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坛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_欧阳修_苏轼朋党观论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０４

作者简介：杨胜宽（１９５８－），男，四川安岳人，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ｓｈａ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第２２卷第４期２００７年４月Ｖｏｌ．２２，Ｎｏ．４Ａｐｒ．２００７

北宋政坛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欧阳修、苏轼朋党观论析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６１４００４）

摘要：朋党是困扰北宋政治和文人命运的一个沉重话题。它不仅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进程和政治格局，而且

对许多士大夫的进退荣辱与人生观都产生了直接影响。本文考察了从先秦以来朋党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在由汉到宋千年之间的存在状态。欧阳修和苏轼两人的朋党观，体现了宋仁宗和宋哲宗时期政治气候和文人处境的深刻变化。

关键词：朋党论；封建政治；君子小人之辨；欧阳修；苏轼；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６６６（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０１－０６

朋党之说在历史上由来甚久，但在宋代政治生活中产生如此广泛的作用，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我们在本文讨论北宋政坛这一敏感而沉重的话题，是因为它不仅对宋代的政治进程起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它对宋代的文学和文化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这个话题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学和文化的；它既与政治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又与文学家的事业与艺术风格割舍不断。事实上，宋代的朋党之争，既保存了传统政治纷争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具有一些为宋代所独有的新型特点。

一、朋党论的由来与朋党之争的演变

“朋党”一词，盖肇自战国。《荀子・臣道》将人臣分为四类，有所谓

“态臣”“篡臣”“功臣”“圣臣”之别。“态”“篡”之臣，危亡其国，是人君必须远之的；“功”“圣”之臣，强盛其国，是人君必须用之的。其论

“篡臣”云：“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

环主①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１］

《韩非子・饰邪》：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

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

［２］

把秦国的赏罚分明，山东六国的朋党私曲盛行对举而言，证明其治乱盛衰的必然结局。从荀、

韩两家的论述可以发现，“朋党”一词，自发明之初，就具有十足的贬义色彩，是指结党营私，乱政亡国的势利小人的危险行为。故韩非视之为“亡（国）之本”。他在《有度》中论述说：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法（行）②，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作为古代法家代表人物的荀卿、韩非，之所以如此嫉恨臣子朋党比周，因为他们主张尊君卑臣，臣下如果串联起来，对君权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在文章中一再提醒君上，必须严密防范群臣结党营私，对危及君权的此类行为，必须防微杜渐。

在汉末桓、灵时代，君昏政乱，宦寺专权，乃有婞直之士，激浊扬清，谤议朝政，嫉之者目为党人，加以构陷。《后汉书・党锢列传》追叙汉兴以来的士林风气演变云：

１

自汉武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

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为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

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亮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３］

从汉武帝时代守文之士的“党同伐异”，到桓、灵时代忠义之士的“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石渠分争，不过是经生的见解不同之争，体现为说经的门户之见，尽管也会影响到政治，但那毕竟是经学观点之争，是学术争鸣。经历西汉末而至东汉末年，政治是非与政治命运成为士人关心的热点问题，由于国政失衡，是非颠倒，忠义正直之士耻与当权者为伍，所以处身丘壑，以士林清议的力量与政权相抗；到这时，正义的天平已经偏向士人一方。当宦官与昏君联手将他们诬为党人加以迫害禁锢时，不可能获得道义和民心的支持，他们的手段也是很卑劣的。

《后汉书・党锢列传》：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膺等。

在以上事件的叙述中，充满了权奸勾结，发泄私愤，栽赃诬陷，滥用刑法等迫害打击手段，毫无是非理智可言。在宦官与皇权的勾结下，长达数十年的党锢之祸，致使成百上千的人被逮捕入狱，有的被杀，有的死于牢狱之灾；无数家族、家庭受到牵连，有的被迫害而死，有的流配遐方。李膺后来因与陈藩、窦武等谋诛宦官未成而被杀，但他的死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在历史上留下了美誉。《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晔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励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赵翼亦言：“其时党人之祸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党人中为荣。”［４］因此，东汉的“党人”是那个时代最正直、最有才干、最得人心的人，他们代表了正义和进步；他们之受禁锢和迫害，是一段历史的悲剧，是政治邪恶势力滥用威权、滥杀无辜的最充分体现；所以历史要还李膺、范滂等人以公道，让他们名垂清史，流芳百世。

历史发展到中国封建时期的由盛转衰之时，唐代则有牛、李党争。《旧唐书・李宗闵传》谓双方“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又述文宗感叹之言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５］（卷一百七十六）可以想见，唐代士人之间的政治权力之争，给皇权带来了何其严重的影响。事实上，皇帝掌握的王权与士大夫掌握的政权，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权力结构中，需要构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前述主张维护君权的荀子和韩非，把臣子比周朋党视为君权旁落的最大威胁，就因为他们十分强调权力天平必须向君王一方倾斜。由于君臣在权力分配上需要维持有利于君王的一种平衡关系，因此，封建皇帝对于人臣之间的矛盾，其处理的方式往往根据需要而定，其态度也是复杂的。我们从历史上君王的“君人南面之术”中，可以发现很多利用大臣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其驾驭政局和控制臣僚的例子。

所谓牛、李党争，指的是以牛僧儒、李逢吉、李宗闵等人为一方，李德裕等人为另一方所形成的长期权力纷争。据史料记载，四人中牛僧儒、李德裕二人各有德、才之长，不失大臣风范；而李逢吉和李宗闵二人则善于勾结中人，玩弄权术。《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双方的嫌隙始于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儒、李宗闵应直言极谏科对朝政的尖锐批评，虽然当时通过皇帝调停，事情被处理了，但矛盾的根子却被埋藏起来。从以下的事件中可以发现双方争论的深刻原因：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画，欲定两河。方欲出师而卒，继之（武）元衡、裴

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于元

和时，久之不调，而逢吉、僧儒、宗闵以似怨恒排

摈之。［５］（卷一百七十四）

在国家安定问题上，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主张用兵，以对付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维护国家安宁；而李逢吉一派则主张用绥靖政策以求得天下太平。这是双方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最根本的分歧。当李德裕作西川节度使经略西南，处理吐蕃悉旦谋降附一事，时牛僧儒为相沮之，致李德裕失信于人，由此深怨牛氏。

从牛李党争看出，由于双方为政理念的差别，分歧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加之李逢吉、李宗闵等人交结宦寺以弄权，形成内外勾结、里应外合之势，斗争的不利一方一目了然。李逢吉等人与宦官勾结打击政治对手的做法，倒并不让人们感到陌生，前述东汉党锢之狱的情节就是这样。尽管中晚唐时代被打击的一方不完全代表正义和忠良，也不纯粹是受害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李双方最终都是宦官打击的对象，成为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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