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探析

第26卷第2期2011年4月齐鲁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Qilu Normal University Vol．26No．2Apr．2011*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09A549研究论文。

收稿日期：2011—01—04作者简介：王影君（1973—），女，吉林四平人，副教授，辽宁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文艺理论研究。

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探析*王影君（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辽宁沈阳110870）摘要：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对父权中心主义文化的解构批判，汲取了符号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学说的成分，得益于德里达、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学说，在不断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中建构后女权主义理论，倡导差异、多元中心和女性自我意识，以寻求多元身份认同的女性主体话语权。

关键词：后女权主义；系统差异；文字符号；主体意识；语言文化中图分类号：IO －O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816（2011）02－0116－04一、导言后女权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与索绪尔、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和德里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并将理论的重心由女性政治平权运动转向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直接质疑批判西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统治下的思维模式、文化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概念上推崇差异、多元和非中心。

后女权主义迎合了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建构的精神，力图重塑人类文化，以此恢复女性的主体文化身份以及政治话语权。

随着帝国主义的工业文明进入高技术的复制仿真时代，电子资本开始改变既有的生产模式，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电子资本和高科技传媒使得人类文明进入全球一体化的图像化时代。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 ）的一系列二元结构理论开始无法恰当解释新的人际交往和所形成的新的关系模式。

同时，在文学批评上，结构主义所提倡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文本封闭概念，已经被传媒符号和视觉图像大潮所冲毁，文本不得不向现实世界敞开，从而促使文学批评开始进入以社会文化为文本的大文本批评时代，在这样的文学批评思潮中涌现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

二、文字差异的发现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首先为文本向文化敞开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于文字的延异理论宣告了文本的解构与文字意义的新的开始。

德里达在由索绪尔所建构的能指与所指的系统中，进一步注意到词语的意义是因为差异而生成的。

原来，一种语意的表达和意义显露具有排他性，但是这种排斥会因为差异的客观存在留下未被擦除干净的痕迹，真正的语意总是处于被无限延迟的状态，意义无法最终到达它的所指，总是处于途中，德里达称之为延异。

这样，由索绪尔所发现的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相对应的明晰结构，最终在延异理论里成了被肢解的语言大厦。

从此，海德格尔深情吟唱的“人类在语言中诗意地栖居着”、“大地在语言中敞开”等开始在解构主义的滔滔洪流里出现崭新断裂。

语言的无上权威被文字的“延异”功能擦除成斑驳碎屑，从此原本被压制在权威话语体制后的许许多多边缘的言说开始顺着缝隙总第144期齐鲁师范学院学报流淌，喷涌而出，并且像水面的多个涟漪一样彼此交叉弥漫开来，逻各斯中心主义裂痕累累，二元对立经过“延异”擦痕的推动力，开始多极旋转。

西方文化自柏拉图起，言说就有着无上权威，建立在语言与所指命名物高度吻合基础上。

在纷繁的现象背后，世界始终存在一个终极本源，西方思想的驱动力一直指向这个单一的终极本源。

这就是世界的一极中心，就是本质追问，就是真理之所在。

也就是说，在语言中一个事物总是以非此即彼的模式固定地存在着，事物的真实总是以一元压迫另一元之后的确定，所以德里达将这种思维范式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德里达之前的西方文化史，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明史。

逻各斯一直被供奉于真理的神龛之上，一直被崇拜为真理之源。

最先动摇逻各斯本质主义的思想家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他通过对语言基础的原理性研究发现了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的最初秘密，原来语言符号的最初产生具有任意性。

对于一个特定事物的命名具有任意的可能性，比如说狗，原本也可以叫做猫或别的什么，语言只是符号的组合系统，且语言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功能。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具体关系，要靠言说来确立，所以言说比文字更具有权威。

表面看来这与柏拉图的看法一致，均首推言说的重要性，维护着语言的逻各斯中心权威，似乎在为传统语言大厦添砖加瓦。

但是，索绪尔理论的危险处在于既然符号具有任意性，存在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关系，语意是由符号在语言结构系统中的相互位置才确立了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才产生了语意，那么在事物命名的最初就有可能存在命名物与命名因为能指和所指的不确定对应产生的分离。

正是在这样的不确定处，德里达接着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继续挖掘。

他发现，诚如索绪尔所发现的那样，语言是一种符号编码，它的所指和能指是漂浮的，一个事物被赋予哪个符号原则上是任意的，实际上是系统中约定俗成的，但是德里达发现了差异。

因为在言说中语意的表达依赖于在语言系统中词与词的差异，比如“男人”之所以为男人，就是因为有与“男人”不同的“女人”的存在。

所以，一个词的意思取决于其本身与它相反的另一个词的差异，一个词语意的显现是因为对另一个相反词意的压抑与擦除，至此逻各斯语言大厦的二元化暴力压迫面孔彰显无疑。

德里达对差异的发现显然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弗洛伊德对于人格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分层很可能提醒了德里达认识到事物在表面下的多种可能，只不过其他的未浮出语言表面而已。

