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

蒙元时期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作者：芦敏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19期摘要：蒙元前期，数次出兵朝鲜半岛。

元朝建立后，一方面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并在其地设置达鲁花赤、征东行省。

另一方面与高丽保持和亲，将公主下嫁于高丽世子。

通过辽东陆路和太仓、庆元、泉州等海港，包括公主、官吏、文人、武士、商人、奴仆、罪犯、流民在内的大量华人迁入高丽，为朝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民族融合作出了历史贡献。

关键词：蒙元朝鲜半岛华人移民一、华人移民朝鲜半岛的背景1218年，为了追击数万契丹人，蒙古派兵进入朝鲜半岛，与高丽王朝联合击溃了这股契丹势力。

自此，两国约定建立官方联系，由高丽岁输贡赋于蒙古。

1224年，因蒙古使臣著古与等人死于非命，两国断交七年。

1231年，蒙古派撒礼塔出兵高丽，迫使高丽请降。

次年，高丽尽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并将王京暂迁江华岛。

蒙古再次出兵征讨，复占北部诸州。

面对蒙古铁骑，高丽节节败退，屡次遣使求和。

1260年，两国的军事对抗结束，同时蒙古大汗忽必烈册命王倎为高丽国王，赐其封册、王印及虎符。

蒙元与高丽正式建立起宗藩关系，双方的政治交往围绕“封”、“贡”展开，其一为聘使往来，其二为置达鲁花赤、征东行省，其三为政治联姻。

自1260年至1368年间，蒙元与高丽使臣互往频繁。

蒙元遣使册封高丽国王，高丽遣使朝贡蒙元皇帝。

蒙元希望借此强化宗主国的地位，构筑“万国来朝”的盛况；而高丽王廷则谋求获取蒙元支持以对抗国内的武臣专权。

出于各自的考虑，两国均非常热衷于这种代表国家意志的聘使往来。

除此之外，蒙元还在高丽设置了一段时期的达鲁花赤和征东行省，用于加强与高丽的联系。

1231年，蒙元在高丽王京及北部地区分别设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1]P4608。

其主要职责有核实高丽出陆还都的真实意图、捕抓谋叛元朝和高丽之逆者、禁止高丽百姓藏匿或携带兵器、阅兵等[2]97-98。

1278年，元世祖下制撤回了驻高丽的达鲁花赤。

1287年，蒙元在高丽又设置了具有羁縻性质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设于王京开城，奉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

其最高长官为高丽国王，下属机构包括掌行省日常事务的左右司、掌军务的都镇抚司、掌法律诉讼的理问所、掌学校和教育的儒学提举司、掌医疗事宜的医学提举司等。

通过这种特殊的行政建构，蒙元既确保了高丽的独立性，又强化了与高丽的政治联系。

1356年，征东行省被取消。

在蒙元与高丽的政治关系中，联姻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

1270年，高丽元宗国王赴元朝贡，提出和亲要求：“小邦请婚大朝，是为求好之缘……望许降公主于世子，克成婚卺之礼，则小邦万世永倚供职。

”[3]史部，P5391274年，元世祖将女儿齐国大长公主嫁于入质蒙元的高丽世子王谌。

其后，两国姻亲关系不断巩固，高丽国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恭愍王等皆尚元朝公主。

二、华人移民朝鲜半岛的路线华人移民迁入朝鲜半岛的路线，既可循陆路而往，又可泛海而去。

纵观蒙元时期，多数华人是由陆路迁移的，而陆路又以官方的驿道为主。

据陈得芝和党宝海先生的研究，元朝统一前，蒙古与高丽的驿道一般从和林出发，东行约百里至东乌盖河，再东南行五驿，至克鲁伦河上游；然后，东南行十五驿，过金人修建的界壕，再东南行四驿，至鱼儿泊；接下来，从鱼儿泊至辽阳路中转，抵达高丽王京。

1260年后，自蒙元前往高丽多由大都出发，向东经通州、蓟州至卢龙县；然后向北经上滦、木思等驿站至大宁；接着向东北经岔道口、桥子等驿站至驿安站；最后向东南经崖头、彰义等驿站抵辽阳，继续东南行经连山、开州等驿站至鸭绿江边。

