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_西方经济学.doc

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_西方经

济学

近20年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史研究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区域经济个案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区域经济史理论规范的探索，还显得比较薄弱。本文拟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学术界。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郑学檬：1995年，

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

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

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

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

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

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

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

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

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

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

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

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

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

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

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

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

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

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

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

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

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

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