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永远的现在时态

鲁迅——永远的“现在时态”傅金祥内容提要：鲁迅是本世纪中国最具自由意志和现代意识的思想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人”。

鲁迅的超世俗化，决定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一种人格标尺和价值参照，鲁迅将永远属于“现在时态”，永远与人类的追求同在。

关键词：鲁迅自由意志追求现在时态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上论天赋、学问及勤奋程度可与鲁迅匹敌的并非一、二人罢？然而，至今鲁迅仍让人感到不可企及。

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世纪末，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的转型，当一切恢复正身，诸多历史文化现象也便三春已去，风光不在，甚至从异日的神圣中暴露出几分虚妄、丑陋和滑稽来。

不过，当洗去历史涂抹在鲁迅身上的釉彩和灰尘，显现出一个的真实的鲁迅来，鲁迅并没有黯然失色，而是愈显得高大的光耀了。

我敢断言，越是进入世俗化社会或人们称之为的“现代”“后现代”社会，这种感受将越是显明。

近些年不少人著文立说，指陈鲁迅的一些局限与不足，比如，鲁迅的文章并非篇篇锦绣，字字玑珠；鲁迅太偏激，不够宽容，不够温文敦厚；鲁迅对梁实秋、林语堂以及“第三种人”的批评过于偏颇，霸道；鲁迅晚年有“新基调病”等等。

这些观点当然有不无道理之处，但这也算不了什么“新大陆”。

鲁迅从不认为自己比他人高明，一贯正确。

一切选择都是在有限的时空中的选择，且都是带有个性的选择；因此，一切选择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环，一切真理都仅具有相对性，一切伟大都与平凡同在。

更何况说二十世纪的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呢？不必为鲁迅讳饰什么，也不必对鲁迅求全责备，任何人都不会成为真理的化身，将鲁迅奉为神明仅是两极思维的产物。

人为的釉彩对于一生中求真，一生中藐视神明的鲁迅只是亵渎。

不过，世纪末的今天，我还是要说，本世纪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一个鲁迅，无论如何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乏才学卓著的文化大师，如王国维、蔡无培、陈寅恪、郭沫若、钱钟书等。

他们的知识占有量同样令人惊叹，他们治史治文，呕心沥血，孜孜以求，以至开辟了一个个新的领域。

然而，儒家文化深厚的中国缺乏的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大师，而是以思想家的理性参与文化创造的巨人。

我时常想，本世纪中国倘若少了某位学者或作家，那算不得很大的缺憾；但倘若缺少了鲁迅，那缺憾是无法补救的，那文学史的分量将轻了许多——缺钙的文化与文学无论体系多么庞大，场面如何热闹，都将苍白无力，使人难以竖立起自信。

好在中国产生了一个鲁迅，总算对二十世纪的历史有所交待。

中国现代诸多文人学者大都是从反传统起家的。

有的站在时代的前列呼风唤雨，有的被裹挟着前进。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大都在历史的风雨中磨去了棱角，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归于传统。

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巨擘，不可谓没有思想，他对于传统与现代文明有着较清醒的认识。

公正地说，他从未放弃将中国导向现代文明的努力，然而他企图凭靠权威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寄希望于“好政府”，因而，胡适的一生是试图与权威合作而陪着小心认同和屈就于权威的一生。

郭沫若青年时代反传统气概也可谓狂飙突进，英气勃勃，但是五十年代后他终于复膺于新的权威、新的传统，违心地写了些曲谄的颂歌和批判文章，甚至为讨一个人的欢心写了《李白与杜甫》那类连他的弟子都不愿再见他的东西，为历史留下了诸多遗憾乃至耻辱。

