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易学思想初探

苏轼易学思想初探——以《东坡易传》为例付俊龙（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摘要：苏轼的文化价值理想本于易学的普遍原理，追求天与人的整体和谐。

这是由易学传统世代相传承长期凝聚而成的理想，并且由易学传统朝外横向辐射，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理想。

苏轼对易学的理解有他独特的个性，他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及时代的特殊感受纳入此理想中，使之充实丰满，有血有肉，成为自己毕生真诚追求的对象，一种永不衰竭的精神原动力。

这成为我们理解苏轼哲学思想的一个基点。

关键词：苏轼;易学;东坡易传;卦辞Su Shi Thought- To "Dongpo Yi Chuan" as an exampleAbstract: Su Shi's cultural values and ideals of this was to lear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he pursuit of days with people's overall harmony. This is easy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cohesion formed the ideal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outwards from the horizontal radiation,as the Chinese people in various areas of spiritual ideals. Su Shi's right to learn in understanding his unique personality, with his own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time into this ideal of a special feeling to make it enriched plump, flesh and blood become his lifelong pursuit of the object in good faith, an everlasting spirit of the driving force.This became our understanding of Su Shi's philosophy of a point.Key words: Su Shi ；Yi Chuan learn Dongpo ；Hexagram ；Statement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它久远的博大中，正因为一些卓越的文人，才使这渊远的文化显示出独特的魅力，苏轼便是一个最具魅力的文化人。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尤以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便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苏轼便是这一文化特征最集中的代表。

他的人格是复杂的，儒家、道家、佛家杂取而互用，所以单凭一方面的理解很难客观评价苏轼一生的行迹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苏轼是杂家，兼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从苏轼后期（从贬官黄州到去世）的著作，《易》、《书》、《论语》这些儒家经典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始终在占主导地位。

苏轼的经部作品《东坡易传》是易学的典范之作，他对于研究苏轼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林语堂先生曾这样描述苏东坡：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个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的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散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3］（P2）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出苏轼的文化人格，他是丰富而新颖的，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中国的哲学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始终是一个不可化解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苏轼的理学思想则恰恰相反，他希望达到一种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的境界，试图把一切名教都建立在自然的伟业上。

苏轼以文名世，实则他的解易也独具特色。

通览《东坡易传》，东坡解易，本儒家“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精神，又博取道家“超然旷达”之思想，使之在北宋思想中独树一帜。

苏轼的易学思想与老子、庄子均有很大不同，他的思想已不再是社会群体的政治操作，也不在是经世治学的南面之术。

苏轼较为偏爱庄子，所以他的性格和气质与庄子多有契合，他对易经的理解也主要放在安身立命上，而没有去延宕王弼、孔颖达等人的思想，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大众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对中国文化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审视。

值得解释的是，苏轼对易经的研究并非全部出于个人偏爱，而是深受北宋社会政治、历史动因的影响。

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使许多有志之士饱受贬谪流离之苦，苏轼也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一个，在政治挫折中，他们热切地探索个人如何在社会苦难中安身立命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所以苏轼的易学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也是北宋士人思想从外在转为内在的一个基点。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更能客观地理解苏轼易学思想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苏轼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文如其人，文章如水，为人亦如水。

水象征着苏轼丰满而完整的人格内在精神，是苏轼的内在精神，正是他心底终生追求的圣人之德。

苏轼认为，上善之水是基于道的，水是丰盈的圣人之德。

同人卦乾上离下。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于也，亨。

利涉大川，乾行也。

”［2］（P107、109）苏轼东坡易传认为：野者无求之地也。

立于无求之地，则凡从我者，皆诚同也。

彼非诚同，而能从我与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诚同，可谓同人乎？故天与人同，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矣。

