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小说中少数裔民族的健康心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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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
莫里森小说中少数裔民族的健康心理构建
秦洁荣
摘要:作为当今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托妮·莫
里森在作品中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思考,批判性地否定了美国黑人“白化自我,自欺欺人,自我封闭,暴力复仇”等生存方式,要求美国黑人正视客观存在的历史,了解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重构黑人作为“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洗刷奴隶制带给美国非裔民族的精神残害。

这是莫里森对作为少数裔民族的美国黑人发展“非边缘化”,构建“健康心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探索,体现了她对种族矛盾的本质的深刻洞见,是她以文学的形式为世界各民族健康发展,和谐共融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少数裔民族;精神奴役;人性;健康心理一、引言
作为美国当今文坛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托妮·莫里森将文学的艺术美感与政治功能完美结合,用史诗般的语言展现了深受奴隶制贻害的美国黑人的生存历史和当前困境。

同时,作者一直关注着白人文化压制下的黑人精神世界,带着对人类和人性的尊重,作者在其作品中一直探寻着肩背“他者”身份的美国非裔“非边缘化”和重建“健康心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莫里森的创作取材于美国黑人的真实生活,而奴隶制作为全体非裔美国人最真实的集体经验,直接将苦难带给这个民族及他们的后代。

“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奴死去,他们的子孙至今仍在该屈辱历史的阴影下饱受心灵煎熬。

萨特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即是所谓主体性。

”奴隶制使得黑人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便失去了“人”性,失去了主体性,他们成为白人的财产,附属品,被主流社会物化,被贴上懒惰、肮脏、暴力、动物性等标签。

不仅如此,“有人向这几百万人头头是道地反复灌输害怕、自卑感、颤抖、下跪、绝望、奴性。

”作为美国非裔一员,莫里森目睹并亲身感受了强势殖民文化侵染下的黑人生活状态。

她在《宠儿》中写道:“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

不只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

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

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回想不起来”。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头头是道”的白人文化和价值挤压下的黑人精神世界的畸变和扭曲。

在莫里森看来,历史上的奴隶制使白人对黑人的一切兽行合法化,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藐视,是对人性的糟践,这比制度本身的残酷更令人毛骨悚然,其毒害深入黑人心灵,酿造的是更可怕的精神奴役制。

带着沉重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莫里森
决心以人性的光辉关照她的弱势同胞。

她痛切地操起
创作之笔,追本溯源,去展现这段人们不愿再回忆的经历,对这段历史进行拷问和重构;去挖掘黑人心灵的境遇,为“他(她)们和他(她)们的心灵作史”;去还原美国黑人在这文明社会的野蛮中被剥夺的“人”性,帮助他们重拾自我,面对多元文化,构建起具有人的主体性的健康心理。

二、精神奴役制下的美国黑人生活状态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黑人小说家赖特,艾里森,鲍德温等人从社会、经济层面对种族问题的思考不同,
莫里森从创作之始就深切关注着美国黑人作为白人主流文化的“他者”的心灵境遇。

她的作品批判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白化自我,暴力复仇,自我封闭或自欺欺人等生活方式的同时,将种族问题的考量深入人性,探寻着“在这个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害的世上如何完整地生存。

”
莫里森的首部作品《最蓝的眼睛》即讲述了强势白人文化冲击导致黑人迷失自我的悲剧。

主人翁小女孩佩科拉将自己不幸的生活———家里父母粗暴对待,外面备受人辱———归咎于长相丑陋,她懵懂地以为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的蓝眼睛可以改变自己的境遇,便一直祈求实现此愿望。

遭生父强奸之后,她陷入精神错乱,以为自己得到了美丽的蓝眼睛,并疯癫地终日与之私语。

佩科拉的悲剧不是个人的,它是社会合力的结果。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提到,“人们会明白黑人精神错乱不是一个人个人问题。

除了系统发育和个人发育,有社会发育”,而“人就是社会通过它而成其为社会的这东西。

”佩科拉通过身边人对自己的态度获得自我认知,形成社会价值观。

这些居于美国北方的黑人却早在白人文化熏染下发育成自卑的“白色”标准的仰望者。

她的母亲波琳移居北方后,从白人电影中获得价值标准,她心疼白人主人的金发碧眼的女儿,却认为自己的孩子又黑又丑,斥骂摔打之余,甚至要求孩子们叫她“布里德洛夫太太”而不是“妈妈”。

