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唐纪》经济部分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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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

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

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

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

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

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罕言利。

”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

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

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

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

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

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

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

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

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

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

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

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

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从《资治通鉴·唐纪》经济部分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张洁张剑光内容提要：《资治通鉴·唐纪》中以记录军事、政治为重点，经济的内容相对较少。

在这些经济材料中，司马光着重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反映出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司马光格外重视人口，认为这是国家征收租赋、摊派徭役的重要依据。

他反对货币私铸，反对轻易对货币制度进行变革。

《通鉴》的取材与司马光的经济意识具有紧密的关系。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赋税人口货币作者简介：张洁（1980－），女，河南洛阳人，历史学硕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教师。

张剑光（1964－），男，上海嘉定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因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

政治上的失意，使司马光能以全副精力放在潜心修撰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上。

这部被后世史家誉为“史学绝作”的史书，是一部极有史学价值的经典著作，同时书中也体现出了司马光的政治和思想倾向，他将自己当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看法融进了这部史学巨著中。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大部分笔墨都花在了军事、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着力描写朝廷政争、君主活动、国力和军力，而对于经济部分则惜墨如金，其《唐纪》部分也不例外。

这说明司马光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基础主要在军事、政治、礼仪、边疆等方面，其次才是经济。

就《通鉴》经济部分较少编入的原因来看，可能在司马光的眼里经济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应该要直接抓的，而是有关部门和大臣的事情，但这些并不说明司马光不重视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不多的关于经济的记载中，主要涉及赋税、田制、徭役、人口、货币、漕运、仓储等方面内容，虽然不够完整系统，但也足以反映司马光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他重点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深刻地反映出一代政治家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讲解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1)一一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摘要：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司马迁主张让社会经济生活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

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予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与韩非予的思想当作了反面的参照系。

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主要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本文试以他对商鞅变法的态度为例，剖析他对政治翠新家的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

”[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

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

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

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

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

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

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

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③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

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

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兰台世界2012·3月下旬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篇章。

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一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这也自然成为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由于统治者往往极其片面地认为只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促使农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项基本国策。

但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即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陶朱公、白圭、吕不韦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商人。

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极度短缺。

在这种形势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得到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注重和贯彻执行，使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世。

这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的相对宽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交通及运输业的发达，西汉前期商业空前繁荣。

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比天子，并出现了一些诸如长安、洛阳等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

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

司马迁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汉武帝即位后。

在此期间，汉武帝几次出兵讨伐匈奴，付出了沉重人力与物力代价后，最终大获全胜，换取了边疆地区稳定。

汉武帝还先后灭卫氏朝鲜设立辽东四郡、定西南夷建武都五郡、平西羌设护羌校尉、平南越设南海九郡。

这些战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版图，从政治上看都可以称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

但同时，从史学家和经济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发觉，由于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西汉几代君主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开始出现危机。

第六章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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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 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宁要社会主义草）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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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司马迁认为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仲提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 治国篇》) 管仲的这些经济政策思想，是司马迁经济政策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国家干预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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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
在财富与道德的关系上，财富是道德的基础。司马迁认为富裕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礼节相让，贫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礼让。“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济财富决定社会政治、风气。（发展是硬道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
• 《平准书》说：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二)求欲心理的假设。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

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指出虞夏以来出现的求娱乐、求物欲、求荣耀、求享受的心理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对人民浸染许久即使用最美妙的高论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给定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追求自身欲望的最大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它驱使人们追求体安驾乘、目好五色、口甘五味、情好珍善的生活而实现这种欲望可以促使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因此司马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

只有统治者尊重这种改变才能使人民“安其俗乐其业”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促进。

但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的无止境这一对矛盾难以解决古今亦然。

从自发的秩序而言萨杰(Sugden)认为人们所遵从的习俗有道德的约束力而礼义道德、信仰是构成习俗的主要因素并随习俗一同演化。

司马迁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

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史记·礼书》)”解决物和欲的冲突需要“政治人”的介入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约束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既保证人们的正常欲求又能促进物品的增长而不是压抑扭曲人们的欲求。

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对物欲冲突的论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荀子·王制》)”荀子强调等级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干预开绿灯而司马迁注重习俗的自发秩序为经济自由创新说。

三、因俗变迁经济观的内容(一)“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的指导原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对司马谈思想的继承并且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作为因俗变迁经济观的指导原则即社会制度变迁应该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习俗会发生变化沿着习俗变化的方向处理事务容易执行并能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绩效。

