况 有着巨大的不同。两国刚建 交时，每年的贸易额仅一亿 美元，现在每天就超过一亿 美元。哪个时候，中法两国 人员交流一年不足三千人， 现在一天都超过三千人。放 眼2009年，有几个时间点可 做为观察两国关系的风向标。
此外，中法两国在教育领域 的合作也日益加深。“法国 近年来掀起了一个学习中文 的热潮，学汉语已成为一种 时尚，成为发展中法友好关 系的纽带”，赵进军说，为 此，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任命 了汉语学习总督学，并从二 00四年起，以每年百分之三 十的速度在当地中学里增加 选修中文的学生。与此同时， 中国在法国的留学生已超过 两万人，去年有近三千人学 成回国；中外第一家博士生 院也在中法间首先建立。
中法历史最好关系时期2002——2007
赵进军担任驻法大使近五年。他说：“这五年， 中法高层的往来在历史上是最频繁、最密切， 成果也最丰厚的时期”。赵进军以驻法大使的 身份陪同两届法国总统三次访华、法国总理两 次访华，接待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总 理温家宝的访法之行，“这在中法关系史上是 史无前例的交流之春”活 动是中国与法国之间举 办的一项经常性的文化 交流活动。该活动于 2006年由法国驻中国大 使馆和北京法国文化中 心共同推出，至今已主 办了多届。活动旨在通 过视觉艺术和舞台艺术 等表现形式全面推进中 法文化的交流和互动。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可追溯到16世纪，但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是17世纪，尤其是清代。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他们的遗产。
首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学习汉语、解读儒家经典，从而建立了语言与文化的桥梁。
早在1610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他是第一个翻译《圣经》至汉语的西方人。
他除了精通中文，还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和地图制作专家，为中国制作出精确的地图。
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他在北京西四如意厅中留下了亲自设计和建造的彩色玻璃窗。
其次，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积极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
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天文仪器、数学工具及其他科学仪器，在中国主持了天文学和数学的教学，甚至带领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如利玛窦在北京西山进行的重力实验。
再次，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向西方递送了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如《四书五经》、《周易》、《史记》等书，及许多中国艺术品，如瑰宝蓝釉陶瓷作品。
这些文化遗产和艺术品被传到西方，支持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理解。
最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对中国传统医学有所研究，深入了解了中药、针灸和按摩疗法的知识，并将其传输到欧洲。
如利玛窦，他写了一本名为《中西医方集要》的书，将中药的疗效和配方传递给西方，丰富了当时西方的医学知识。
总之，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不仅仅是传教，他们更是文化的使者，与中国文化交流，学习、借鉴、传播，造极大地推动了中法文化的交流。
在很大程度上，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和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为今天的中法文化交流开辟了历史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和信息资料。
利玛窦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和成就
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和成就10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班15号劳淑宜摘要：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一大批传教队伍涌入中国，在中西方的航道上掀起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殖民地传教的热浪。
但说到能久留在中国，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耶稣会敬仰的早期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则首屈一指。
他不仅结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天主教教义，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同时也将东方的文化传播到西方国家。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程中，利玛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字：中西文化交流利玛窦传教贡献成就背景利玛窦，字西泰，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拉切培，1571年加入耶稣会，1582年（万历十年）应范礼安之命，泛海到澳门学习汉语，为到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
1583年与罗明坚同赴肇庆，开始了传教活动。
先后居住在肇庆、韶关和北京，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1610年，利玛窦因病去世，年仅59岁，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传教生涯。
14—16世纪，欧洲社会和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一些新起的民族国家里开始萌芽，使得当时文化变得昌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上新航路的开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新兴的欧洲同古老的东方之间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上的交流提供了新机遇。
面对欧洲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天主教会抱残守缺，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势力。
人们越来越反对天主教会，因此导致了宗教改革的爆发。
面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冲击，罗马天主教会积极寻求发展、改造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后来对中国天主教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修会—耶稣会。
为谋求发展，耶稣会积极向海外派出传教士，在初步制定中国传教策略后，利玛窦坚决执行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由此获得成功。
利玛窦以前的传教士曾经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种种努力都完全落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严禁传教士入境传教。