不错，五、六十年代，不少文人历尽坎坷，甚至成为殉道者，但除胡风等少数人外，他们大都属于一般的儒家文人，并不像鲁迅那样真正有着独立的思想与个性。

至于某些“新儒家”，不过是些国粹主义者，那种有悖于历史进程的“东方情结”不过是一厢情愿。

鲁迅始终奋然前行，他从未约束自己。

他没有在成为名人后，以宗师自居道貌岸然起来，没有顾及权势的利诱和恫吓；而是依旧穿着那件旧长衫，像普通人一样继续走自己的路。

他始终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睁了眼看”。

他敢于向真理的峡谷和巅峰弄险，从终极意义上去审视一切；敢于摆开战场，向历史，向现实，向他人，甚至也向自己灵魂深处开战；敢于捣毁瞒和骗的一切把戏，不惮于导出可怕的结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与本身并无好处。

”①他敢于正视民族的劣根性、人性的弱点、革命中的污秽，敢于彻底追究生命的本原，反抗妨害人类妨害生命的一切。

他大煞一切好看的风景，堵塞了可以使自己“适彼乐土”的一切逃路，不让自己沉迷于玄远虚缈的精神乐园中。

他始终处于孤独、悲凉中，又始终张扬理性，高歌理想。

作为具有悲剧意识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使命就在于追究终极真理。

从本质上讲，鲁迅是与任何形式的权威相对立的。

作为一个“行者”，他永远挣扎突进于底层，长啸于人间。

鲁迅去世后的许多年中，左的意识形态力图将鲁迅统购统销，纳入自己的体系中，以应阶级斗争的工具之需。

这中间自然少不了一番斩头去尾的肢解和涂釉着彩的加工。

其实，鲁迅本质上慕荒野而不慕庙堂，今天看来，鲁迅是一复杂的集合，决非某一思想体系的标签所能命名。

鲁迅是写过一些今天被某些人称之为“新基调”的文字，但那只能说明鲁迅借助于新的力量抨击旧势力，鲁迅寄希望于新生力量。

重要的是鲁迅顺从的是自由意志而非某种权威，骨子里鲁迅仍旧是鲁迅。

一个同样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李立三当年曾劝鲁迅写一篇抨击某某某拥护某某某的文章，鲁迅却断然拒绝。

这其中的原由是非我们尚不好评说，但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并不听命于权威，屈从于他人意志。

鲁迅参加过左联，但那是因为左翼文学与权势相对立，表达着底层民众的心声，是最具反抗精神的文学。

鲁迅孑立孤行，与左联关系并不谐合；左联也并非唯鲁迅马首是瞻，比如，左联解散，竟也没有告知鲁迅。

显然，鲁迅参加左联及与左联关系上顺从的仍是其自由意志。

至于鲁迅赞扬苏俄问题，我倾向于这样看待：当时的苏俄革命摧毁了旧势力，这自然是鲁迅所倾慕的；至于已经发生着的非人道的滥杀和已经建造着的别墅，那是鲁迅无法了解到的。

鲁迅不是神，他不可能预见到他无法看到的一切，他不可能像高尔基那样去抨击，去奔走营救，更无法为他死后的历史变迁负责。

终其一生看来，鲁迅还是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大脑。

时下不少人热心于对已故的或尚在的学者文人的业绩作一些展览。

这中间自然包含了以更宏大的胸怀对待历史的意味，当然也不乏标新立异的炒作，这也是正常的。

但不应有的是，有些人竟通过贬低鲁迅来褒扬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甚至周作人等人，这便有悖于理性了。

沈从文是一位创作甚丰的小说家，尽管其创作远离了民众的苦难和历史的风浪，但作为一种流派，一种艺术追求，文学史应予以认同。

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文学史，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历史上最缺乏的是沈从文那类文人吗？是那类将文学之车开往边城、荒林，去描绘一幅幅淡远与纯情画的作品吗？梁实秋也好，林语堂也好，甚至周作人也好，他们都是文化大师，如果一定要与鲁迅比较的话，我倾向于这样说，林语堂等人虽有一些反抗旧势力的文章，但总体上看，他们的散文小品优雅隽永，幽默轻松，更适合于消闲性阅读，其读史治文、修身养性之说对人也不无启迪。