司马迁经济思想评述

人性的利己性和利他性
-----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提出保持生产，流通，消费三者间的利益均衡；是治理国家重要方法。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经商理念。
司马迁经济思想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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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南），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其中《平淮书》
及《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代表着当时对经济最深刻的认识。具体经济政策，奠定了史书刊载经济状况的基本原则。
对高利贷谋取暴利不加谴责，反以立传师颂之。司马迁把无盐氏等与工商业者同列，称他们为“贤者”。赞扬“巨万者与王者同乐”，直接反对统治阶级贱视民间“豪富”，阻碍私人财富无限积聚的思想和政策。
谢谢！
提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矣”的致富光荣的观点
提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用人所长”重视商业谋略。
他肯定人们为追求物质享受而“求富益货”的合理性。他用儒家经典《诗》《书》为证，反驳儒家“安平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道” 的说教。他认为从不可改变的人性出发治理天下是根本所在，这也是先秦两汉之间最深刻的见解。
肯定追求财富的正当性

论《史记》的经济思想

论《史记》的经济思想作者：乔金山来源：《决策探索》2011年第16期由于中国的地理特点和传统观念，从上古时期就形成了重农思想，先秦时期的史书都不重视对经济的关注和记载，《春秋》《左传》《国语》等对经济的记载尤其是对工商业的记载几乎没有。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首次专辟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记载经济生活的体制和范例，为后代史书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开了先河，使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有关经济史的记载，因此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哪些先进的经济思想呢？本文试从以下几点分析：一、指出经济利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肯定了追求正当利益的奋取精神首先，司马迁认识到了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

因此，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

《货殖列传》道：“壮士在军……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奔富厚也。

游闲公子……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

”这段话详细而生动地论述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自觉不自觉间其行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

但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因此司马迁提出了那句我们熟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是应当肯定的。

其次，司马迁还力图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

财富同权势和地位是紧密相连的。

《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

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马迁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发展农业，就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业技术水平。

他倡导农民多耕多收，坚持“种粮不种草”的原则，提倡“三耕”，即种田、养畜、种植林木。

二、司马迁认为，要发展工业，就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增加工人的收入。

他主张政府要采取措施促进工业发展，改善工业生产条件，增加工业技术水平。

三、司马迁认为，要改善商业发展，就要改变商业经营方式，提高商业技术水平，增加商业技能水平。

他倡导商人多办买卖，提倡“三买”，即买粮、买草、买铁。

四、司马迁认为，要改善财政状况，就要增加税收，提高税收收入，改善财政管理。

他主张政府应该实行科学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管理，增加税收收入，以便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对汉代和当世都有着非常好的借鉴。

司马迁本末并重、本末互利的经济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对后世经济思想的生发、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如今，我们翻阅史籍，寻找历史中耀泽古今的先进思想，挖掘其跨越时代的进步意义，将其熔铸现实生活的实践里。

一、沿袭旧称，以寓新意的本、末观念本、末问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直备受讨论，是从封建社会统治者治国到历代史家治史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

所谓“本”，即本事、本物、本作，泛指农业，有以农为本的意思;所谓“末”，即末事、末作、末业，是指以工商为末。

早在战国末年，韩非就提出了“农本工商末”的口号。

“重本抑末”是战国以来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历代统治者也将其视为重要的经济措施。

司马迁在撰史时也沿用了本末的概念，共有九处，其中《平准书》中有四处，《货殖列传》中有五处。

此外，司马迁不但沿用了本末概念，还赋予其新意。

一是大商大农。

本、末概念在司马迁之前还比较狭窄，在《汉书·文帝纪》中，汉文帝所下诏令显示，当时的“本”一般指农业，或农桑，很少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

而“末”主要是指商业或工商业。

司马迁沿用了本、末概念，并将其含义的范畴扩大，将当时人们从事的一切行业都包括在内。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所写本业包括陆、泽、水、山、川、城郊等各方面的行业，有畜牧业、渔业、林业、农副业等。

《货值列传》中司马迁所指的末业更多，包含酿酒、屠宰、造船、贩卖人口、卖鱼、贩粮等近二十个行业。

司马迁指出，想要获得与千户侯相等的经济收入，社会上各行各业就要进行相当规模的生产和经营。

这无疑是在表明明司马迁的经济态度，即人们应该重视本末各业，从事各业以谋求财富。

二是本末并重。

司马迁所主张的四业，没有本末之分和尊卑高下之别，他将本、末放在同等的位置看待，认为本末并重，四业各有其能：“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司马迁的政治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政治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朴素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充分体现了他对市场规律及内在运作形式的系统把握. 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经济思想义利观资源配置市场经济理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其倡导的民族人文精神向来反对竞争。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人们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真理性法则。