中法关系
中法关系回顾与思考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成为与中国建交最早的西方大国，从此中法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
但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法关系正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
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多角度多层次对中法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法关系民族文化一、中法关系源远流长中法两国的最初的接触在13世纪中叶。
1248年和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两次派出修士隆儒麦尔和德·卢布鲁克到蒙古。
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也传到了法国。
他描述的东方这一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使欧洲人惊讶万分，几乎动摇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16世纪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
1610年，法国耶稣会士尼古拉·特里高来华传教。
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向中国增派5名文化造诣颇深，精通天文数学的传教士，他们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器重。
在18世纪，有100多法国传教士在华活动。
他们通过书信、汇报等方式向法国介绍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动。
到18世纪初，中国大量工艺品也逐渐传人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历时数十年的“中国热”。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强行侵人中国腹地，使中国陷人一个世纪的混乱和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受到极大限制。
1964年，戴高乐总统不顾西方反华势力的阻挠，并实现中法建交。
两国关系史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1964—1988年，中法关系快速发展在两国领导人打破两极格局、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不受制于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顺利发展，双方高层交往增多。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法关系进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
1989—1993年，在此期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
当时的法国领导人误判形势，认为中法关系已失去战略意义。
一系列的不友好行为随之出台，诸如向台出售武器等，使两国关系曾一度变冷。
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
明 朝 晚期 来 华 的 耶 稣 会 传 教 士 金 尼 阁 ，
稣 会 士 早 已 成 为 中 外 学 者 的 研 究 重 点 ， 而
“ 熙 皇 帝 从 一 见 到 他 起 ，便 很 快 就 觉 察 到 康
了新 来 的 这 位 传 教 士 的 代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与
进 步 以及 西 方 世 界 对 中 华 文 明 的 认 识 与 了 解 ，均 起 到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 ， 同 时 他 也
依 托 其 大 量 的 翻 译 实 践 形 成 了 我 国 早 期 的
传教士 中 的马若 瑟 、雷 孝 思 和 巴多 明 等人 ，
西 的 渊 博 学 识 以 及 为 中 西 文 化 和 科 技 交 流 所 做 出 的 贡 献 而 名 留史 册 的 。有 记 载 说 ：
家 庭 谈 话 式 的 交 谈 ， 向 他 请 教 各 种 科 学 知
识 以及 欧 洲 的 风 土 人 情 ， “ 熙 皇 帝 正 是 在 康 与 巴多明神父 的这种 家 庭 式友 好谈 话 期 间 ， 使 过 去 由 张 诚 和 白 晋 神 父 向 他 传 授 的 有 关 几 何 学 、 植 物 学 、 解 剖 学 、 医 学 、外 科 学
清初 耶稣 会 士 巴多 明 中西 文 化科 技 交 流 活动述 评 术
王银 泉
［ 京 农 业 大 学 ，南 京 南 ２０ ９ ］ １０ ５
关键 词 ：巴多 明；耶稣会士 ；中西文化科技交流 ；科学思想 ；学术贡献 摘 要 ：清初来华 的法 国耶稣会士巴多明 ，以其 渊博的学识促进 了西方科学 技术在 中国的传播 ，
17世纪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对中_省略_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_为例_钱林森
一在1700年“中国礼仪之争”总爆发前后，不论是神学家，还是哲学家，不论是怀疑论者，还是笛卡尔主义者，“只要进行思考的人，就都无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国，对中国作出思考。
”［1］神学家、笛卡尔主义哲学家马勒伯朗士①自然也不例外。
他于1708年发表了《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关于上帝的存在和本性》（Entretien d ’un philosophe chrétien avec un philosophe chinois sur l ’existence etla nature de Dieu ），便是公开参与中国礼仪之争的产物，是这位奥拉托利会教士（prêtre de l ’Oratoire ）、笛卡尔主义者思考中国、想象中国、宣扬自己玄学的著作，是一部采用对话文体向中国哲学家显示基督教唯灵论的护教论著。
助成马勒伯朗士这部护教论问世的引线人物，是与作者过从甚密的朋友，里昂罗萨利亚（Rosalie ）主教阿尔图斯·德·利奥纳（Artus de Lionne ，中文名字粱宏仁），此君系路易十四名臣之子，曾在中国滞留十多年，任过宗座代牧主教，在中国礼仪事件中所17世纪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对中国的思考与想象———以《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为例钱林森摘要：1708年“中国礼仪之争”正激烈之际，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仅仅凭借两个传教士传授给他的有限而片面的中国知识装备，便构想出一位中国哲学家与一位基督教哲学家的不平等的对话，其真正的意图，是要借基督教哲学家之口来批驳中国思想的所谓“六大谬误”，以便更好地攻击斯宾诺莎主义者，宣扬基督文化的唯灵论。
而因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微，他对中国思想的“误识”或“曲解”，也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从17世纪中叶起，随着中国开始为欧洲所知晓，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哲学与宗教，愈来愈引起欧洲思想家、神学家的关注和探讨。
特别是自17世纪下半叶至1700年间，伴随着中国礼仪事件的萌生与爆发，有关“中国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灵论者”这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便愈益尖锐激烈，成为中欧文化相遇、交流历程中，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跨文化论战的范例。
