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摘要]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商战”系对于“兵战”而言，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商战也是人才之战。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挽救民族危机的反映，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火花，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思想

“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范畴，其基点立足于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和控制，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争取民富国强。人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现实。

郑观应出生在地主士人家庭，幼读经史，年长应试未中，遂弃举业。1858 年（咸丰八年）赴沪经商，先后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的买办，同时他投资外商公司，并捐资官至候补道员。因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任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又以商股身份参加洋务派企业管理，开始了洋务运动。但他并没有沿着买办和洋务派的道路走下去，而是与他人合资兴办煤矿、金矿、缫丝、印刷、玻璃等新式企业，从而由买办商人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产生首先源于他的买办生涯，然后又在经营企业的实践中进一步升华凝聚成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具体来说，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以商立国”的主张

郑观应曾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2]。把“商”置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视商品流通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他以“兵”“商”相比，把发展工商业看得非常重要，并得出结论：要立足于世界必须靠有力的商战。他的“商战”是指在发展资本主义、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的前提下，扩大出口，限制入口，堵塞漏卮，换回利权，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摆脱中国成为列强“取材之地”、“牟利之场”的处境，实现“国势日强”、“民生日富”的局面，从而达到“固本”之目的。

二、分析了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

郑观应的深刻，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商战的重要和制定出商战的策略，还在于他看到了影响商战的症结是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所以他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愤然指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他认为，要发展科技，发展工商业，必须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新的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集中代表郑观应的独立精神和改革思想的论述是《盛世危言·自序》中的话：“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

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3]

三、提出商战的措施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合适的土壤，必要的机制才能使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19 世纪70 年代，洋务派兴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打破封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对它的束缚。郑观应说，只要清政府效仿泰西，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商务机构，维护商利从其企业人才观来说，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重本抑末，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造成商务经营及技术人才奇缺，因此必须加速培养适应近代水平要求的人才。他说：只要中国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大学，认真办理，对留学回国人才“准给凭照，优奖录用”。

翻阅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郑观应商战思想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始终贯穿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线。当初作为太古洋行的买办，郑观应颇受器重，年薪丰富。李鸿章邀请他脱离买办、专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时，他“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故“心若辘轳、殊难臆决”[4]。对一个已颇有所成的买办商人来说，完全脱离买办，郑观应的顾虑自在情理之中，但其时的郑观应已经初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站在民族资本的立场上，主张挽回利权，发展民族工商业。此种思想与其买办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反映。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的侵略使他最终决定脱离买办生涯。1882 年 2 月他与太古洋行的合同期满时未再续订，旋即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他试图全力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之于发展民族经济事业，履行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的设计，实现其商战制胜的梦想。

（二）不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倡导，而总是脚踏实地、躬亲体行。不管是参与哪个洋务企业的创办或管理，郑观应都行事严谨，勤于调查，善于发现问题和流弊，抓住关键，认真整顿和改革，尽量按照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去经营和管理。郑观应不仅具有“论道”的见识和笔力，更具有注重行动实践的务实精神和卓越才能。

1896年6月至1897年7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郑到任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成本高，管理不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严重。他接手后首先进行中外钢铁厂的比较。当时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50两，而“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虽外加运脚、保险、小工等费，仍较我造甚贱”。其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昂，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燃料焦炭供应不继。郑观应认为“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格昂，厂位失宜”。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英、德、美等国“焦炭价格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

15两，萍乡焦炭约合10两。另外，矿山在大冶，炼铁厂却在汉阳，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厂就近设于大冶，从经济成本考虑，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为当道采纳，他在一年的总办任期之内，以西方先进的钢铁厂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兢兢业业，加强管理，成效显著，铁厂在他任期内共产铁10432 吨，超过了官办时期（1893―1896 年）的产量。[5]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印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个人的经历学识、生活环境又使思想家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因此，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既属于他自己，也具有共性，透视出近代社会的过渡特征。

参考文献：

[1]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4 页.

[2]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 页.

[3]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3―234 页。

[4]《盛世危言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778 页.

[5]参见《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