在这样一种封建时代主流声音下，直接影响了作为国家生存的最基础保障的经济制度。

一、肯定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色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一贯实行“抑商”经济政策，商人一般都被骂作奸民、投机取巧分子、势利小人。

正是在这样的国度，早在西汉时期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却能提出重视商业的思想观点，形成了朴素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当时及后世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

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司马迁在统治阶级鄙弃“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大胆提出对物欲的追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的科学论断，发出了与时代非常离经叛道的异响，犹如黑暗中的一缕阳光引领人们探索经济发展的自然之道。

他的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义利观。

肯定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二、朴素的市场经济理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说做出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要运用得当，是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成效的。

史记货殖列传之人物浅析及我看司马迁的经济观

篇名史記貨殖列傳之人物淺析及我看司馬遷的經濟觀作者馮捷。

國立花蓮女中。

一年九班壹●前言史記為太史公兩千多年前的著作，是本國第一本紀傳體通史，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其中「列傳」所佔篇幅最多，範圍最廣。

而本研究所要研究的是貨殖列傳裡的十七個人物淺析以及太史公的經濟思想。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此列傳主要紀錄爲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範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人。

透過介紹他們的事蹟、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産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産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敍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註1)，這是個專門記敍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

貨殖列傳為後代史學樹立了一個重視經濟的優良傳統。

我想去分析裡頭所提到的商人們，去知道他們是如何成功，也想一窺太史公的經濟思想，了解他對於當時經濟的看法。

貳●正文一、貨殖列傳裡提到的貨殖家及他們的生平01.春秋戰國時期A.計然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

為晉國亡公子，博學無所不通，見微而知著。

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

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嘗南遊越，范蠡請問他越王是個怎樣的人，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

」B.范蠡范蠡，字少伯，又名鴟夷子皮、陶朱公，約生於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春秋楚國宛地（今河南南陽）人，為越國大夫（宰相），《計然篇》為其代表作。

他從事生意，配合時勢的變化追求利益。

因為經商有道，遂成鉅富，成為後世商人所供奉的偶像。

C.子貢子貢（西元前520～？年），春秋衛國人，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亦作子贛。