这正适宜于当下不少人回避现实政治，追求轻松闲适的心理。

而鲁迅太沉重，太不同凡俗。

读鲁迅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世俗性的大众阅读不可能乐于接受鲁迅。

说到底鲁迅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种极品，而这并不是每个时代每一阶层的人都能喜欢得上的。

至于有些毛头少年骂鲁迅是块“老石头”，“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对于这种狂言只需一笑了之。

这同世纪初马利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中，声称要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抛出去并无二致。

之所以有这种情形，是因为某些穿牛仔裤跳迪斯科长大的青年并不了解历史和现实，他们一出生便用脊背对着苦难的人间，不可能读懂鲁迅，也并不需要担负阐释历史和现实的责任。

他们只是为引人注意而故意倒过头来用脑袋走路，或故意发出几声怪叫。

肢解、神化也好，贬斥、谩骂也好，这一切，那个身穿旧长衫，衔着香烟苦苦思索的鲁迅会在意吗？历史、现实及人自身永远限定着人们对于世界和人物的评判，好在鲁迅的一切都摆在那儿。

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变迁，是社会更呈现了其世俗化本相。

当人性弱点进一步暴露出来，面对物欲横流、精神颓败的一切，我们对鲁迅一生所关注的基点——“人”并不乐观。

这使我们越发感受到鲁迅的痛苦所在和价值所在。

抚去蒙在鲁迅身上的灰尘和面纱，我们惊异地发现：原来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并非说他的《野草》、《狂人日记》等最早运用了现代派手法——他是第一个真正获得现代意识、现代视角的人。

他以“现代人”的观念切入了人类的主体精神世界，去观察和感受人性的弱点、现世的不完美及生命的虚无与实在，因此才有那般穷究物理的执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的深刻苦痛在于，他不相信天堂可以建在地上又向往那种天堂；他既不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又认为“合理的存在”只是虚妄的神话，而骨子里又极力追求“合理的存在”。

即使鸡蛋里的骨头，光明的中的一丝黑暗都不能逃脱他的眼睛。

他尼采般的自由意志和李贽般的狂士个性使他无法与现实世界相调合。

他无时不感到压抑、孤独和苦闷。

鲁迅这条鱼太大了，他需要无限广阔的海洋和无限自由充裕的空气，现实世界的海洋和空气不足以使他自由和快活。

我们一般人已经感到很幸福，甚至感恩戴德、热泪盈眶的世界，在鲁迅或许仍十分压抑和痛苦——显然，鲁迅的痛苦是超时代的，是人类生存性痛苦，是“现代人”精神困惑的痛苦。

显然鲁迅的不可企及是因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自由意志、最具现代性的一位。

他登临了本世纪人文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制高点，获得了俯视一切的高度。

鲁迅，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本质上既非官方的，又非平民化的，他超越了一切世俗化的观念。

这决定了他不属于一种识时务的趋利求实的文化。

他不可能为你提供定国安邦的锦囊妙计，也不可能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灵丹妙药，甚至不让你有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悠然心态。

这是一种超迈高蹈、浮游上界，从最高的意义上审判一切的文化。

这面至清至察的明镜无时不映照着社会的弊端、人性的弱点及历史的缺憾。

他为我们提供了极高的价值参照和人格标尺。

歌德说过：“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达到十全十美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

②鲁迅对我们正具有这样一种尺度意义，并且这种意义是永恒的——越是进入不再严肃、不再真纯的世俗化社会，就越需要一种永恒的思想高度。

愈是躲避崇高，就愈需要一种崇高。

当人们纷纷变作犀牛时，不正需要这种抗争和坚守吗？既然人类生活在并不完美的世界里，既然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坏根性”，人类就应该去追求，而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将与这种追求同在。

鲁迅在弥留之际曾要人们忘掉他，可实际上忘掉鲁迅是困难的。

当世界还没有变得像鲁迅所期望的那样适于人居住，当人类远没有改掉坏脾气时，人们怎能忘掉鲁迅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永远属于“现在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