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小说“逃离”主题的哲学思考——以《逃离》《机缘》三部曲为主要对象

门罗小说“逃离”主题的哲学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作者简介：杜慧敏（1977—），女，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①《机缘》（chance ）、《匆匆》（soon ）、《沉寂》（silence ）三篇有明显的“三部曲”性质。

这对于以“短篇小说”著称的门罗并不常见。

可以说，这三部作品寄托了她长篇创作的梦想。

这四篇作品的引文，本文全部采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李文俊的译本（2014）。

——以《逃离》《机缘》三部曲为主要对象①（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上海201701）杜慧敏摘要：门罗小说的“逃离”主题不是概念性的，有和我们自身相通的深奥。

它与加缪的“荒谬”有交集，但主要源自门罗自己的生活而非哲思；这一主题所凝聚的现代人的痛苦具有古希腊文学的深刻背景，且唯能从后者中获得慰藉；对“逃离”的高度关注是作家对“逃离”人施以悲悯的方式。

门罗小说内部的“作品存在”借助加缪、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作品得以敞开。

关键词：门罗；“逃离”主题；哲学思考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8）02-0156-06“逃离”（run away ）是作家门罗（Alice Munro ，1931—）最显著的标签，也是门罗作品最经典的“紧张时刻”。

门罗认为，长篇小说隐喻着一种连贯性，然而在真实的生活中这种连贯性是不存在的，人们从一种经历到另一种经历，彼此往往是不相干的。

门罗本人的哲学观强调生活的碎片性与含混性，而不是什么整体性和绝对性。

以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她感觉更容易聚焦人生“经历的紧张时刻”。

[1](p202)门罗的很多作品在内核中都裹挟着这一主题，比如《漂流到日本》，比如《火车》等等，尽管各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而短篇小说《逃离》（run away ）以及同名作品集中紧随其后的《机缘》（chance ）、《匆匆》（soon ）、《沉寂》（silence ）三部作品，则是这一主题或者说“紧张时刻”最主要的“生死场”。

一、“逃离”是什么——《局外人》的“荒谬”？对应同一主题，《逃离》与《机缘》三部曲在人物、情节上形成了隐秘的整体互补关系，它们内在地是一体。

前者正面聚焦了“逃离”这一门罗所谓人生“经历的紧张时刻”——卡拉离家出走了，相对于《机缘》三部曲来说这只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片段”；促成这一片段的那些丰富的过去和未来的信息，被门罗提炼为浓缩的背景。

后者是对《逃离》“聚焦片段”和“浓缩背景”的细化和展开，原来因“紧张”而凝聚成的“点”在时间中得以延展开来。

《机缘》三部曲的主要角色上下代际相连，以“女儿”朱丽叶为核心，涉及祖孙三代人的故事，其中《机缘》讲的是朱丽叶与埃里克的相遇，对应于卡拉与丈夫的相遇；《匆匆》写朱丽叶的回归，对应于卡拉与父母的关系；《沉寂》写朱丽叶的女儿佩内洛普的离去，表征“逃离”在未来的重复。

在这个三部曲中，“片段”被推向时间和人之历史，从偶然推向某··156种不得不然，是更具时间性、历史性的哲理思考和呈现。

“逃离”亦由此成为门罗作品的（而非其他人的）专属。

什么是门罗所谓的“逃离”（run away）呢？从短篇小说《逃离》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女人从原来生活轨迹的突然抽离。

如果把《逃离》、“三部曲”同其他相关文本一起来看，那么“原来生活轨迹”的各种表现可以概括为两种——逃离于父母抑或逃离于爱人。

无论哪一种，都是从前不可忍受的生活的突然终结，和一种新生活的突然开始。

门罗拈出人生的这一根哽咽在喉的“鱼骨”，当然不是图一时之快。

她的故事里同时隐约呈现着对从前之“不可忍受”的怀疑与谅解，对新生活“前途迷茫”（《逃离》，卡拉语）的犹疑。

也许若干年后时过境迁，不可忍受的会变成让人渴望和内疚的，追求的会变成追悔的，但时间只会继续向前、永不逆转。

这是门罗“逃离”让人怦然心痛之处。

乍看起来，门罗本人哲学观强调的生活“碎片性与含混性”、从一种经历到另一种经历的彼此不相干都与加缪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的态度非常相似。

难道门罗之“逃离”也是因为加缪所谓的人“遭遇了荒谬”而出离生活么？但是，如果这个回答是坦诚的，如果这个回答形象地表现了这种心灵的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空无（vide）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日常连续的行为中断了，而心灵徒劳地寻求重新连接这些行为的纽带——那么，它就被看作是荒谬的最初信号。

有时，诸种背景崩溃了。

……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

一旦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

“开始”是至关重要的。

……随后的活动就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枷锁，或者就是最后的觉醒。

觉醒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结果：自杀或是恢复旧态。

[2](p15)这些话仿佛专门为门罗那些活生生的“逃离”人的内心和行动做哲学上的剖析。

显然，在决定出逃的那一刻，他们的“诸种背景崩溃了”。

在那个“紧张时刻”，卡拉说：“我再也受不了了。

”……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

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

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

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疯了。

有时候又觉得是他疯了。

……“出走吗？如果办得到的话我早就这样做了。

”卡拉又呜咽起来了，“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

可是不行啊。

我没有钱。

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

”（《逃离》）不过出逃到半途，冷静下来的卡拉还是又回到了丈夫克拉克身边，也就是加缪所说的“恢复旧态”。

此时她已经没有能量像从前决然离开父母那样，再一次因为“厌倦”而切换自己人生的场景。

小说这里内心挣扎的描写精彩至极。

然而《逃离》讲的绝不止卡拉一人，在年轻的卡拉背后还有一生从未尝试过逃离行动的贾米森太太，小说悄悄用她自己的名字“西尔维娅”来暗示她被“贾米森太太”遮蔽了的独立人身份。

