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谈读书、哲学重点

刘再复：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
他说，中国的“根”是文化。

但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一些人身上呈现的是民族劣根性的文化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先生日前在国内正式出版《刘再复作品八部》。

一时影响甚盛。

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著述等身，在文坛举足轻重。

出国后，他遍历天下，出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日前，应邀回国参加其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这位去国多年的学者，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追求的是，更能生活在心灵之中
华商报：您身兼学者与作家，平时角色如何转换？您认为对自己人生状态起巨大调整作用的，“首先是中外经典文学家，然后才是哲人学者”，为何“厚此薄彼”？喜欢哪些经典作品？
刘再复：一般地说，学者是用头脑工作，作家则用心灵乃至全生命写作。

出国之后，我追求的人生状态之一是让学问与生命紧密衔接，也可以说是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

一旦连接了，转换角色就不太困难。

例如，上午我可以写《红楼梦悟》、《双典批判》，晚上我又可以写散文或散文诗，都是生命与心灵的需求。

出国之前，我不是这种状态，那时，主要的生命力必须投放到构筑学术专著上。

写作散文诗只是精神生活的“边角料”，常常只能偷闲而作，周末自己躲到居所附近的龙潭湖公园写一写。

尽管是“边角料”，但还是使自己放松一些。

每写一首散文诗，便是一次自己对自己的呼唤。

呼唤自己不要忘记本真角色，不要忘记自己是来自穷乡僻壤的赤条条的农家子，不要被愈来愈沉重的世俗角色所压垮、所变质。

我首先阅读中外文学家然后再阅读中外哲学家，除了文学职业的要求之外，也是因为在文学中，我更能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角色，更能生活在心灵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头脑之中，或者说，更能生活在情感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逻辑之中。

我对哲学和文学经典都喜欢，而最喜欢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经典，例如希腊悲剧、
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俄狄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审判》、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感慨的是，保持了天真天籁
华商报：海外漂流期间之诸般心境，此刻回望，最深之苦乐何在？您称是歌德和陶渊明这两位诗人给了您力量，原因何在？据称您正尝试做“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难吗？
刘再复：在海外漂流，写了整整十部《漂流手记》，全部感慨都已记录在其
中了。

这些年，可以说是心事浩茫，思绪无数，保持了天真天籁。

最为痛苦的是出国之初（我称作第二人生之初）的极端孤独感，丢失祖国、丢失故乡、丢失故人的极端孤独感。

不过我后来战胜了孤独感，现在倒有一种“享受孤独”的自在感。

另一种痛苦是我毕竟生活在英语世界中，无论我怎么用功学习英语，总是不能直接进入西方当下的精神世界，不能直接与西方学者作深层的精神交流，所以，我只能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中，还得靠中文（翻译著作）与西方的伟大灵魂对话。

在此状态中，歌德给了我不断进取的积极状态，陶渊明则给了我耐得住“寂寞”也耐得住“清贫”的平静状态。

我自称人生已进入“世界公民”的第三阶段（第一人生是中国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漂泊者，第三人生是世界公民），实际上是很难的事，尤其是作为“世俗角色”更难，因此，我只能首先在“本真角色”即首先在精神角色上实现，也就是说，在精神角色上，我的一切文字工作均超越国界，努力体现终极关怀，为全人类服务。

而在世俗角色上，我仍然守持我的中国护照。

我称中国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让我放不下这片国土。

坚守的是，要从“根”上爱中国
华商报：前不久您的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您称，无论走遍天涯海角，都守持一个信念：要从“根”上爱中国，而“根”就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之魂，不是文化之形。

当下文化诸象纷繁，人们如何才能真正抓住“文化之魂”？
刘再复：文化在哪里？年轻时我有个误解，以为文化就在书本里，就在图书馆里，其实不对。

现在才明白，文化在人身上，尤其在活人身上。

孔子身上凝聚着一种大文化，老子、庄子身上，曹雪芹身上都凝聚着大文化，而活人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呈现出文化，包括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趣味、文化境界、文化质量等等。

文化之魂，在西方可解释为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之魂，则是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也就是对于人的关怀和对于人的提升。

李泽厚先生和我格外敬爱鲁迅，便是觉得鲁迅抓住了中国文化之魂，即抓住了那些有益于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精华，而排斥、批判那些阻碍中国人进步和提升的伪形文化。

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很多人身上所呈现的文化往往不是本真文化，不是原形文化，而是鲁迅所批判的变形文化，即呈现民族劣根性的文化。

鲁迅说，中国人好虚荣，听到某绅士有田三百亩，佩服得不得了。

现在许多中国人，听说某人拥有财富三十亿，更是佩服得不得了，价值观很有问题，这就是呈现在当下人们身上的文化。

“魂”的深处“出问题”了！有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作品连篇，名声很大，骨子里却全是功利心、功名心、市侩心，“形”很耀眼，“魂”却有病症，甚至可以说是有绝症。

这说明他们只抓住文化之形，观众及市场的盲目叫好，也只是抓住文化之“形”。

当下（21世纪初期），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是有史以来人类精神境界最低的时代之一。

可贵的是，看破之后仍回到大地
华商报：巨人鲁迅，无可比拟，您认为鲁迅“其生命整体是个巨大的矛盾体，
其生命场是个巨大的张力场”，对这位文化英雄，今人应如何解读？
刘再复：有矛盾，有彷徨，才有生命深度与思想深度。

有张力场，才有哲学场。

问题是人总不能老是生活在彷徨中，彷徨之后还得有所选择，还得有清醒意识和心灵方向。

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仍然选
择了积极地生活、积极地奋斗。

最近我和李泽厚先生又作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对话（已选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鲁迅论》中）。

李先生曾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的一生。

超越启蒙意味着超越现实问题而进入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思索，包括“看破”的意思。