當時商人的工作主要是流通貨物，如果能賤買貴賣，就能賺錢。

而要做到這點，當然對市場要有敏銳的嗅覺，子貢顯然在這方面是很有才幹的。

D.白圭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戰國時人，曾在魏國做官，後來到齊國、秦國。

封建社会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议

ʌ司马迁与‘史记“研究ɔ封建社会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议朱枝富（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南京２１００００）摘㊀要：司马迁在经济史传中所反映的经济思想是十分卓越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封建社会各时期对司马迁经济思想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评论㊂汉魏六朝时期，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流布时期，桓宽在‘盐铁论“中记叙桑弘羊引用司马迁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成为封建社会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线㊂宋朝初步形成一种评论‘史记“的风气，为明清时代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广泛评论打下了基础㊂明朝的评论者已充分认识到司马迁经济史传的意义，其评论接近司马迁的原意，并注意把‘货殖列传“与‘平准书“相互参看，有机联系起来，这是很可贵的㊂清朝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时期，在研究内容上有新的拓展，在认识上有新的提高㊂近代几乎都一致肯定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书斋中释放出来，放到社会实际中去，用以指导经济发展的实际，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㊂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评议中图分类号：Ｆ０９２㊀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１２８（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２０－０９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２６作者简介：朱枝富（１９５５），男，江苏东台人，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资处副处长，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㊂㊀㊀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㊁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经济思想家㊂他继承父志，撰著了不朽的史书‘史记“，在其中撰写了‘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三篇经济史传㊂‘河渠书“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功绩，回顾了三代以来治水的经验，赞扬了汉代治水的辉煌成就，批判了田蚡阻挠治水的卑劣行径，实际上是一部水利史㊂‘平准书“概述了从汉初到汉武帝元封元年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重点评述汉武帝施行的平准㊁均输措施，通过评述文景时代的致富之由，刺讥汉武帝中㊁后期国计民生凋敝之因，实际上是一部经济史㊂‘货殖列传“载述了从春秋末年到汉初工商业致富的货殖大家的活动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工商业的发展㊂司马迁认为出现农㊁工㊁商㊁虞的分工是社会经济㊁人俗发展的必然趋势，把商业作为人民衣食之源来考察，强调农㊁工㊁商㊁虞四业并重，彻底否定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㊂司马迁在这经济三传中所反映的经济思想是十分卓越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历代封建文人学者纷纷对其经济思想予以评论㊂现笔者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检索分析，对于深入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想必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㊂一㊁汉朝的传布与批评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在当时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史记“中批判王公大臣以及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丑恶行径，在当时法网渐密的时代里，是无论如何不能公之于世的，便将之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传之其人，以待将来适当的时候由后人公布㊂到了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予以宣布㊂‘史记“直至东汉中期以前还未得到广泛流传，被视为谤书㊂而在这期间，有些文人学者开始引用‘史记“㊂在司马迁经济思想方面，桓宽‘盐铁论“中记述了桑弘羊用司马迁的论点来批驳贤良文学一派㊂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当时杨恽的正本尚未宣布，桑弘羊所见，当是存在京师的副本㊂桑弘羊引用中最典型的，其说：司马子云：天下穰穰，皆为利往㊂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２０１５年４月第３０卷第７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渭南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ｅｉ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Ａｐｒ．２０１５Ｖｏｌ．３０㊀Ｎｏ．