中法文化交流
艺术方面，中国的艺术在法国的影响，可能不及法国的艺术在中国那样明显，当代中国民众对于法兰西的艺术已有相当的了解，绘画尤其如此。
饮食方面，近数十年间，法国境内的中国餐厅不断增加。由于法国人或欧洲人与华人口味的不同，在法国经营的中国餐厅已逐渐对菜肴加以调整，使它们较适合于异域人士的口味。如此演化既由于生意经营之所需，也对中法之间的饮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做出了具体的贡献。
中法两国近千年的交往，对于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事实上，两国的交流涉及若干方面，既有赖双方官方与民间的频繁而持续的交往，也得力于两地的作者和译者，在中国与法国文化之间架起直接交流的桥梁。
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中，法国籍的耶稣会士比较突出，他们以宗教人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传播信仰，介绍欧洲的科学知识，部分人返回欧洲后，根据自己的见识，向法国官方提供中国的信息，向欧洲社会介绍中华文明，对于国际汉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踏入二十世纪，法国陆续出现研究汉学的著名学者，出版不少有关中国的论文和著述，是二十世纪初期研究汉学的重要资料。
另方面，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士，为了解西方，也为寻求改造中国的良策，或翻译或撰写关于法兰西等欧美国家的著作。从魏源至梁启超，一批译者和作者成为有关文化交流的代表，贡献良多。
在法国史学研究上，有关交流涉及若干方面，如翻译法国历史文献与史学名著、撰写法国历史专著、讲授法国历史课程等。法国历史，尤其她的近代历史包括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学校的“世界历史”教学中得到重视。当代中国，若干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对法兰西文明的过去与现状正作研究，法国历史是中国学术界相当重视的探索领域。
中法文化交流
18世纪是近代历史的起点。
这一时代无论对于中法两国的历史发展，还是对于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和认知，抑或对于世界发展的大趋向都意义非凡。
当时的中国，正值开始于17世纪80年代终止于18世纪90年代的康乾盛世，西方传统学界称之为“High Qing”时代，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高峰。
此时的法国也处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法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代，其“光芒四射”，照耀欧洲。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正面临着向现代世界大翻转、大变化的当口。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中法两国开始了文化交往和盛世之间的对视。
18世纪中法之间的交往是在文化层面上展开的。
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下令在全国遴选“饱学之士”，由法国科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6位耶稣会士被授予“国王的数学家”的头衔，派往中国。
1685年3月，在路易十四私人金库的资助下，他们携带着科学仪器和礼品，在法国布勒斯特港扬帆起航。
其中一人滞留暹罗，其余5人于1687年7月抵达宁波，次年2月进入京城。
与其他传教士不同，这几位法国传教士“既是上帝的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的盗火者”。
他们肩负着科学考察、了解中国、传授科学与艺术、传教并扩展法国利益的国王使命。
他们在宫廷里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哲学、人体解剖等科学知识，同时研究中国的历史，探讨儒家思想，测绘中国的地图，深得康熙的器重。
1693年，康熙命令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以中国皇帝“钦差”的身份返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服务，随身带去康熙赠予法国国王的珍贵礼物和49件汉文书籍。
白晋辗转耗时近4年回到巴黎，向路易十四呈上康熙皇帝的礼物，同时献上他自己写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
在巴黎逗留期间，他还做了从理性的角度理解《易经》的演讲，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
此后，相继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在18世纪共约120名，其中不少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画家。
他们中很多人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卓越贡献。
中法外交关系
中法正式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 第一任大使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 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 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 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1963年10月，戴高乐将军授权法国前 总理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 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中国 政府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的同时，对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 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 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 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根据双方事先的 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7日奉命 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 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中法建 交标志着中国加强同西欧国家关系的一个 重大突破。
中法关系
中法关系历史
1687年，路易十四派遣五名法国科学 家——这些科学家同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 —到达中国进行调查，这项调查是欧洲各国 为扩大国外市场的一个举措，而法国主持的 这项调查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在这段时间 里，西方世界对中国自然科学和医学的研究 与探讨，也几乎都聚焦于法国耶稣会士身上。 历史证明，他们的研究是颇具成效和影响的， 它涵盖了天文学、地理学、中国编年史、汉 学、自然科学、医学、政治、经济及社会诸 领域。这些研究，先后汇总为三部著作。第 一部是系统介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社会和 科学的《中华帝国志》，这部被誉为中国百 科全书的巨著收进了许多中国经典作品的译 文，其中包括《古文观止》和《赵氏孤儿》 等，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了解中国 的重要材料，并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与此 同时，陆续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耶稣会士书 简集》与《北京教士报告》（或译《中国论 著集刊》）。（泉泉整理自沈福伟《中西文 化交流史》）
