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研究述评

《时报》研究述评

作者：董颖颖

来源：《学理论·下》2017年第09期

摘要：上海《时报》是由维新派人士狄楚青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的大型日报，与《申报》《新闻报》并称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三大报。自1904年6月12日创办，直至1939年停办，在这三十五年的时间中，《时报》在旧时上海民众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报刊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史料，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重视，然而与《申报》或《新闻报》的研究现状相比较而言，《时报》是一块亟待开发的沃土。依笔者目前可检阅到的研究成果分析，主要集中于历史、新闻及文学领域，而尤以新闻学领域见长，史学及文学领域则相对欠缺，众多角度及史料亟待我们挖掘与发现。

关键词：《时报》；综述；政治；报道；副刊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9-0178-03

1921年，新的时报馆在上海望平街建成，时值二十岁的胡适在《时报》上发表了《十七年的回顾》，这篇文章记录了胡适作为一名读者与《时报》之间真挚的情感：“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我）不可分离的伴侣了。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1]《十七年的回顾》在研究《时报》的学术著作或期刊、学位论文中引用率极高，依笔者的观点，一来是因为胡适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其所言对公众的影响力极大，更具有说服力；其次，胡适以读者的身份分析《时报》受到欢迎的原因，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更能佐证《时报》对社会的影响力。《时报》由维新派人士狄楚青创办于1904年6月12日（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后因狄无心经营在1921年时而转让与黄伯惠，直至抗战期间停刊。作为上海三大报之一，因为技术的限制，在今日《时报》并未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宠儿。笔者就这一现象，以现有所掌握的资料为基础，将近几十年来对《时报》的研究作综合性的概述。本文所研究的上海《时报》不同于1886年由德国人德瑞琳创办于天津的《时报》，以下所使用的《时报》皆指上海《时报》。

一、通论性研究

从笔者现有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学术界尚未出现一部系统性的专门介绍或论述《时报》的著作，多数为前人的研究著作中部分章节或内容有所涉及。

戈公振曾在时报馆前前后后工作达十五年之久，其筹划创办的多种副刊对《时报》的革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时报》的元老级人物，戈公振对《时报》的介绍体现在该著作中。在第四章的“民报勃兴时期”章节中，谈到《时报》时引用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来佐证当时《时报》为何受到青少年群体的欢迎[2]。为《时报》写过“特约撰述”郑逸梅写道狄楚青因参加

革命受挫而转变方针开始创办《时报》，首先开创“时评”一栏。有正书局作为时报馆的出版机构，将《时报》上连载的小说进行出版，而《时报》则为书局出版的图书刊登广告，二者相互影响促进。后因狄经营不善将《时报》转让给松江人黄伯惠，黄接手后转变《时报》经营特色，直至最后停刊[3]。为《时报》工作过的记者顾执中曾以“我进入了一所并不理想的新闻学校——上海《时报》”为标题回忆自己从1923年顾被介绍到《时报》做一名外勤记者，直到1926年底。这三年中因顾的人生理想不同及与报社编辑之间的矛盾使顾感觉不甚理想而离开时报馆[4]。

诸如所知，清末直至辛亥革命期间，是各种政治力量风起云涌斗争的时期，各派系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争相创办报刊作为自己的喉舌宣传本派的主张。方汉奇直接点明《时报》为保皇派在国内的舆论阵地，并结合时代大背景，对《时报》早期创办时的情况进行介绍并指出其政治倾向[5]。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陈玉申《晚清报业史》等著作中对于《时报》都进行过简要概述，但并未做更深一步的论述。随着西风的渐入，晚清的媒体传播环境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知识分子选择多种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再以进入仕途作为唯一的人生选择，这种观念的转变使近代报人群体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近代商业城市的兴起使得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改变，致使聚集在上海的新兴知识分子凭借私谊网络和新兴的制度性传播媒介建构起各种各样的知识人活动空间。时报馆馆主狄葆贤在馆内所设的“息楼”正是这样一个供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随意聚谈往来的活动空间，并因此形成了一个群体——“息楼中人”。翟春荣正是以息楼的空间寓意变化及活动在息楼中的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描绘出晚清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下的社会交往、文化网络和政治活动空间的基本面貌与建构机制，并论述知识人群体与其活动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6]。

二、多维度的微观视角

（一）政治倾向与报道

若想对《时报》展开研究，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与晚清改革文化》（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Joan Judge ，1996）当属必读书目。该著作英文原版在1996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中文译本由王樊一婧博士翻译，于2015年7月出版。中文译本在一出版时即售罄，可见其影响之大。季氏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从维新派创办《时务报》开始，印刷品与政治逐渐开始发生密切的关系，而这些政治性出版物与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可比性。虽然此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市民社会”的条件，但知识分子以“中等社会”自居，借助此类政治性出版物以实现沟通下层民众与清王朝政府的目的，以此推动清政府权力的下移的实现。这些中间阶层的新式报人和知识人在利用报刊作为沟通政府和民众的媒介之时，同样充当政治改良和社会转型中的启蒙者和协调者，不自觉中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公共空间”的“中间地带。”该书从中国史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架构“中间领域”的理论框架，对于历史研究者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开辟了上海史研究的新途径[7]。《时报》作为维新派创办的多种报刊中且影响较大的一种近代报刊，其影响自然不可忽略。台湾学者张朋园对《时报》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而发表的期刊论文，是目前为止可检索到的较早的研究成果。张氏对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借助《时报》为宣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