但我们要学习的，正是鲁迅的可贵之处，他看破了之后仍然回到大地，仍然拥抱人间，也就是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之后又回到救亡与启蒙。

这是由俗返真、又由真返俗的过程，很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带有英雄性。

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抵达他的境界。

华商报：您认为《红楼梦》是“全体学人共享之精神空间”，对它，您用了“悟”的方法，而关于今人如何与经典相晤对，共享此类经典之精神空间，有何建议？
刘再复：之所以用“悟证”取代“考证”与“论证”，用佛学语言表述，乃是打破“法执”，这首先是一种“自我解放”。

我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体认”对象，也是打破“法执”，也是一种“自我解放”。

文章是人作的。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文章也在写我们，即也在制约我们、主宰我们，此时，我们不能把自由交给文章。

我阅读、崇仰《红楼梦》，但不能把自由交给《红楼梦》。

去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讲解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我认为至少有四十种读法，比如可以从隐逸文化、民间文化角度去读，也可以从自然文化（道家文化）或感悟文化（禅宗文化）角度去读，还可以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寓言，乃至语言流、音乐感、怀疑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角度去读。

读《红楼梦》，享受这一公共空间，首先也得自我解放一下，然后再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切入，不妨设想几种、几十种乃至几百种方法切入。

有“选择”才有“自己”。

存在，乃是选择自己的可能性。

提醒的是，诗人作家莫恋“虚妄角色”
华商报：您认为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您认为文化如何作用？您力倡“读社会大书”，在西方这些年，相信有了一些思考与比较，“读后感”如何？
刘再复：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出国之前，我求诸外，即向社会要自由要尊严；出国之后，我则求诸内，即向自己要自由要尊严。

在此，我要很明确地说，
自由与尊严不是他人给的，而是自己给的。

自由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觉悟，它就在你身上，就看你能不能悟到、意识到、把握到。

你没有“觉”到，“悟”到，你就没有自由。

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没有自觉，就没有真理。

例如，我作演讲时，我如果想表演一番，想迎合听众口味，甚至想哗众取宠，那我就把自由交给了他人，交给了听众，只有当我意识到演讲时我自己还是自己，该说的话就说，不愿意说的话就不说，仍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才有自己的自由与尊严。

也许明白了求诸自己是根本，所以，你说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一堵供给“面壁”悟道用的墙壁。

我只是对它思索，并不介入。

我认为文
学家应当关心社会，但不必介入社会、干预社会，更不必介入政治与干预政治。

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

诗人作家不要充当解决社会问题的虚妄角色，诸如“救世主”、“时代鼓手”、“大众代言人”等角色。

出国之后，我周游了三十个国家，初步读了“世界”这部大书，以后还要继续读。

读了这部书，眼界打开了。

一方面觉得这世界真大真美；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原来知道得很少，无知渺小得多，自己对于世界并不那么重要。

我在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巅峰面前，在罗浮宫的数万件珍品面前，在莎士比亚故居面前，都有“自己并不重要”的感觉。

从自然角度上说，世界由欧亚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澳洲板块等组成；从文化上说，地球由资本主义文化板块、社会主义文化板块、封建主义（贵族、地主）文化板块等组成。

读了世界这部大书，才觉得各种板块都有长处短处，可以并置并存。

重要的是以谦虚、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各板块的长处，扬弃其短处，各自自我完善，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睦。

要懂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救星
华商报：您曾说朋友李泽厚是读多写少，您自己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时间分配是个什么比例？看过您的求学经历，基本是靠自学，您对当代学人、读书人有何建议？
刘再复：我的写作时间比李泽厚先生多，写作与阅读的时间比例大约是四比
六。

今年农历九月，我将满七十岁。

此后的十年，比例将调整为二比八，甚至一比九。

我的确主要是靠自学。

学了禅宗之后，更觉悟到自学乃是自明、自度、自立的唯一途径，别无他径。

自己乃是自己的救星，别无其他救星。

我没有什么建议，只想说，读书最重要的态度，是对自己要真诚，是为自己读，不是为他人读，即不是为了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学问。

所以读书不在于读多，关键是在于读通。

拥抱书本后要穿透书本，掌握书本中的“书眼”、“文眼”，明心见性，击中要害。

这是我的“中医点穴法”，读书要点出书本的“穴位”。

这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 拥抱书本→穿透书本→提升书本”的过程。

我想说，我没有力量“改造世界”，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妄念，但我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华商报：您的《人论二十五种》，几乎写尽人之荒谬病态，于最末一章自称“缝隙人”，时下距此书首印已近20年，现在如何自我定位，还是“缝隙人”吗？
刘再复：现在我仍然是“缝隙人”，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缝隙人”。

我将继续生活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缝隙中，也将继续生活在文学与哲学、神性与理性的缝隙中，不过，我将逐步超越二者的冲突，用中道智慧来驾驭冲突的双方。

我对人对人性确实有一种敏感，我能嗅到人的“心灵”的味道。

本报记者王锋
人物春秋
刘再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思想家。

他说，他觉得有时候自己就像一只飞鸟，不停地飞来飞去，最后落脚到对真善美永恒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对美的信仰，对文学的信仰。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
教授。

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传统与中国人》、《人论二十五种》、《读沧海》、《漂流手记》（十卷）、《红楼四书》（四卷）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

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刘再复在此书中首次以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涵盖其幼时的成长奋斗历程，对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爱情等的畅谈，这不仅是刘先生人生历程的再现，也是其精神、心灵的自传。

在本书中，刘再复以坦荡荡的心怀、沉重的文字，描述了二十五种中国人，写尽人性的荒谬和病态。

着墨之处虽有人性之丑，刘再复在深切的爱中把自己审丑的角度和深入的分析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