法国传教士白晋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法国传教士白晋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西南民族大学 610041中国，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
作为本国人尚且不能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对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窥之一二，可想而知，中国对外国的吸引力有多么巨大。
欧洲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从未停止。
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开始，中国便成为了欧洲人眼中的“黄金国”，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地大物博、法律健全、经济发达、交通便捷。
彼时，不少欧洲人毕生的梦想就是来到中国淘金，无奈交通不便，能踏上中国这片肥沃土壤的人毕竟少之又少，能把中国国情讲述给外国人的更是九牛一毛。
法国传教士便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远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学习中国文化、语言和历史，结合所见所闻，著书立说，从欧洲人的角度看中国，把中国故事讲给欧洲人听。
整体来看，17、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是相对成功的。
其文化传播的方式对现代文化传播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本次研究，将从该时期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经历、其作品作为切入点，分析其文化传播的途径、影响和意义。
作为法语系本科学生，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学习的重点，能够促进中法两国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更是我们的毕生理想。
合理利用法国传教士对汉文化传播的方法理念定能促进今后我国汉文化的传播。
本次研究主要以白晋作为研究对象。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又作白进，字明远。
他年轻时求学，听说沙勿略想到中国传教却被困在上川岛度过余生的事情，便萌生到中国传教的想法，这位他以后前往中国埋下了伏笔。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1687年选派了六名耶稣会士，出发前授予他们科学院院士称号，派遣他们前往中国传播科学、绘制地图。
其中一名便是白晋。
时任皇帝康熙热情接见了他们，并有意物色他们担任钦天监。
白、张二人入京后学习满语，并向康熙讲解几何、天文和医学，并用奎宁治好了康熙的疟疾。
康熙十分欢喜，派白晋回法国，并赠与汉文书籍四十九册。
白晋回国后，路易十四十分欢喜，因为当时法国只有二十三册汉文书籍，于是又派遣白晋带上珍贵的礼物回赠康熙。
法国传教士与17_18世纪的_中学西渐_之略论
摘要“中学西渐”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17-18世纪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为切入点来论述法国传教士在“中学西渐”中的角色及其积极作用，并且分析了“中学西渐”对法国启蒙运动以及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
关键词法国传教士17-18世纪中学西渐文章编号：1671-0703（2009）08-219-01不可否认，整个世界在17至18世纪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法国，思想上，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启蒙运动（Siècle des Lumières ）已悄悄来临，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政治上，正处在以“朕即国家”自居的路易十四（1638—1715）和路易十五（1710—1774）统治之下，是法国专制主义鼎盛时期。
而且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法国皇室频繁地进行对外扩张。
文化上刮起了“中国风物热”的旋风。
反观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清皇室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天朝上国的迷蒙中不知觉醒，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西方交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传教士在17-18世纪的“中学西渐”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法国传教士来华，从表面上来看，目的是传教，但如果我们从深层次上来挖掘，那么可以说法国传教士之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动下，为早期殖民主义服务的。
特别是在17-18世纪的时候，虽然说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其封建统治还是相当稳固的，而不像同时期的印度，由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而任英法两国的蹂躏。
同时，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也使得大规模的中外交流成为不可能。
因此，历尽千辛万苦、抛弃家业来中国长期定居的传教士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沟通中西方的桥梁作用。
17-18世纪法国传教士“中学西渐”史实：据中国史实的确切记载，第一个来到中国并可以确定是法国人的，是1611年抵达澳门的耶稣会士金尼阁。
中法关系
马赛曲第一阙
• • • • • • •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 母号妻啼字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 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 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囚奸蠹。 奋勇义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 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 ——王韬《普法战记· 麦须儿诗》卷一
La Marseilleise
Rouge de Lisle
Allons,enfens de la patrie,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 Contre nous de la dyrannie. L’e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Entendez vous dans les compagnes.Mugir ces fé roces soldats? Ils viennant jusque dans nos bras. Egorger nos fils,nos compagnes. Aux armes,citon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Qu’un gang impur abreuve nos sillons!