卡拉的爆发也唤起了西尔维娅内心长久以来“逃离”丈夫的渴望。

这篇小说的深邃之处还在于，“逃离”更投射到时间上。

每每看到门罗的这些不同的女性角色为“逃离”所苦，她们都选择了离开而不是在“背景”已经“崩溃”后意识纵身跳跃到“永恒”。

我们不禁要追问，加缪所主张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2](p75)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有效，虽然那在论说唐·璜时是完全说得通且令人震撼的。

而且在《西西弗的神话》的语境下，“逃离”——“我相信，我能选择成为这个而不是什么别的”[2](p72)——是冷静勇敢地直面了、反抗了世界的荒谬，保持“旧态”则是屈从。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两者的矛盾性。

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

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

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

[2](p6)加缪所谓的“荒谬感”是这样构成的，这也是他的小说《局外人》所传递的荒谬感，默尔索断绝的正是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希望。

再来看门罗，她的主人公从未离开自己的“舞台”，《匆匆》中的朱丽叶从未失去对过去家乡的记忆，父母亲和家乡小镇对她来说是沉痛的；她也没有丧失对未来世界的希望，佩内洛普血脉的延续就是象征。

所以她既自己犯下过错，为父母亲的生老病死而揪心，也承受女儿离家出走的痛苦。

仿佛这些，··157才可能是生活背景不“崩溃”的保证。

在“逃离”的世界里，“活得最多”并非真的如演员告别他的角色那样，可以那么悲壮而义无反顾，每一种经历之间的切换都是不得不然。

在“荒谬”面前，加缪提出了两条路：不顾一切地去希望，或者，自愿去死。

当然他也疑惑：“生活的荒谬性是否就迫使人们通过希望、或通过自杀来逃避它呢？”[2](p9)门罗的那些主人公，她们既没有用不顾一切地希望来自欺欺人，也不会选择自杀，而是承受着必然要承受的，接纳生活的本然，当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

这样活着绝非《局外人》“习惯”二字所能打发掉，除非你把爱也看作一种习惯，里边有更简单也更深刻的东西。

《西西弗的神话》开篇引用了平达（Pindare）《颂歌》的一句话：“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而是要穷尽可能地领域”。

门罗的“逃离”，显然并非灵魂自己要“穷尽可能地领域”，她们的主动性中充满被动，不得不出逃。

最大的不同还在于，门罗那些围绕“逃离”展开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毫无荒谬感的“局内人”，真实无比。

“逃离”的行动，貌似主人公主观意志选择的结果，而从更深远或者说更高的层面来看，实实在在是宿命的一部分。

甚至，正是有了避无可避的“逃离”，人之命运才显出其不可思议的莫测和威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逃离》及《机缘》三部曲是门罗的巅峰之作毫不夸张。

门罗的“逃离”与加缪的“荒谬”，初看相似，实则有异。

但无论如何，他们所表达的东西是有交集的，只是加缪的“荒谬”更具形而上的哲学意义而直接刺激于“意识”；门罗的“逃离”则主要来源于自己的生活而非哲思。

这很像维特根斯坦在谈及基督教时所陈述的那种分别：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的意思是，它不是一种关于人的灵魂中出现什么和将会出现什么的理论，而只是对人们生活中事实上发生的某些事情的一种描述。

因为“原罪意识”是一种真实的事件，绝望和通过信仰的拯救也是如此。

谈论这类事情的人（例如，布尼安），只不过是描述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而不管别人对此会怎样说。

[3](p114)门罗也“只是对人们生活中事实上发生的某些事情的一种描述”，她的作品属于平凡的普通人，但也正因为如此，属于每一个人。

二、“逃离”的苦痛和慰藉——“佩内洛普”“弗洛拉”与《会饮》她的父母亲后来搬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了。

他们不喜欢卡拉。

他们连她是死是活都不想知道。

（《逃离》）同《逃离》中卡拉与父母的关系相比，《匆匆》里的朱丽叶无论如何要幸运得多，也可以把朱丽叶这次得以返乡看作是对卡拉的某种补偿，毕竟最终“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

当然，朱丽叶并非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接纳这种“幸运”，我不明白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根本就不应该来，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

（《匆匆》）这是朱丽叶带着一岁的女儿佩内洛普返回家乡小镇时的心里话。

面对并未因“逃离”而中断的过去，她不但精神上无法适应，连身体都在抗拒。

“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家呢，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呢，还是那个父母亲生活的地方么？可是当初去鲸鱼湾探望埃里克“碰运气”的时候，甚至是怀孕三个月看到《我与村庄》那幅画的时候，朱丽叶都不曾想见到现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况，精通古希腊文学的她给女儿取了一个象征着“漂泊与回归”的名字“佩内洛普”——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奥德修斯妻子的名字。

然而，对于卑微的平凡人来说，“逃离”后真正的身心回归又是多么的不可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