三、符号意义的多元显现此前，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克里斯蒂娃等人把列维·施特劳斯关于人类学二元结构的发现应用到文本结构中。

巴特指出符号具有表意与深层意义，因此充满符号的文本是个自足的世界，文本具有深层和表层结构，对文本深层结构的探索研究能发现语言潜在的含义。

但是与巴特着眼于整个文本的结构意义不同，德里达采取了断裂式的探查眼光，进行文本中词义的搜查与研究，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延异理论。

德里达发现：在语言符号中，语意的表达和意义的显露具有排他性，排斥因为差异的存在留下擦痕，这些痕迹彰显着符号意义的多元可能性。

那么，如果充分关注这些擦痕，就会得出被符号所指功能遮蔽了的排斥了的多元意义表达。

在差异系统中，能指不再与它们自身以外的实体有关联，其含义指涉一连串其他的能指符号。

也就是说，决定能指意义的是一系列其他与之相区分的能指符号。

由此，语言的含义彻底变成差异关系的产物，真正的所指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含义，能指因为在与其他能指的区别中产生所指意义，所以因差异的无限连续性生成，所指处于永远被延期的状态，能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漂浮境地。

言语也并不一定优于文字，因为文字不仅可以让观念从个人的主体性内表达出来，还可以使之在差异中延续存在。

差异，迎合了后女权主义对他者身份的揭露和批判。

多元，也符合后女权主义祛除男性中心主义的一元统治。

根据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语言要突出一个意思的时候，总是要压抑另一个相反词语的语意。

这种压抑被后女权主义者称为语言暴力，进而靠逻各斯语言垒就的人类知识也就同·711·王影君：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探析2011年第2期样存在着斯皮瓦克诉说的“知识暴力”。

后女权主义者正是通过德里达的词语压抑之处，即相反语言被留有痕迹的擦除处，德里达称为词语延异的地方，也就是在逻各斯语言的断裂处，发现了他者的存在，并因此找到了一种释放被压抑的他者历史的方法，这就是解构之维。

德里达的词语延异理论使得书写比现场言说更为丰盈，书写因词语延异的存在具有表意的多种可能性。

于是，西方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书写跨越了言说的一元化逻各斯本质主义权威的堡垒，并且在书写的文字差异系统里解放出了多元因子，使得一些被中心主义遮蔽的边缘事物获得显露和注意。

这点很快被后现代思想家们应用到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边缘话语的发现中。

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发现了权力的生产机制，发现了文化的多元历史；后殖民主义者发现了西方的东方，发现了性别话语、种族话语、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后女权主义者发现了女性被父权中心主义遮蔽和压抑的主体欲望，也就进一步发现了女性的身体，这也是出现酷儿理论的原因之一。

四、自我主体的发现后女权主义在借助于德里达理论的同时，也从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1856－1939）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那里获益。

后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长期被男性文化所塑造和压抑，女性最根本的解放应该是恢复女性人格的自我主体意识，这样的理论认识显然来自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为人们正确认识自我提供了可能，他发现了意识的三维度存在，即前意识、意识和潜意识，以及人格的三维存在，即自我、本我和超我。

人潜在的自我受到欲望的支配，本我不断遭受来自于力比多的性冲动，需要不断地压抑力比多，被压抑的自我往往在梦中得到释放，否则压抑过度可能导致疯癫。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看待事物的立体多维的空间视角，并且潜藏着对逻各斯一元中心主义颠覆的巨大力量。

精神分析的另一位大师雅克·拉康，他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将语言引入精神分析，即所谓的“弗洛伊德语言学”，他用想象态、象征态和现实态来定义弗洛伊德的三维模式。

进一步阐明了想象与诱惑、象征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现实的缺失。

他认为儿童通过婴儿期的镜像阶段来认识自己并与母亲分离，并且借助语言进入父系的象征秩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

由此，后女权主义认为孩子与母亲的亲密关系经由文化被父权制所取代，女性的主体自我意识经由这种文化取代遭受陷落。

后女权主义符号学大师克里斯蒂娃显然从拉康直接获益，力图返回母性阶段的母子一体的前俄狄浦斯状态，从而消解本质主义的男女二元对立。

酷儿理论则放大了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欲望，通过欲望的满足来解放被压抑的本我，实现进入文化中心的不再被边缘化的社会身份。

但是根据拉康认为的现实的必然缺失，欲望处于永不可满足的想象境遇，所以这种文化身份的实现也应该是非完成时。

所以，朱迪斯·巴特勒借用奥斯丁的述行理论语言学，宣称“这是个女孩”是个述行句，它既不表明事实也不表明完成，而是在结果不一定的行进中，且永远到达不了终点，处于变动不居中。

同所有后女权主义者一样，巴特勒拒绝本质概念化定义。

由此巴特勒否定了文化身份对人定位与定性的可能，弥合了波伏瓦在对女人的经典判断①中事实上所造成的自然生理与文化心理的分歧与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