佩科拉的混血儿同学莫里恩因肤色浅而傲慢无比,侮辱佩科拉的同时甚至骂其父为“黑鬼爸爸”。

小男孩裘尼尔的母亲杰罗丹一直强调自己作为有色人跟黑人的区别,当她的儿子欺负并冤枉佩科拉时,她没有责怪儿子,却表现出对佩科拉的厌恶,说道:“出去,你这讨厌的小黑丫头。

从我家滚出去”。

这些人中没有谁去思考自己好恶标准的来源,殖民文化因其在经济、社会中的强势轻而易举地被合法化。

白人的价值观理所当然地被他们内在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置于既无力摆脱又永远无法企及的尴尬境地。

对此,莫里森曾痛切批判:“身体美的概念作为一种美德是西方世界最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坏性的观点之一,我们应该对此不屑一顾……把问题归结于我们是否美的症结来自于衡量价值的方式,这种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细微末节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致力于这个问题是理智上无可救药的奴隶制。

”佩科拉和她身边的人便在这精神奴役下异化。

当美国黑人依靠别人(白人)的价值标准进行自我认知时,他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主体性,于是他们的“天真死去了”。

与白化自我相对立,一些意识到黑白冲突的美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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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学·
作品评析及其它
·
曹卫军史元辉等
人选择暴力抵制白人社会。

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刻画了牢记种族仇恨的吉他,通过这一人物,坦承了自己对暴力对抗的担忧和对黑人种族主义的警惕。

吉他的父亲惨死于白人工厂,厂主以微薄抚恤金了解了此事。

怀揣仇恨长大的吉他成为“以暴抗暴”的“七日”集团中的一员,该集团的成员对白人种族主义暴行采取同样方式对白人进行报复。

然而“想使自己的人种变白的黑人与鼓吹仇恨白人的黑人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同样是有病……问题在于抛弃人”。

莫里森深邃地洞见了这种所谓“对等报复”的行为后面隐藏的对人及生命的蔑视,她借奶娃之口指出“你杀人,可你并没有杀那些杀人凶手。

你伤害的是无辜的人。

”这段话意思明确,这种基于反种族主义而采取的随意杀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带来新的种族主义,它将导致美国黑人以正义的名义施恨,使他们在被害之后又成为人类的新的施害者。

从无辜受害到殃及无辜,莫里森以思想家的深度指出了种族仇恨循环不绝的原因,引导读者站在人性的层面看待种族问题的实质,让黑人,白人,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现实,思考个人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历史魔咒,和谐健康地存在于世。

《秀拉》中内儿的丈夫裘德因种族歧视而无法获得自己向往的筑路工作,他充满挫败感,“需要对自己的饥渴有所填充,对自己的男人气概有所承认。

”于是他选择与内儿结婚,内儿的和善使得整个婚姻“像是他的想法,他的战利品。

”“有了她,他就是一家之主,只是出于必要才会滞留在一项令人不满意的工作上。

”婚姻成了裘德逃避现实打击的避难所,他借施加在内儿身上的权威掩盖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无力和无助,逃避对真正自我的认定。

在萨特看来,自欺的生活态度是“人的绝对存在的一种威胁,他使人的自由意识和选择存在着一种非真实化的危险。

”裘德在婚姻中的主动权不可能带给他工作选择上的主动自由,他并没有真正满足。

通过他,莫里森表明回避历史现实的非裔美国人只能在精神困顿中逃匿,永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在《宠儿》中,莫里森一开篇就推出充满婴儿怨毒的
124号宅子。

这个宅子仿佛牢笼,将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单元。

房子的主人塞斯曾经是逃亡的奴隶,在奴隶主追击而来时,她用手据割断了自己女儿的喉咙。

从此,她便在深重的伤痛、内疚和内心辩解中苟存于死婴冤魂肆虐的124。

当死婴18年后还魂为一少女,进入这家讨还爱债时,塞斯被推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小说是以塞斯的女儿丹弗走出家门,求助邻舍,将女鬼赶走为结尾的。

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塞斯被塑造为高傲的黑奴,在与奴隶制的对抗中,她“目中无人,试图单独行事。