渡江后，首先抵达义州，然后经龙州、铁州、郭州至西京平壤，再经黄州、凤州、平州至王京。

然而，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的移民仍习惯由海路到达朝鲜半岛。

元代海外交通发达，以太仓为中心形成了联结各国的海运网。

其中，前往高丽的船只从这里起航，或沿海岸线北上或放洋直航，于山东半岛汇合，然后经沙门岛入莱州洋，沿渤海湾至辽东半岛，而后再驶向朝鲜半岛。

除太仓外，庆元、泉州、密州、登州、直沽等也是对高丽的主要港口，尤以庆元和泉州为重。

三、移民朝鲜半岛的华人构成及其活动蒙元与高丽的关系既夹杂着军事冲突，又包含着世代相续的联姻，密切程度非他国可比，因而造就了中朝历史上又一次的移民高潮。

这一时期，不仅移民的数量多，而且来源构成多样化。

（一）蒙元公主元世祖即位后，出于收服高丽以为肱骨之目的，同意了高丽的联姻要求，将幼女嫁给高丽世子王谌。

自此，两国联姻一直存续到元朝灭亡。

其间，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蓟国大长公主宝塔实怜、濮国长公主亦令真八剌、曹国公主金童、庆华公主伯颜忽都、德宁公主亦邻真班、鲁国大长公主等先后嫁入高丽。

这些公主迁入高丽后，均被册封为正宫，拥有自己的署邸。

她们是移民中的贵族群体，往往代表着元朝皇室参与高丽的政治生活，如制定国家决策、任免官吏、接见使节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发挥了与驻高丽的达鲁花赤相似的作用。

此外，她们拉近了高丽王室与蒙元的关系。

其所生王子因带有黄金家族血统而享有王位继承优先权。

忠宣王、忠肃王之母都是蒙元公主，忠惠王、恭愍王之父也都有蒙元血统。

从移民的角度看，他们属于移民后裔，因其母亲的尊贵身份而继续保持了崇高地位。

（二）官吏迁入高丽的蒙元官吏，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移民方式：其一，因出任蒙元在高丽的行政官员而被派往高丽；其二，跟随联姻的公主东入高丽；其三，为躲避元末战乱而迁入高丽。

在达鲁花赤和征东行省存续期间，蒙元派遣了众多官吏充实这些机构。

据文献记载，留下姓名的达鲁花赤有脱朵儿、李益、黑的，副达鲁花赤焦天翼、周世昌、石抹天衢，经历张国纲。

然而，更多的人被遗漏了，其中也包括处理外交、输粮、邮驿、助军、籍民等事务的属官。

1287年，蒙元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统辖高丽。

除以高丽王兼领丞相以及行省下属机构任用高丽人外，其他官员都由蒙元人出任。

于是，一些官员长期定居高丽，乃至殁于高丽。

蒙元与高丽联姻后，所有下嫁的公主都随带了大批人员，其中包括官吏。

这些人到了高丽，一般充当为公主所置官署的官吏和公主的近侍。

作为陪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久地留居高丽，成为移民，并与当地人婚配，成为某地某姓的始祖，如杨起、黄石奇等人。

杨起，东汉杨修三十九世孙，以元都佥议侍中随齐国大长公主迁入高丽，官至大匡辅国崇禄大夫、忠献公，其妻高丽清州人，遂赐籍清州，为清州杨氏始祖[4]卷52。

黄石奇，跟随鲁国大长公主迁入高丽，累迁至佐理功臣平章事、桧山府院君、恭僖公，为昌原黄氏始祖[5]P293。

元末，兵燹迭起，一些官员和地方望族东迁高丽。

他们迁移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躲避战火，维持家族文治武功的长久传承。

例如，偰逊本元顺帝时进士，历任翰林应奉文字、宣政院断事官，遇红巾军起义而东入高丽[3]史部，P760。

蒋婿，元神庆巳大将军，元末迁入高丽。

[4]卷52李豆兰，岳飞七世孙，元亡之际，东迁高丽，居北青州。

[3]史部162，P92（三）文人蒙元时，迁入高丽的文人也很多，为高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如韩复、唐诚、韩昉、李原弼等。