中法关系
1253年,路易九世派遣 一使团到和林（乌兰 巴托西南），为首的 是方济各修士吉尧 姆· 卢布鲁克 （Guillaume de Pubrouck,1215-1295)。 卢布鲁克第一次证实 了欧洲传闻的“丝国 ” 就是中国，他称大契 丹。
中法关系
1610年，法国耶稣会会士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抵达澳门。 1685年法国政府派出五个 耶稣会士来华时，路易十 四的大臣柯尔柏(Colbert) 曾指示：“我愿汝等教士 能在传教之余，在各地作 各种观察，以使我国科学 艺术臻于完善。”
法国著名汉学家
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中，法国籍的耶稣会士们比较突出，他们以宗教人士的身份来中国传教，介绍欧洲的科学知识，其中一部分人返回欧洲后，根据自己的见识，向法国官方提供中国的信息，向欧洲社会介绍中华文明。
金尼阁和马若瑟等人可为来华的法国籍耶稣会士的代表。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之一，出生于法国南部的里昂，年轻时对于东方、中国颇感兴趣。
1889年，他以驻华法国公使馆随员的身份来华，获得研究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1893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授。
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首先来到中国的法国籍耶稣会士是金尼阁，字四表，他的法文姓名为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年）。
他于1594年加入耶稣会，1611年奉派来到中国。
他先在南京逗留，曾跟随两位意大利神父学习汉语，后来到杭州、北京。
1613年，当时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会长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意大利人）派金尼阁为代表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与晋见教皇。
1618年，金尼阁重返中国，并率领22名教士一同到达，其中包括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与罗雅各布（Jacques Rho，意大利人）。
他带来了教皇赠书七千余部。
1620年，他们回到澳门。
后来，金尼阁曾在南昌、杭州、开封以及陕西等地传教。
1628年，他于杭州去世，安葬在杭州市桃源岭村外。
他自称“我不感到汉语困难”，留下的遗着《西儒耳目资》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
该书可称为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照音韵排列汉字，按音查字，称“耳资”，而照偏旁笔划排列汉字，按形找字，称“目资”。
该书有利于当时中法双方人员直接交往。
此外，他曾编写《中国编年史》等。
《赵氏孤儿》法文译者马若瑟1698年，法国船只“昂菲特利特号”（Amphitrite）驶抵中国，船上有白晋、马若瑟等法国籍耶稣会士。
探究传教士钱德明对中西音乐交流的贡献——以其中乐思想为例
91SONG OF YELLOW RIVER 2023/ 23年，也是耶稣会中国传教团最后一任会长。
法国派往中国的众多传教士大多都学富五车、博古通今，因此，他们的任务已经远远不止传教，而是传教与研究中国文化，关于传教士活动的诸多著作或研究资料中不难看出这点，而这也注定了钱德明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成为一位汉学家的必然性。
钱德明在华期间，正逢清政府与西方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传教无法正常进行，他便开始学习满文、蒙文、汉文，精研中国传统文化，陆续出版了《中国兵法》《中国古今音乐考》等多部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法语著作，积极将中国文化向欧洲传播，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中国通。
从传播宗教的角度来看，由于乾嘉年间禁教条例的颁布，导致某种程度上传教活动无法正常进行，钱德明并没有完成最初的传教目的；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对中国文化孜孜不倦地研究与传播，最终为中西文化活动画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
2、《中国古今音乐考》的创作背景钱德明的音乐造诣很高，他熟悉西方音乐理论，擅于演奏键盘乐器、吹奏长笛，入京后秉承利玛窦等前辈“学术传教”路线，将音乐作为纽带同渴求西方知识的士大夫们进行联系。
当时，士大夫们对于中西音乐无法互通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西方人的音乐不适合中国人的耳朵，中国人的音乐也不适合西方人的耳朵，两种文化之间的审美不同，西方人如果像欣赏自己的优秀作品一样来感受中国音乐会很牵强。
而钱德明的音乐造诣很高，他意识到中西音乐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仅源于文化，更多的是民族性格、理念与信仰之间的差异，于是在此契机下萌发了研究中国音乐的强烈愿望。
经由高尔比神父劝说，钱德明决定翻译一本涉及中国古代音乐的古典书籍，即李光地的《古乐经传》，并将法文译本同中文原本一同寄往欧洲，但二十年后，在得知译本被法国音乐界著名人士拉莫和卢梭等人严重扭曲与歪解、法语译本不知所向、只剩下中文原本深藏于皇家文库无人问津的前提下，参考李光地《古乐经传》中关于中国音乐史部分以及朱载堉的《律吕精义》，通过与士大夫相互交流、学习，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最终写成《中国古今音乐考》，并于1790年在法国发表。
中法文化交流发言稿
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中法两国，一海相隔，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当今世界，中法文化交流愈发频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
在此，我愿就中法文化交流的几个方面发表几点看法。
一、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早在汉代，中国与法国就有了贸易往来。
13世纪，法国传教士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将中国的文化、科技、艺术等介绍到欧洲。
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儒家思想、科技、医学等引入法国，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中法两国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展开了广泛交流。
20世纪初，中法文化交流达到高潮，法国作家雨果、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广受欢迎。
二、中法文化交流的现状1. 政策支持：近年来，中法两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合作。
如《中法文化合作协定》等，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交流领域广泛：中法文化交流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体育等多个领域。
在文学方面，法国文学大师如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广受欢迎；在中国文学方面，法国汉学家如弗朗索瓦·于连、让-弗朗索瓦·米斯泰尔等对研究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3. 交流形式多样：中法文化交流形式丰富多样，包括文化节、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会、人才交流等。
如巴黎中国文化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等，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4. 交流成果丰硕：中法文化交流成果丰硕，不仅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还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 增进相互了解：中法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消除误解，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推动文化创新：中法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文化创新，激发文化活力，为两国文化繁荣发展注入新动力。