”她行为中的排他性使她个人与黑人社区产生隔阂,以至于在奴隶主追到辛辛那提时社区中无人给她报信,促使悲剧发生。

塞斯的自我封闭是自己孤傲和社区抛弃共同造成的,她代表了那些个性张扬,却与黑人集体缺乏交流的个人。

通过这个人物,莫里森表达了自己对黑人问题的反思,凸显了黑人集体
对个人疗伤的重要性。

在后来的《乐园》中,自欺与自封的恶果被更为暴力地揭露出来。

小说开始便是一幅血腥场面———一群黑人男性朝修道院中的几个无辜女人开枪。

在逐步揭开
袭击事件原委的同时,所谓“乐园”,小镇鲁比以黑人孤岛的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

该镇黑人的祖辈作为解放的奴隶在移居北方时遭到了白人和前肤色黑人的双重拒绝,他们把自己遭受的敌意继承下来,代代相传,将一切外来的人、事都当成对小镇的破坏和入侵,人为地割裂小镇与外界的关系。

然而当小镇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影响是,这些孤绝自欺的男人迁怒于修道院中避难的几个女人,向她们开枪。

针对黑人自封,莫里森在文中如此表述,“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是整个世界。

分离我们,隔离我们———那一直是他们的武器。

隔离伤害了几代人,它没有出路。

”莫里森将“乐园”一词包含的宽容慷慨之意与狭隘专制,甚至带有黑人种族主义色彩的暴力袭击相对比,在修道院被害人中安排了一名白人女子,将拒绝接受黑人移民的群体设置为白人和有色人,这一切道明了她超越民族界限的政治态度———“我想让读者纳闷这些女孩子是什么种族,直到他们明白:他们的种族无关紧要……种族是你从一个人身上得到的最不可靠的信息,它是真实的信息,但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你。

”
显然,莫里森眼光已经超越了一般民族作家的视野,她看到非裔美国人白化自我,暴力抵抗,自欺自封的表象下面隐藏的是黑白、男女、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等二元之间的对立排斥,结果是带来战火、暴力、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的迷失,因而是“对人的蔑视”。

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莫里森的民族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使她不可能局限于揭示同胞的精神困境,她必然承担起为美国黑人摆脱精神危机,重构健康心理探路的工作。

三、重塑人性,构建“健康心理”
莫里森是从“人”,这一基本又崇高的角度来看待民族问题的。

从一开始批判将身体特征与价值混为一团的白人文化,到提醒大家警惕新的种族主义,再到强调种族的微不足道,她在审视历史错误,清理其精神贻害的同时,号召自己的黑人同胞互爱互助,打破二元对立,正确面对自己即是美国人又是黑人的身份,要他们既正视历史,又要了解本民族文化,构建具有自身主体性的人格,形成健康的心理。

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塑造了奶娃,通过他游历南方的经过将美国黑人心理成熟的过程形象化。

作为美国北方黑人富人的儿子,奶娃在父亲金钱唯上的教育下觉得生活索然无味,精神空虚。

他到南方寻金,这一过程恰巧也成了他游历南方,了解自己家族历史,感受黑人传统文化的过程,最终奶娃通过游历找到了“我是谁”的答案。

游历是在莫里森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情节,在她眼中,“游历不只是从这儿到那儿,那是一个过程”———一个美国黑人了解祖先的文化传统,了解历史,确定自己的身份,并逐步成熟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美国非裔的定义才有了根的支撑,才能获得与其他移民及文化并存的主体精神。

莫里森在书中将奶娃与南方当地黑人一起参与深夜打猎后的感受描述为,他感到“走在大地上就像是他属于大地;就像他的两腿是庄稼的茎,是树木的干;他的部分躯体就这样往下延伸,延伸,直扎进石头和土壤之中,感到在那里十分畅快———在大地上,在他踏脚的地方”。

狩猎犹如宗教仪式,唤起了奶娃的强烈的归属感,让其返璞归真。

非裔传统文化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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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实现自我认知当中的支撑作用被莫里森用比喻的形式充分展现出来。