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

（《东坡易传》卷二）“天性是向上的，与天呼应才能成为同人。

人聚众在旷野上，是很吉利亨通的，有利于渡过大河，这个环境和时机有利于君子发展。

”苏轼说：“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

”所以他对卦辞的理解不是着眼于理学家的执着，而是倾身于自己的率性和旷达上。

他明白：在社会环境中，离则两伤，和则两美；在社会的发展和过渡中必然是一个相互追求的过程，所以要尊重各自不同的个性，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思潮，形成协调并济的互补结构，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苏轼在对这个卦辞的理解上还提出了一些光辉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君为阳，臣为阴，只有当阴阳保持一种均衡，才能协调并济，相辅相成；如果君主骄奢淫逸，刚愎自用，造成阴胜阳衰的局面，就会破坏政治上的均衡致使祸乱频生。

从苏轼对这一卦辞的理解我们可以分析北宋社会政治面貌。

其一是北宋的冗官冗兵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权力的相互争夺；其二苏轼做人为官的思想本源。

他所理想的是一种民主的、合理有序的社会形态，在做人为官上也要达到自由高蹈、和而不同和独善其身。

从苏轼《东坡易传》的思想和他对这一卦辞的理解和肯定来看，我们就能更深一步地联系到北宋社会的派系之争和党锢之争，以致于北宋王朝的倾覆，苏轼的这一思想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和预测性。

屯卦坎上震下。

元亨，利贞。

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涣卦巽上坎下。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2］（P65、298）“屯”《说文解字》曰：“难也，象草木之初生。

”草木萌芽于地，但萌芽中仍少不了艰辛，天地行而万物生，但生长之初天地之气并未通畅，所以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亨”者，通也。

君王有庙宇，有利于渡过大河，可以成功。

雷雨来时大水涣漫，就像天地初生之时杂乱晦冥，正适宜有德之君统治管理，但管理之初人仍不得安宁。

东坡易传认为：初九以贵下贱，有君之德而无其位，故磐桓居贞以待其自至。

惟其无位，故有从者，有不从者。

夫不从者，彼各有所为“贞”也。

初九不争以成其“贞”，故“利建侯”，以明不专利而争民也。

民不从吾，而从吾所建，犹从吾耳。

（《东坡易传》卷一）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

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

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

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

“涣”之为言，天下流离涣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经营四方之不暇。

（《东坡易传》卷六）苏轼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对这个卦辞的理解也突出了很强的民本思想，他认为，作为强大的君主唯一正确的做法应是尊重人民的主体意识，听任人民自由选择，坚持尊重个性，尊重差异，要实现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主张文化的多元共生。

［1］（P149、150）所以君子要有大的作为就必须使天、地、人获得和谐，要在谋求人民利益上付出艰辛的努力。

可以说苏轼的这一思想在宋朝不会过时，再过百年也不会过时。

从这个卦辞我们再来分析苏轼：其一苏轼的为官执政思想。

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慧州、儋州。

”在地方官任上，他总是竭力造福一方百姓，可见他的为官思想也是一直在追求和秉承着这种“民本”主义。

其二苏轼的贬谪流放实多，但他为什么总是显示出那样的从容镇定，那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拥有这份天、地、人的审美境界，他很早就具备了“天地行而万物生”的这一思想准备，所以在屡次的贬谪生活中他亦挫亦勇，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乐观和镇定。

苏轼深知，“万物”“天下”“大道”都是比政治更大的东西。

真正的“大丈夫”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人。

他认为作为官僚就应该尊重人民的主体意识，尊重差异性，要在给人民谋求利益上多做努力。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从客观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避免不了局限性，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这里，苏轼是通过对“民间”的关切与开掘来考察民间大众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对社会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审视；而王安石等人则多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充当民间的“救世主”。

在传统精神中，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士大夫文化，在纭纭大众面前往往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他们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审视大众与民间。

他们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为民间的“救世主”。

苏轼作为“保守派”，是看破了这一层事实后力图尽量挽回和作到“兼济”和“独善其身”。

苏轼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历述了他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的政治立场：仁宗朝因循守旧，所以他：“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姓，果断而行”；神宗敢作敢为，励精图治，所以他“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

元佑初除新法，“劝多行仁宗故事”，苏轼强调新法“不可尽废”，主张“参用所长”。

他认为：“圣人之治天下，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