3. 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中法文化交流活动 概览
中法文化交流活动概览English Answer: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An Overview.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has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dating back to the 17th century. The Jesuits, a Catholic missionary order, wer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Western culture to China, and their work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cultural exchanges.In the 19th century, China and Franc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is led to a further increase in cultural exchange. French missionaries, scholars, and artists visited China, and Chinese students began to study in France. This exchange of ideas and knowledg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Chinese and French culture.In the 20th century,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continued to flourish.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China and Franc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is led to a new era of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1970s, China began to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is led to a further increase in cultural exchange with France.Today,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is more vibrant than ever before. There are numerous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hinese and French artists, scholars, and students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a variety of fields. This exchange of ideas and knowledge is helping to build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Chinese Answer:中法文化交流概览。
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
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是十分丰富多样的，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在传教方法上有着不同的偏重和特点。
以下将就此话题进行一番浅议。
要说到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就必须提到最早一批来华传教士——葡萄牙传教士。
葡萄牙在16世纪初期开始向中国传教，他们的传教策略主要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通过“西洋三福”（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传教方式，传播天主教信仰。
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积极传播文化和科学知识，尝试与中国士人进行交流。
他们还在中国扎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融入中国社会，致力于用中国人的方式去理解和宣扬基督教。
除了葡萄牙传教士，早期来华传教士中还有一批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
他们在传教策略上采用了一种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即通过传播中国文化和语言来传播基督教。
他们学习中国语言、书法、音乐等，与中国士人进行亲近交流，力图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基督教的教义。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更是以他在中国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博大胸怀赢得了大量中国人的尊重和敬仰，他也是将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引进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
而另一批早期来华传教士则是英国的传教士。
英国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有着自己的特点，他们大多以传播基督教文化为主要任务，通过教育和医疗事业来传播基督教的理念。
他们开办教育机构，教授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传播基督教的教义。
在医疗方面，英国传教士也大力推广西医知识，建立医院和诊所，以实际行动来传播基督的仁爱精神。
这种传教方式不仅让中国人受益，同时也受到了中国民众的欢迎和尊重。
还有一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在传教策略上强调与中国传统的接触和交流。
他们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力求以中国人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的理念。
法国传教士还更加注重传教士的精神修养和宗教教义的传播，他们通过举办各种宗教仪式和仪式活动来吸引中国人，引导他们逐渐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偏重，但无论是哪种传教策略，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伏尔泰的中国情结
伏尔泰的中国情结11月21日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诞辰410周年纪念日，法国各界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以缅怀这位法兰西优秀的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在伏尔泰主要作品中，他根据元代杂剧《中国孤儿》改编的剧本《中国孤儿》赫然在目，伏尔泰生前对中国文化的喜好与偏爱在中法互换文化年举办之际再度被世人传为美谈。
生活在“中国风尚”备受推崇的年代1694年，伏尔泰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幼年时，他性格内向，弱不禁风，但头脑却十分敏捷。
父亲发现，这个很小就开始写诗的孩子并不安分，于是先后将他送入耶稣会和法律学校，并托人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给他谋了个秘书的职位。
然而与当地女孩的一段恋情，却遭到对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伏尔泰因此丢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回到巴黎，并最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当时，路易十四实行中央集权制，兴办工业，法国社会繁荣兴旺，专制制度臻于鼎盛，但路易十四的穷兵黩武和骄奢淫逸也给波旁王朝在路易十六时期的彻底崩溃埋下了祸根。