在引导美国黑人同胞实现自我认知,重塑健康心理的过程中,莫里森强调黑人应自爱和互爱。

以莫里森的洞见,奴隶制并不只是美国黑人的悲惨经历,它是全人类的悲剧,因此作者并没有将互助互爱局限在黑人内部,她将民族间的和谐共融,全世界的和平幸福看作是真正的乐园所在。

正如《宠儿》中的女黑奴塞斯在逃亡之中能成功生下丹弗是得力于一名白人女性的无私帮助;而《乐园》中在修道院避难的女性们也是各有黑白,她们在一起互相述说自己的伤心经历,通过倾听共享的形式诊疗内心的苦痛。

莫里森用跨种族的人物安排实现自己写作的意义———“把乐园从它的宝座上拉下来,使之成为每个人的地方,让它对乘客和乘务人员一同开放。

我愿所有读者都能把‘乐园’
(Paradise)首字母大写P 改成小写”,将乐园从少数人独
占的孤绝之地变为人人共享的人间天堂。

四、结束语
纵观莫里森的文学贡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语言驾驭者的辉煌,更重要的是一位思想者对“人性”的坚定信念。

弗洛伊德曾说,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能谈论自己的过去,莫里森在小说中不只是谈论历史,还重构了本民族过去的奴隶经历,她的重构使读者清楚地认识到奴隶制度对人的践踏,同时引导所有人,不论黑白,跳出一叶障目的种族身份,发掘隐藏其背后的各族相通的“人性”。

1993年,莫里森作为一名女性黑人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少数
裔文学步入主流文化的可能;同时,她个人也成为美国非裔“非边缘化”的代表。

她用自己的经历履行着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表达的希望:“一个人即是黑人,又能是一个美国人,不受同胞的诅咒和唾弃,不让机会之门当着他的面粗暴地关上。

”作者对“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的首肯,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思考,为世界各民族健康发展,和谐共融做出的探索将随其作品广为传播,对人类多元文化时代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弗朗兹·法农著、万冰译,《黑皮肤,白面具》,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5.
[2]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Taylor-Guthrie,Danill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ississippi: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3]托妮·莫里森,《宠儿》,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托妮·莫里森著、胡允恒译,《所罗门之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托妮·莫里森著、胡允恒译,《秀拉》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6]托妮·莫里森著,陈苏东、胡允恒译,《秀拉》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09SB067。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自然主义在《嘉莉妹妹》
中的体现
任燕燕
摘
要：本论文试图用自然主义的观点解读《嘉莉
妹妹》，并解释自然因素和遗传因素是如何影响嘉莉命运的。

另外，众所周知，自然主义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本论文试图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嘉莉妹妹》，批评了作品中表现出的悲观决定论和对道德作用的忽视。

论文表明人不能一味悲观，所有人都可以为自己而战，去改变不利的环境及遗传因素，因此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从新开始，做命运的主人,并指出如果没有道德作为一种约束力量来规范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社会将变为一片堕落﹑混乱的丛林。

关键词:自然主义;环境;遗传;缺陷
德莱塞，美国小说家，出生于破产小业主家庭，曾长期在社会底层劳动挣扎。

青年时期曾任报刊记者和
编辑，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17年后倾向社会主义，
1928年应邀访苏，1945年申请参加美国共产党。

德莱
塞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

写出了揭露美国社会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和揭露金融资产阶级的发家及其必然灭亡的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第1部《金融家》1912，第2部《巨人》1914，第3部《斯多葛》1947。

1928年访苏后，随着德菜塞政治立场的转变，他的创作
也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

《嘉莉妹妹》是德莱塞典型的作品之一。

文章叙述了一位农村姑娘嘉莉在两个大城市芝加哥和纽约的经历。

这其中包括了她和两个男人的感情生活，还有她追求财富和成功的过程。

毫无疑问，她是整个小说的主要角色。

这篇论文将分析嘉莉的性格。

它同样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小说的梗概。

使人们更加深刻的理解这部小说，更加了解嘉莉的性格变化。

并指出嘉莉是一个带有一些野心的纯洁美丽的女孩。

她认为机会在人的成功和失败上起了很大作用。

她一直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由于社会的无情和现实的变化莫测，尤其是她的两个情人的出现，她的性格改变了许多，她的人生观也因
此逐步的变化，并且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变的越来越现实，她竭力去追求那种所谓的成功-----拥有财富。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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