７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㊂故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㊂［１］１６６这段话引用于‘货殖列传“，其意思基本相近㊂司马迁说：故曰：天下壤壤，皆为利往㊂［２］３２５６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㊂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㊂今夫赵女郑姬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㊂［２］３２７１‘盐铁论“中像这种类似的引用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语意来非难对方的，还可以列举很多㊂对此，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此引‘货殖传“语，即不出弘羊之口，亦必为宽所润色，是宣帝时民间亦有其书，嗣是冯商㊁褚先生㊁刘向㊁扬雄等均见之，盖在先汉之末，传世已不止一二本矣㊂［３］５１２不管是出自桑弘羊之口，还是以后桓宽作‘盐铁论“加工润色，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很有影响的，在刚问世时就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肯定，是不同凡响的㊂而对司马迁经济思想提出批评的，则是班彪㊁班固父子㊂班彪，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㊂在东汉初，任过小官，后因病免官，便专力从事史学，尤其爱好汉代史㊂他认为自‘史记“之后，补续工作大多鄙俗而不足踵继其书，于是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余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范晔‘后汉书㊃班彪传“）㊂班彪在撰著‘后传“中，既称许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又尖锐地批评司马迁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了扬雄评论‘史记“ 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㊃扬雄传“）的观点㊂他认为：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㊂（‘后汉书㊃班彪传“）班彪著‘后传“未完而去世，其子班固继续完成，被人告发私改国史，入狱后被弟弟所救得释，后奉诏完成其父所著㊂班固继承其父班彪的思想，在‘汉书㊃司马迁传“中进一步阐发其父对‘史记“的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㊂班固父子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批评，集中在对司马迁‘货殖列传“的批评，一是轻仁义，即重利轻义；二是崇势利，即推崇豪富；三是羞贫贱，即贬斥贫困㊂其评论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成为历代封建文人对‘史记“研究和评价的主线，无论是‘史记“的拥护者还是反对派，都把班固的观点作为‘史记“研究的关键问题而展开辩论㊂这种辩论，一直贯穿于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始终㊂这里就班固父子对司马迁述货殖问题的批评作一些评论㊂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的主要依据，是‘货殖列传“中的一段话：㊀㊀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㊂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㊂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㊂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㊂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㊂至若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渐耻，则无所比矣㊂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㊂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㊂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㊂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㊂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㊂［２］３２７２－３２７４班固父子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其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不同出发点㊂参看‘汉书㊃货殖传“就一清二楚了㊂班固强调贵谊而贱利，要求百姓安于现状，而不要争利㊂在他看来，贫富之分㊁贵贱之别，不可逾越，这样才能上下有序，百姓安分守己，不破坏礼法，不助长贪欲，否则要加以限制和压制；上争王者之利，是不轨行为，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自然要加以教化管制㊂正基于此，班固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正好是相反的㊂司马迁主张人人追求富厚，有了财富就有了地位，那种不求富利㊁甘守贫贱的人是无足轻重的，也是不值得同情的㊂司马迁在鼓励人们追求富利中，也有一定的原则，他把致富分成三种类型：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㊂［２］３２７２极力赞美以本致富，称之为素封；而把那些掘冢铸币，搞歪门邪道致富的人列为奸富㊂司马迁虽然说过崇势利的话，但并不是不分是非，如赞扬孔子弟子子贡的经商致富，资助孔子周㊃１２㊃２０１５年第７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朱枝富：封建社会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议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游列国，游说天下，使孔子名扬天下，是得势而益彰；赞扬范蠡三致千金，把赚来的钱分给贫交疏昆弟，这是富而好行其德，而对那些有了钱就飞扬跋扈的人则是十分反感和坚决反对的，如吴王濞的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则谋反；邓通的钱布天下以及那些犯奸作科而致富的人，都是反对的㊂再说羞贫贱的问题㊂司马迁的本意是说，没有岩处奇士那样的德行，不治生产，空谈仁义，这种人是应该自感惭愧的㊂事实上，司马迁对那些道德高尚而身处贫贱的人是深表同情的，如‘游侠列传“中所说的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素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㊂‘伯夷列传“中所说的伯夷㊁叔齐，甘守贫贱而饿死首阳山，他是十分尊重的㊂不仅如此，他对于好人吃苦㊁坏人终身富厚这一不公正的事实，也是深恶痛绝的㊂可见，班固本之其父对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的批评是不恰当的，没有体察到司马迁激励贫贱者奋发竞争的良苦用心，这只能说明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各有不同，有着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保守与进步之分，卫道士与叛道者之分㊂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㊂总之，汉魏六朝时期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流布时期，除了桓宽‘盐铁论“中记叙桑弘羊引用以及班固撰‘汉书“提出批评外，其余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㊂二、宋朝的指责与攻击唐代对司马迁经济史传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注释方面㊂其中最主要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 ‘史记“三家注，是我们今天所见到最早的㊁也是最重要的‘史记“注本㊂三家注是我们阅读㊁研究‘史记“，也是阅读和研究司马迁经济史传的重要参考书㊂宋朝在思想领域盛行的是程朱理学，在经济思想上是重义轻利，把孔子的罕言利思想推到了极端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则成为当代文人批判的主要对象㊂批判态度比较坚决，措辞比较激烈的要算叶适和王若虚二人㊂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论学独树一帜，不屑承袭前人窠臼，也不与时人苟同㊂他的‘习学纪言“侧重评论‘史记“的史事，崇孔子而黜汉儒，用怀疑和苛求的眼光去看‘史记“㊂在经济观点上，他主张农工商并重，反对抑末，对‘平准书“评论说： ‘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聚敛之罪，比诸书最简直㊂然观迁意，终以为安宁变故，质文不同，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缗告缗㊁盐铁榷酤之人，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㊂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㊂抑末厚本，非正论也㊂这种观点是很有进步意义的㊂但是，叶适又认为司马迁不该让商贾登上史书舞台㊂他说：若夫豪商㊁大贾㊁奸人㊁刺客之流，优笑之贱㊁日者之微，莫不奋夺笔墨之巧以示其能㊂在他看来，末业虽不可少，但商人亦不足贵㊂若稍抬高商人身价，就会有无数人效尤，影响本业㊂他认为‘货殖列传“对商人大加赞扬，正是起了这种作用，使后世之士溺于见闻而不能化，荡于末流而不能返㊂非但如此，他还认为，残民害政之术也尽出于‘货殖列传“，使得天下之人纷纷焉至今不能成德就义而求至于圣贤者㊂这一切岂非迁之罪邪！［４］３７７（‘叶适集㊃水心别集“第六卷）其实，叶适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既赞扬和肯定商业，但又非议㊁批评商人，使人不得要领，而又把商人盛行归罪于司马迁，这实在是不公平的事情㊂对司马迁经济思想持否定态度的除叶适外，还有王若虚等人㊂王若虚著‘史记辨惑“十一卷，以敢于大胆质疑，放言高论著称于世，全书内容分采摭之误㊁取舍不当㊁议论不当㊁文势不相承接㊁姓名冗复㊁字语冗复㊁重叠载事㊁疑误㊁用虚字多不安㊁杂辩十类，用疑古的精神，对‘史记“中的一些问题，广为疑惑，并略加辩证㊂在他看来，司马迁是一个大逆不道㊁罪不容诛的人㊂王若虚说： ‘货殖传“云：若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㊂贫贱而羞，固已甚谬，而好语仁义又可羞乎？迁之罪不容诛矣㊂在他看来，文人就是要讲义而不能讲利，宁可守穷而好讲仁义亦属高尚文人之列，这实在是一种腐儒观点㊂王若虚一方面对司马迁大加鞭笞，另一方面则对为司马迁辩护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班固讥迁论游侠述货殖之非，世称其当，而秦少游辩之，以为㊃２２㊃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渭南师范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第３０卷迁被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交游莫救，故发愤云，此诚得其本意㊂然信史将为法于万世，非一己之书，岂所以发其私愤者哉？在这里，王若虚一方面肯定班固的观点世称其当，另一方面又承认秦观的观点诚得其本意，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他的观点和班固之父班彪的观点是一致的，把司马迁作‘货殖列传“仅仅归结于发其私愤，从另一方面对‘货殖列传“进行否定，贬低其社会意义㊂在这一时期，与叶适㊁王若虚观点相对立的㊁对司马迁的经济史传予以肯定的，有晁补之㊁陈仁子㊁黄震等人㊂晁补之，是北宋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兼任吏部员外郎㊁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㊁实录检讨官等职㊂他对‘史记“的评论，其观点和班固是相反的，他在‘郡斋读书志“第二卷上中对班固进行反批评道：㊀㊀班固尝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以此论为不然㊂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㊂其述货殖崇势利而羞贫贱者，盖迁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㊂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㊂陈仁子在‘牧莱脞语“第十二卷中亦认为：㊀㊀世讥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过矣㊂迁之言曰：千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其此说殆有为者，非专崇货利也㊂故其后也，谓乌氏倮㊁寡妇清足以动始皇之羡慕㊂其后也，极天下之可鄙可贱者，以写斯民求实之情况，迁之意其亦重有感㊂晁㊁陈二人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否定了班固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的指责，认为司马迁作经济史传是有感而发㊂这种有感而发不是发一己之愤，而是对当时社会竞于趋利㊁国家与民争利的批评㊂但他们同样认为，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并不真正重货殖，班固的批评没有体察到司马迁的用心，也没有体察到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真正用意㊂在这些人看来，承认司马迁是重货殖，就好像他的经济史传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㊂这仍然是用封建正统的观点来看待司马迁以及其经济史传，仍然是不得其旨㊂能够体会司马迁用心的，要算黄震，他在‘黄氏日抄“第四十六卷中对‘平准书“评论说：㊀㊀汉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㊂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㊂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㊂呜呼！旨哉！