维克多·雨果曾形象地说：“伏尔泰生活的84年，处于君主制的极点和大革命黎明时期。
他出生时，路易十四仍然在位，他去世时，路易十六已经登基。
他的摇篮可以看作是伟大朝代的最后一缕宝光，他的灵柩是那个地狱般的世界的第一丝微亮。
”路易十四时代，王族宠臣钟情于葡萄牙人从东方带回的中国工艺品，通过文物的收藏，宫廷内外出现了一种对“中国风尚”的特殊嗜好，而这种“东方趣味”风行的迹象此前就已在法国初露端倪。
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便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
他们逐渐抹去“黑袍”上的硝烟，隐去宗教神秘的光环，成为最早的一批国际汉学家。
他们的溢美之辞给中国文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激发了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想象。
在17世纪的法国，汉学的领先程度已经让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成为18世纪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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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与中法文化交流作者：陈建伟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年第18期[摘要]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
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或国家，首先必须了解其文化，文化交流也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他们拉开了中法交往的序幕，成为了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也使法国成为了欧洲的汉学中心。
[关键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文化文化交流一、文化概述“文化”一词含义广泛，人们对其下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权威的汉语词典《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故广义上的文化概念，大体可以包括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两方面，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及精神成果。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成果，从而也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否则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就是肤浅的，这反映了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同样地，要了解中国和法国，就要从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入手。
二、中法文化概述中法两国距离遥远，一个地处东亚，一个地处西欧。
中国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法国受基督教影响。
当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和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古代和近现代史上的中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
两国有很多共同语言，首先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都有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中世纪以来，中国为东方文明之摇篮，法国则为西方文化之中心。
两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双方都很注重维护它自己的文化。
两国都较早实现了统一，并且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传统，两国都非常注重独立。
目前，中法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它们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路线。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延伸至广阔的地区。
直至17世纪，即在西方干涉和入侵之前，中国在教育、文化、知识和科技方面一直独树一帜，呈上升之势。
法国的人口为6000万，有着2000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上具有罗马文化色彩，从10世纪起，法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法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底蕴深厚，法国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超过了一般的民族。
中法两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和进步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早就有交往。
而历史也证明了文明的进步存在于东西方不断的交流活动中。
“中法关系可上溯至13世纪中叶,但双方完全意义上的接触则始自16世纪以后传教士来华,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热和汉学的创建。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法国传教士进行的汉学研究初见端倪。
”三、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活动13世纪中叶的1248年和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两次派多名我会修士到蒙古（当时的中国）。
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后传到了法国。
16世纪后期，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至17、18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已达数百人。
1610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原名尼古拉•特里戈）来华传教。
金尼阁和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欧洲传教士利用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博得了中国朝廷的欢心。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 法国传教士首先进行了汉学研究，这也拉开了中西两大文化交流、碰撞以及相互汲取营养的序幕。
17世纪下半叶，中国是康熙（1654—1722，1661-1722在位）皇帝统治时期，而遥远的欧洲大陆西部的法国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
这两位伟大的君主统治时期也正是历史上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
路易十四（1638-1715，1643-1715在位）掌权初期，法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极其有限，互不了解。
在其后的数十年内，两国间的交流逐渐加强。
当时两国间交流的主要媒介和桥梁是耶稣会传教士。
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果！为了了解遥远的东方帝国，路易十四于1685年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向中国增派耶稣会传教士。
