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动机

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动机提到中国古代诗歌，我们立刻会想到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这些名字，想到这些诗人的悲剧性的命运，他们大都在忧患、焦虑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又会想到，中国古代的那些杰出的诗人，几乎没有谁仅仅想做一个诗人，然而他们又只能做一个诗人;也许还会想到，古代的诗人们彼此之间尽管有种种差异，然而他们又似乎不约而同地反复吟诵着某些特定的内容，并对某些意象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这些现象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呢?本文试图从分析古代诗人的心理动机及其与古代诗歌(在这里，指的是文人创作的诗歌)的关系入手，对这一问题提出看法。

一在心理学上，动机指人所具有的，能引起某种活动，维持此种活动并导向某一目标的一种内在动力。

人的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心理性动机，心理性动机又分为成就动机、亲合动机和探求动机(参见张春兴《心理学》〔台〕东华书局出版)，这些心理动机以动机系统的形式影响着人的具体行动，其中对人的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的动机叫做“优势动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的心理动机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个人接受了特定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并将其内化的一种结果。

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动机与古代诗歌的关系的一个方面:诗人的心理动机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歌的题材特点。

中国古代诗人的成就动机，主要是对政治成就的追求，中国古代诗人大都出身于“士”阶层，这一阶层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需要的产物，这种制度需要一定的有教养、有才能的人“从政”，并以社会期望的形式、通过社会化过程而内化为士阶层成员的成就动机。

中国古代诗人之所以并不把诗歌创作的成功做为主要生活目标而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做为主要目标(所谓“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古代诗人的另一重要的心理动机是亲合动机，这种心理动机源于依亲的需要。

依亲是人类共有的社会化心理需要，对于士阶层的成员来说，这种需要更有不同寻常之处，这是因为，他们大都出生于中小地主阶级家庭，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家庭尤其需要(并且有可能)通过全家的共同努力来支持其某一子弟以读书求取功名(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一般说来，达官贵人之家无此必要，而贫苦农民则无此可能，这种士人易于产生一种对家乡及亲人的特殊的感情，而在长期的羁旅生涯又往往加强了这种感情，造成一种强烈的依亲的要求。

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动机，对古代诗歌的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

诗人对政治的强烈关注，使政治抒情诗在整个古代诗歌中占有极大的份量(史诗、叙事诗则因其不能满足“言志”的要求，而无法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体裁)，中国古代诗人既不象古希腊及欧洲中世纪诗人那样致力于叙述远古传说，描绘异域风光，也不象近代诗人那样倾心于抒写各种情怀，他们首先用诗来“言志”。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许多著名的诗篇，如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自京赴攀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等，都是述说自己的政治志向的诗篇。

中国古代诗人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促成了古代诗歌的“讽喻”的传统。

诗人们渴望着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从政”的愿望并非总能达到，诗人们往往不得不久久地等待着某种机会，正是在这种等待中，人生的美好年华可能一去不返，无怪乎诗人对时光的流逝格外敏感，这种对时光流逝的敏感使“惜时”成为古代诗歌中的重要题材。

在“日落似有竞，好逝恒若催”(陆机)，“盛衰各有时，立身若不早”(古诗十九首)，“骋哉日月逝，年令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铸鼎何所铭”(陈琳)”之中，充溢着的正是一种深切的惜时的情感。

古代诗人面对“日暮”所发出的叹息，不单是对年华流逝的感伤，更是对功业未成的惋惜。

古代的诗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时，往往把目光移向历史。

因为古人建功立业的伟绩，既使他们羡慕，又触动了他们的生不逢时之感。

这使咏史和怀古成为古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

中国古代诗人大都从童年起就受到古代各种典籍的熏陶，有着良好的历史素养，这使他们能够“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刘禹锡)，一方面从历史中得到教益，另方面又通过“自居作用”(个人接受了他人的态度、价值观并将其内在化，从而把自己看作是他所钦佩的那个人)而得到一种心灵的慰藉。

如果说诗人的成就动机促成了古代诗歌中的述志、惜时、咏史、怀古等题材的繁荣，那么，诗人的亲合动机则有力地促成了古代诗歌中的思乡、怀人等题材的繁荣。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依恋故乡与思念故乡一直是常见的题材，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诗人反复抒发了恋乡与思乡之情。

从汉魏六朝诗歌中的“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古歌)，“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古诗十九首)，“伫立望故乡，顾影读自怜”(陆机)，到唐诗中的“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陈子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无一不凝结着恋乡与思乡的情绪，这种思乡之情又自然地唤起’“归思”:“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萎萎”(《招隐士》)，“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王籍)，“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王勃)，“江碧鸟愈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着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怀人”是与思乡有某种联系的题材，它既包括着诗人与友人的相互怀念，也包括着诗人对家人的怀念。