［４］３７７－３７８黄氏看到汉武帝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与民争利，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㊂汉武帝之所以能推行这些政策，又是与任用言利事析秋毫的桑弘羊等人是分不开的㊂而司马迁作‘平准书“，就是对汉武帝的批评㊂这种认识和分析是很深刻的㊂总的说来，宋朝评论司马迁的经济史传和经济思想没有什么新见，仍然是班固父子对司马迁经济思想批评的继续，只是初步形成一种评论‘史记“的风气，为明清时代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广泛评论打下了基础㊂三、明朝的深化与发展明朝，是评点司马迁经济史传形成风气的时代㊂明朝开国以后一百多年时间内，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但统治者在文化上却实行严酷的控制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的禁锢，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二是实行八股文取士制度，不允许自由思索㊁创新；三是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㊂这些措施导致了明初学术的空疏㊂到了中叶以后，社会经济㊁文化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已经出现，商业日趋繁荣，商品流通随之扩大，这是封建经济生活中的崭新因素㊂这反映在对司马迁经济史传的评论上，不像宋人那样偏激㊁鄙视商人了，调子有所缓和，甚至肯定和赞扬货殖之人，能够对司马迁的经济史传以及经济思想有比较正确的评价㊂这里以钟惺为代表㊂钟惺是明朝文学家，万历进士，与谭元春同为竟陵学派的创始者㊂他评论司马迁的经济史传，认为：㊀㊀货殖之说，源于子贡，其来历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㊂今读其文，而天时㊃３２㊃２０１５年第７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朱枝富：封建社会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评议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地理人事之变如指诸掌，其本末经权，盖必有管㊁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黄老之学者也㊂即已施于国，而欲用之家，此‘货殖列传“之大意也㊂而其通篇归重处又借白圭一段议论作用发之，便知货殖非细事，货殖之人非庸人，故曰：略道当世贤人所以富者，而以卓㊁任诸人实之，皆一时奇士，体用足以经国，不试于时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写其胸中实用，又以补‘平准书“之所未备耳㊂其意若谓‘平准书“中一切言利之人㊁兴利之事，究竟于国计无裨，皆所谓最下者与之争，而足国生财自有利导㊁教诲㊁整齐之理，俱可与‘货殖传“悟而得之㊂今观‘平准“言利，渐向剥削，‘货殖“言利，渐向条理，故曰‘货殖“者所以补‘平准“之所未备也㊂盖从学问世故中淹透出来，将治国与货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㊂大抵凡事见得深者，看货殖亦深；见得浅者，看治身治国亦浅㊂古人作一事㊁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马迁遭腐刑，家贫不能自赎而发奋于此，何其以细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４］６０３－６０４钟惺可谓是司马迁的知音㊂在这一评论中，钟惺能够细致地分析出司马迁的良苦用心，能够充分认识到司马迁作‘货殖列传“与‘平准书“的深刻意义，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一是认为经商致富是一种有才能的人才能如此，肯定货殖非细事，货殖之人非庸人；二是将货殖之事与治身治国连为一体，能够领会到司马迁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之义；三是认为司马迁作‘货殖列传“是着眼于治身治国，并不是如前人所说，是因家贫不足自赎而发私愤㊂钟惺的评论虽然接近司马迁的原意，但像这样的评论在封建社会中是并不多见的，即使是在明朝，仍有不少文人学者继续贬低和诋毁司马迁的经济思想㊂例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第一卷中则认为‘平准书“是谤书，说： ‘史记“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㊂［４］３７９朱鹤龄在‘愚庵小集“第十三卷中亦认为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并不是真正为商人立传，其说：以子长之才，贯穿经传上下数千载，而乃津津艳慕市儿贾竖著之于书，何以为子长哉！［４］６０４这些评论都不能反映司马迁真正的经济思想，都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歪曲了司马迁的原意㊂像这类评论，在明朝仍然占多数，仍不得其旨㊂明朝评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作为表里之文，相互参看㊂陈仁锡说： ‘平准“‘货殖“，相表里之文也㊂当时武帝好兴利，故子长作‘平准“‘货殖“，皆多微辞㊂（见‘史记评林“）认为司马迁作两传是批评汉武帝好兴利，虽然有些接近，但还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㊂在当时提出两传参看比较有影响的，要算赵汸㊂他在‘论货殖列传“中说： ‘货殖列传“当与‘平准书“参看㊂‘平准书“是讥人臣横敛以佐人主之欲，‘货殖列传“是讥人主好货，使四方皆变其俗趋利㊂赵氏认为司马迁作两传是批评汉武帝的，不过说法不同罢了㊂赵汸进而将‘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一一对照，在‘论货殖传“中说：㊀㊀‘货殖列传“乃是‘平准书“的注脚㊂‘传“中所谓当世贤人，即‘书“中所作不轨逐利之民；‘传“中所叙陶朱公㊁白圭辈，妙于治生，即‘书“中三人言利析秋毫之比；‘传“言鄙人牧长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富而人主重之，即‘书“中言卜式以家财助县官，人主尊显之以讽百姓；‘传“中历举四方百货所出，行贾所在甚详，即‘书“中置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利，贵卖贱买，所以天子无数之用皆出于此；‘传“中言千乘之侯尚犹患贫，即‘书“中屡言税赋竭，县官大空是也；‘传“中言廊庙㊁岩穴㊁军士㊁任侠㊁攻剽㊁女姬㊁游闲㊁吏士等皆为财利，所以深诮当世好货之俗，无贵贱者，末言当国者必以奇胜，而又历数奸事㊁恶业㊁贱行㊁辱处之能致富，即‘书“中所谓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等等㊂［４］６０２赵汸提出‘货殖列传“与‘平准书“参看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如何参看，却作了歪曲的理解㊂而对赵氏这种理解予以肯定的，有杨慎㊁朱鹤龄等人㊂杨慎在‘总纂升庵合集“第一卷中说： ‘平准书“讥横敛之臣也，‘货殖列传“讥好货之君也㊂太史公之旨，千载而下有赵汸知之，懿哉！［４］３７８朱鹤龄在‘愚庵文集“第十六卷中说： ‘货殖列传“当与‘平准书“参观，‘平准书“讥横敛之臣，‘货殖列传“讥牟利之主，此论得之而有未尽㊂愚以为此篇大指，尽乎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㊂［４］６０５㊃４２㊃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渭南师范学院学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第３０卷。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