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出发，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最终五人（洪若翰、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 1654-1707）、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叩拜康熙皇帝。
这些耶稣会士均为饱学之士，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
他们中的张诚和白晋被留在清朝宫廷之中，担任康熙的科学顾问，其他几位传教士则被允许到其他地方传教。
这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法国代表团，由此开启了中法两国官方早期交流之先河。
他们既传授西方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知识，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
他们后来又受康熙皇帝的派遣回到法国传播友谊与中国文化。
如1697年白晋回欧洲时，带回去很多中文书籍，包括《书经》、《春秋》、《易经》、《本草纲目》等。
白晋把这些书连同康熙大帝赠给法国国王的礼品一起进呈给路易十四。
1700年，洪若翰回欧洲的时候，曾将康熙大帝赠给法国国王的礼品茶、丝、瓷器和一些书籍呈送路易十四。
1715年，传教士马若瑟将十三经等中国典籍带回法国赠皇家图书馆。
1722年，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运回法国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典籍达4000种，这批书籍构成了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最早特藏。
20世纪30年代，仅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各种刊本、写本汉籍就已达一万册以上。
白晋还曾撰写了一部《康熙帝传》在法国出版发行。
这些传教士不仅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之间互送礼品书籍，还通过书信、汇报等方式向法国宫廷和社会介绍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这对“中学西传”起了重大作用，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及道德等逐渐被欧洲人所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引起巨大震动。
四、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历史功绩及其影响包括法国传教士在内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在科学文化传播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传教士们远涉重洋来中国的主观愿望是要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负担了了解中国的地理、历史、天文、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但这些传教士客观上也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建立贡献很多，这正应了中国的古话“无心插柳柳成荫”。
他们不仅在中国积极参与朝廷的天文观测等科学活动，还把相关的科学资料送回法国科学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同时，中欧贸易逐渐加强，欧洲各国建立的东印度公司将各类中国物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欧洲，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便逐渐风靡欧洲。
曾任法国皇家科学院主席的德梅朗于1728年10月14日给在中国宫廷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写了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对中国的优秀之处作了肯定：“我对它的崇敬在于它的君主政体的久远；它的政府结构，君主们的睿智和公正；它的人民对于劳作的热爱和温顺服从；总体上对于次序的理念；以及这个民族毫无动摇地坚持对于规则和旧习俗的眷恋。
我不知道是否中国人性格中的最后一点，即对于旧习俗的不可侵犯的热爱，加上对于父辈和长者的尊重，以及在生前死后给与他们几乎神话的敬意，正是其他各点的源头。
”法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发展迅速，在华发展的教徒在1918年曾达到190万人。
“法国天主教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创办教育事业。
尽管从本意说是为了促进传教,但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法文化交流。
”和法国相关并影响很大的震旦大学于1903年由中国基督教徒马相伯出资创办。
“至1943年,据估计有3800名震旦大学毕业生分布于中国所有的工作领域且大多居于显要的位置,担当重要职务。
那些没有得到显赫职位的人,大多数成为律师或教师……天主教教育事业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因为法国政府发现,要在中国举行文化事业,不得不借助传教士的工作。
虽然在理论上,传教士不能成为民族势力的传播媒介,但在中国他们却是法语教学的先驱,而且法国政府官员认为他们同时也是法国势力的代言人。
”与之相对的,大量的中国书籍也被翻译成法文,法国汉学也继续蓬勃地向前发展。
正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的译者郑德弟教授在该译著的中文版序中所写：“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程度以及对我国了解的深度是以往来华的任何外国人无法相比的，他们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国通’。
而这些‘中国通’又长于著述，勤于写信，于是，在近两个世纪中，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便通过他们的著述、书信或报道源源不断地传到了西方，西方人由此才开始真切地认识中国，西方的汉学也由此才得以奠基……他们是16至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角色和先驱者。
”由于在华传教士们的介绍以及他们带回法国的大量中国物产，至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18世纪初，法国兴起“中国热”，“上至君王重臣，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在华传教士们的出版物成了热门读物，来自中国的商品受到热烈的欢迎，有关中国的消息和知识不胫而走。
中国瓷器在法国拥有无数喜爱者，在十七世纪中期，任何一个别墅或宫殿中若无中国瓷器点缀，便不可能被看作完美。
”除了中国瓷器，中国风格的建筑、中国的漆器、丝绸、家具等工艺品也逐渐传入欧洲，先是在宫廷和贵族中流行，然后风靡整个欧洲长达数十年。
当时法国宫廷中的中国影响几乎到处可见。
路易十四本人习惯使用中国或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具。
凡尔赛宫内，王后有一整套中国家具。
王太子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四把中国扶手椅和若干折叠椅。
甚至国王的仆人家中，也有中国的漆桌、花瓶与挂毯等物品。
17世纪，即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凡尔赛宫中举行的庆祝娱乐活动经常包括中国题材。
在王室贵族的引领下，这股“中国热”风靡17、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并传布到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
如前所述，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陆续涌入中国，但到欧洲去的中国人却是寥若晨星。
“中国热”虽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热火朝天，但汉学研究却相对滞后。
这里我们想提一个人，即黄嘉略（Arcade Huang，1679-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