韩复，元朝进士，累官至枢密院副使。

元亡，东迁高丽，任大匡西原君进贤馆大提学。

[3]史部161，P762唐诚，元末迁入高丽，“历仕中外，通晓律令，遇事敢言”。

[6]15年条韩昉、李原弼，俱于元末迁入高丽，仕李朝为官，教授通事汉语，“训诲生徒，谨备事大之任”。

[6]23，24年条在所有这些文人移民中，对高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孔子后裔。

高丽恭愍王时，孔子五十二世孙孔绍，随鲁国大长公主东迁高丽。

[4]卷52高丽国王倾慕其渊博的学问，任其为平章事，并封为桧昌君，遂成为高丽望族。

后人尊其为昌原孔氏始祖。

孔绍曾在水原建阕里庙，供奉孔子像。

他的后人在高丽世代相传孔子之学，涌现出孔瑞麟、孔源仁、孔胤恒、孔明烈等名儒。

经过繁衍生息，到了18世纪末期，孔氏移民后裔已完全壮大起来，遍布朝鲜半岛各地，其中，居水原者三十余家，居龙仁、岭南者亦很多。

（四）武士蒙元统治者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曾派遣大量武士进驻高丽，从事军事活动。

在两国对峙时期，蒙元屡次兴兵进入高丽，频繁征战。

有些很快就撤回了，有些则长期驻屯高丽。

例如1258年，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领兵屯于高丽古和州之地，并在此置双城总管府。

[3]史部159，P503两国通好后，元世祖就做出了撤军的命令。

然而，有些武士留在了高丽。

从1287年起，蒙元两次东征日本，皆派遣大量兵士借道高丽。

第一次出动了1.7万人，第二次出动了9万余人。

[7]P224-225战争结束后，相当数量的武士留居于高丽。

在移民高丽的武士中，最著名的为罗世和边安烈。

罗世，元末迁入高丽，在抗倭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劳。

14世纪末，日本倭寇不断骚扰高丽沿海地区。

罗世、边安烈等率兵迎敌，数次大败倭寇。

1380年，倭寇大举入侵，分乘50余艘战船强犯镇浦口，烧杀抢掠。

罗世英勇抗敌，“用茂宣所制火炮，焚其船，烟焰涨天。

贼守船者烧死殆尽，赴海死者亦众”[3]史部162，P39。

边安烈，本沈阳人，元末迁入高丽。

他不仅参加了罗世率领的抗倭斗争，而且协助李成桂大破倭寇于南原，成为李成桂的得力干将。

其后，倭寇又犯丹阳郡、安东等地，边安烈率兵迎击，先后斩首110余人，缴获战马260余匹。

[3]史部162，P280-285（五）商人元代实行开放的国策，鼓励与海外国家通商。

因此，从事元丽贸易的商人很多，其通过陆路和海路频繁进入高丽，甚至定居于高丽。

这些商人一面与高丽王廷交易，一面与普通民众交易。

前者诸如：1278年，元商马晔献方物，赐宴内廷。

[3]史部159，P5911288年，元商顾愷、陆清等，来献土物。

[3]史部159，P6251301年，江南商客享王于寿康宫。

[3]史部159，P660文献中对此类商人记述较多，而对从事民间贸易的商人则几无关注，只能从其他记载中略窥一二。

1304年，江南僧绍琼来。

[3]史部159，P667既来自江南，必循海路，定是搭乘了商船而来。

1341年，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鸣铎击鼓，截海杀掠人物。

”[3]史部159，P737这说明在海路并不安全的情况下，依然有元商前往高丽贸易。

定居高丽的元商，不仅繁荣了高丽的经济生活，而且促进了高丽的文化发展和技术进步。

元商李元因粗知火药之法，被高丽官员崔茂宣延请至家中，优礼以待。

李元向其详细讲解了制作火药的方法，指导其试制，最终使高丽掌握了这项技术。

后来，高丽将制作出的火药与火器运用于抗击倭寇的战争，取得了巨大成功。

（六）奴仆迁移到高丽的奴仆以跟随公主的私属为主，蒙语称“怯怜口”。

他们是在蒙元崛起时，被皇室、诸王、贵族等通过掳掠、荫占、赏赐等途径获得的，其中很多人是掌握某种技艺的工匠。

如在跟随公主迁入高丽的怯怜口中，就有许多工匠将各种技艺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