浅析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形成原因司马迁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成一家之言”，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其经济政策主张放任私人经济生产活动。

回顾历史，司马迁独树一帜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其家学思想传统和西汉时期封建经济发展臻于繁荣的反映。

【关键词】自由放任；家学思想；封建经济繁荣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经济学界对垒的两个思想阵营。

回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种现象也曾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

例如，儒道思想从法乎自然出发，主张“无为”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倡导农商并重。

商韩法家则强调富国强兵，主张“国富民贫”，独重农业。

《管子》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放任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某种融合。

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发展和巩固，国家干预主义和重农抑商思想成为历代主流思想，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如梁启超所言：“前哲精义，千年湮没”。

在今日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我们不妨回头探寻前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和源头。

一、司马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内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的《平淮书》和《货殖列传》中。

司马迁认为国家经济管理应该“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其意思是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最好是不加干涉，听任私人进行生产和贸易活动；其次是国家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其次是用教化的方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又其次是由国家采取行政法治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最差的办法是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

由此观之，在司马迁看来，评判国家经济政策好坏的标准是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程度越低越好。

司马迁之所以提出上诉管理国民经济的主张，是基于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认识。

司马迁思想

司马迁思想第一篇：司马迁思想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一、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

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

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

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因此, 在“ 盛世” 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

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

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

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

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

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

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

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于经济管理也有自己的思想。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讲究民生：司马迁认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要以保障民生为根本，
因此应该重视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2 反对浪费：司马迁认为，国家财富是有限的，不应该浪费，应该
有效地使用资源。

因此，应该加强经济管理，避免浪费。

3 重视稳定：司马迁认为，国家的稳定是保障繁荣富强的基础，因
此应该加强经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4反对腐败：司马迁认为，腐败是国家的祸根，应该反对腐败。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现实意义-经济思想史论文-经济学论文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现实意义-经济思想史论文-经济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引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一书中，系统阐发了世界历史不多见且久不为崇洋之国人所关注的自由经济思想。

１９世纪末，梁启超指出中国早在先秦时，此学（生计学即经济学）之倡，殆与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相颉颃，首次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解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认为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

自由经济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个民族都能通过本民族的语言符号来理解它，而自由经济要获得本民族公众的认同，就不能张口斯密闭口，只以洋符号来象征自己。

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作为本土资源，对中国经济改革既具有符号价值，即它可以为现代价值观提供一种中国式的表述，又具有功能价值，即其熠熠生辉之自由经济思想能为中国市场经济提供参考和指导，言虽旧言，而理非旧，其命维新。

二、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一次是从向共和制转型。

周秦之际乃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剧变，是中国当时境内诸侯纵横捭阖、相互征伐的结果。

周制衰亡后，鉴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以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了家族主义，以编户齐民代替了宗法人伦性的族群组织，而实行了一种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①秦朝不施仁政，滥用民力，二世而亡，然百代皆行秦政。

中国自汉世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

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

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试问欧土专制国有此乎？类此乎？即立宪共和之自由，有不如我国之旧，特非公有国，则无民权耳。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致富之道：以不事劳作为耻，以俱利共赢为佳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致富之道：以不事劳作为耻，以俱利共赢为佳追求财富自古以来都是人之天性。

不管朝代如何变迁，货币形式如何变化，人们对她的爱从未改变。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老子提倡“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孔子追求“以其道得之”财富的原则。

但司马迁把这个“道”做了自己的注解，那些“长贫贱，好语仁义”而不事劳作的处士更被贬为“足羞”。

我们还能看到其经济式的人文关怀，“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他强调共赢。

理解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形成离不开其生活的经历，也离不开前哲丰富的经济思想的滋养。

一、司马迁认识的经济运行规律西汉初年，在连年的战争之后，土地等社会财富得到了重新的整合，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自耕农的比率很大。

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家各项推动经济发展政策的推出，社会财富在不断的增长，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也进行之中。

但不管其是富商大贾兼并之家还是自耕农甚至是佃农，他们都是财产的私有者，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

每个人，或者是每个家庭，有独立的决定的权力，虽然这样的权力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如天然的、技术的、财力的、政治的等。

但这些人或家庭都在已有的制约下寻求着最大利益或者最优选择。

人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人人都在追求财富，这种对私有制的肯定与保护，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私有制的发展，还有自战国以来的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前代治衰成败的社会实践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司马迁经济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

在《货殖列传》中他一开篇就竖起一个靶子，痛批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建立在寡欲、节欲基础上的乌托邦，他认为这是得不到人们认可的空想。

他肯定人欲，“人生而有欲”，“缘人情而制礼，以人性而作义，其所有来尚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

认为人对物质和富贵的追求是“终不能化”的，而且这种对物质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疆域辽阔，各种物产分布在不同区域，并且不可能由单个人去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必须分工协作，才能“得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