诗人们彼此因“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而易于产生共鸣，又因忧患和焦虑而加强了亲合动机，这种心理需要通过怀念友人的形式反复表现出来;同时，远离家乡的诗人与家人也相互怀念，家里人是“自言并食寻常事，帷念山深骚路长”(元植)，诗人则盼望“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总之，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动机对古代诗歌题材的“分布”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说诗人的成就动机促成了古代诗歌中的“从政”的轴线，并延展出述志、惜时、咏史、怀古等题材的话，那么，诗人的亲合动机则促成了“依亲”的轴线，并延展出思乡、思归、怀人等题材。

古代诗歌中另外一些比较常见的题材，如边塞、宫怨等等，也常以不同的方式同“从政”、“依亲”发生着联系(边塞诗一方面表现着对政治成就的揭望，另一方面也表现着对家乡的思念，而宫怨题材，则往往注入了诗人自己的“不遇”之感)。

也许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由“从政”的纵轴与“依亲”的横轴交叉而形成的“题材面”上。

二心理动机与“需要”、“目标”(目的)有密切的联系，它反映着人的心理需要。

当人的心理需未能满足时，即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失衡状态，并因心理固有的机制而自动形成一种导向平衡的内驱力，这也就是动机。

动机因需要而引起并自动导向某一能够使需要得到满足的目标，达到此目标时，需要得到满足，心理也就恢复到平衡状态，如果这种目标久久不能达到，心座上的失衡状态就会一直持续着，做为一种内在驱力的动机也就不会消失(参见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根据心理学上能原理，个人强烈的欲望受阻碍时，可能产生认知改变，如感受力、想象力异常，这时人对与自已的目标有关(事实上的及想象中的)的事物，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而且容易将这些对象人格化(参见郝继隆《社会心理学》，〔台〕开明书店出版)。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动机与古代诗歌的关系的又一个方面:诗人的心理动机及所受的挫折作用于其感受方式，并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构成。

中国古代诗人对那些与政治生活有着一事实上或联想上的关系的事物，是格外敏感的。

自然界的道路，使他们联想到政治道路的崎岖，历代诗人对“路远”或“行路难”的叹息，正凝聚着“理想难成”的感慨，暮春和落日，使他们联想到白己年华的流逝，诗人对“日暮”的描写中，寓寄的是一种功业未就的惋惜之情，诗人关注着自然，也留心着自身的变化，“白发”的意象正因此而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个常见意象。

中国古代诗人这种未能满足的“从政”愿望，使他们常常把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道德化。

兰蕙是一种植物，在古代诗歌中，它却有了与不幸的诗人相似的命运，诗人以满腔同情来描写它，“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衰哉二芳草，不植大山阿”，“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古诗十九首)，“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百卉皆含荣，已独失时姿”。

本为自然物的“云”，在诗歌中形成了不同的意象:青云常是人仕的象征(李白:“功略盖夭地，名飞青云上”;刘禹锡:“几年侍从作名巨，却向青云索得身”，“墩踢青云寻人仕，萧条白发且飞翁”;刘克庄:“青云失脚访零陵，十载溪边意未平”)，而白云却因其高远、纯洁、自由而与归隐相联系(陈子昂:“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李白:“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吴国伦：“欲向匡庐卧白云，官亭水色尽氨氯”)，浮云的意象则有两种，有时，它是“小人”、“佞臣”的象征(“不见雀来入燕室，但是浮云蔽白日”，“总为浮云能遮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辛弃疾:“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妆”)，有时，它又因飘荡无依而比喻游子(季白:“独用夭地心，浮云乃吾身”，杜甫:“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与浮云的意象相类的是“青山”，这一意象同样与诗人的不同的心理需求有联系。

当诗人羁旅他卜乡时，他觉得青山是“清苦”的;当他被贬远方，回首京华时，会觉得“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李德裕)，当诗人对政治失望，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之时，青山又成为诗人的挚友:“青山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写，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辛弃疾)，诗人觉得青山同自己“情与貌，略相似”了。

在飘泊无定的生涯中，诗人们往往以一种悲切的情怀去感受自然，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杜鹃”这一意象正说明这一点。

杜鹃的叫声，在近代西方诗人那里只引起一种好奇心，诗人向:它“是一种鸟，还是一个飘荡的声音?”在中世纪的日本诗人笔下，这种鸟的叫声充满着得意之情，然而对中国古代诗人来说，杜鹃的声音却总是含着无尽的悲苦。

在“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白居易)，“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声声只道不如归”(晏几道)，“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李重元)，“可怜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还啼血”(辛弃疾)，“故国门掩东风尽，无限杜鹃啼落花”(文天祥)等等诗句中，杜鹃总是“一叫一回肠一断”的悲啼者的形象。

与杜鹃相类似的是“猿鸣”的意象:“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李白)，“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王昌令)，“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搓”(杜甫)，“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回”(刘禹锡)，“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刘长卿)，“猿啼频下孤臣泪，日落重增旅客愁”(清•王恕)。

不难看出，杜鹃与猿鸣的意象都反映着中国古代诗人独特的心态，“筒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刘禹锡)己说明，正是诗人的愁怀别绪使自然事物染上了悲切的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