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教养的性质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

Ｊｕｌｙ，２００７第２０卷第４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Ｖｏｌ．２０Ｎｏ．４２００７年７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０８作者简介：张友连（１９７４－），男，江苏徐州人，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关于劳动教养的存废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特别是随着我国“以人为本”的法制建设理论的提出之后，这一争论有进一步高涨的趋势。

劳动教养存置论的主要理由有：劳动教养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教育挽救了３００多万违法犯罪人员；中国对犯罪的界定比国外的界定要狭窄得多，如果废除劳动教养，必然使许多危害社会的行为无法受到处理，在治安处罚和刑罚之间出现一段空白地带。

［１］（ｐ２０４）主张废除劳动教养的依据主要有：其一，我国的劳动教养于法无据、甚至涉嫌违法。

［２］（ｐ８１）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

而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上的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从性质上看，前两者可以称作行政法规，而后者只能算一个部门规章而已，这样劳动教养已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其二，劳动教养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存在很大随意性和混乱性，不利于贯彻法治和保障人权。

劳动教养的决定权事实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行使，在劳动教养的决定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劳动教养成为公安机关可以“任意”使用的武器，甚至出现了对一些够不上治安处罚的行为也适用了劳动教养的怪现象。

笔者认为，劳动教养的存废之争，其根源在于对劳动教养的性质认识上的分歧。

存置论认为，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其定位是准确的，只需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而废除论则认为，将劳动教养定性为行政处罚是不恰当的，作为一种可以剥夺人身自由一至四年的处罚，应将其归入刑罚范畴。

因而透过争论的表面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劳动教养性质的问题。

一、关于劳动教养性质的争论及其评述关于我国劳动教养的性质在刑法学界众说纷纭，影响较大的有“教育挽救措施说”、“行政处罚措施说”、“行政强制措施说”、“保安行政处罚措施说”、“变相刑事处罚说”等观点。

［２］（ｐ４２－４３）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罚。

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劳动教养法律性质的模糊，是受一些积习已久的不规范的做法的影响，比如劳教场所的环境、设施以及劳教人员的活动规则、待遇体现不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原旨，而几近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

这些做法使人们习惯于把劳教与劳改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

即使是国家机关，有时也将两者相提并论，统称“两劳人员”。

持行政处罚观点的学者认为，实践做法的偏差并不能作为我们对劳动教养性质认识改变的理由，在此问题上恰恰需要我们正本清源，回归劳动教养的本来属性，改革实践中的不恰当的做法。

比如改革现有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拥有基本设施、专职人员和实质权力的法定审批机构；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的理念，要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报请同级人民法院书面审查后方可生效；规定合理的救济机制等等。

针对这种观点，许论劳动教养的性质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张友连（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４）摘要：随着“以人为本”的法制建设理论的提出，劳动教养的存废重新成为法学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

性质认识上的偏差使得劳动教养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

正确认识劳动教养的性质，有助于这一制度的完善及发展。

关键词：劳动教养；刑罚；行政处罚；完善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６．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３９０（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３７－０４３７・・多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学者指出，“（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长达几年的剥夺被劳教人的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不通过正当司法程序是绝无仅有的”。

［３］（ｐ８５）有的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粗暴侵犯。

还有的学者认为，劳动教养是刑事法治的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的存在足以使我们整个刑事法治的效用化为乌有，劳动教养的存在，使得我们刑事法治中的罪行法定、无罪推定等成为一种虚伪，价值大为降低。

［４］（ｐ３５）美国著名学者韦德也指出：“没有司法权就不能处人以监禁，正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区别于被我们斥之为极权法律制度的显著标志。

对于我们来说，剥夺自由作为制止反社会行为手段是刑法的特征”。

［５］（ｐ７）从实际效果出发，有些学者认为，在我国，劳动教养实质上就是一种刑罚，解决劳动教养问题的出路，在于使其刑法化，即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的轨道。

［６］（ｐ３２）因为，其一，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和刑罚适用对象易于混淆。

劳动教养人员大多是我国《刑法》第１３条中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人，而其中“情节显著轻微”是个模糊的概念，对于多数罪名而言缺乏具体量化指标，认定十分困难，因而对同一性质案件时而按劳教处理，时而定罪判刑，或者甲地作劳教处理，乙地定罪判刑的现象时有出现，况且有地方的公安机关习惯将刑事疑案转为劳动教养，更加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其二，从劳教人员所受的惩罚量来看，劳教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长期以来，劳教管理体制依附于劳改，一些单位习惯于沿用管理犯人的办法来管理劳教人员，在公众心目中，劳教的形象就是“二劳改”，另外在劳教期限内具体时间的长短由劳教单位掌握，必要时还可以延长一年，易造成“劳改有期、劳教无期”的结果。

其三，劳动教养和刑罚在目的上是统一的，都是预防犯罪，因而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

具体的做法是扩大我国刑法中犯罪的概念，废除第１３条中的规定，［７］（ｐ２１）将劳动教养纳入刑罚的轨道，克服目前刑罚处罚与劳动教养之间的不协调。

反对刑罚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与刑罚在很多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其法律依据、适用对象、种类和期限等。

我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违反治安法规、屡教不改的对象，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并不严重，但通过其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恶习较深，对于这些人，由于够不上刑法上的犯罪无法给予刑事处罚，而一般的治安处罚又无关痛痒。

如果将这部分人作为罪犯处理则显责之过重，如果将对这部分人不作任何处理则不仅对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压力，而且也不利于防止这些人走向犯罪。

因而客观上需要一种注重对行为人人格进行矫治的类似劳动教养的这样一种措施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行为人犯罪的目的。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教养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一种刑罚，因为从劳动教养的结果上来看它几近于刑罚，但从其过程、主体上看它又是一种行政处罚，它兼有行政处罚和刑罚的特征，却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两者之一。

这种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劳动教养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内在区别，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这种观点貌似科学，不偏不倚，却无助于我们解决问题，它没有最终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而任何一种制度都应该有自己性质上的定位，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二、劳动教养性质的认定综合上述论述，结合国际上此类事件处理的通行做法，笔者认为，将我国的劳动教养的性质定位于有中国特色的保安处分比较合适。

在对此做出论证之前，需首先了解一下保安处分的有关内容。

陈兴良教授认为，保安处分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处分措施，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

［８］（ｐ７１６）黄河博士认为，保安处分是单纯的保卫社会、预防犯罪为目的，对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及具有特殊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代替刑罚或补充刑罚的治疗、矫正或隔离措施。

［２］（ｐ４５）从这两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保安处分的两个特征：一是其目的在于预防犯罪；二是对危害社会行为的一种处分措施。

在实践中，保安处分既是一种刑法思想和刑法理论，又是一种刑事政策和刑法制度。

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它是近代刑法思想发展演变的直接成果之一。

由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所组成的新派刑法学，为保安处分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克莱因、李斯特、菲利等人是保安处分理论的创始人和倡导者，他们认为，刑法的目的在于保卫社会安全，而不是体现抽象的公平和正义；在犯罪的原因上，他们认为，犯罪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在刑罚本质上，他们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对犯罪人进行教育和改善而不是进行威慑和报应；在犯罪的对策上，应当采用多种制裁手段，不能把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的唯一方法。

［９］（ｐ４２－４７）刑法上的保安处分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保安处分是以行为人的反复实施犯罪的危险性为基础，对其所实施的以特别预防为目的的国家处分。

狭义上的保安处分是刑法所规３８・・定的，在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并且仍有将来再犯的可能性时，针对其危险性所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

［１６］（ｐ１４７）广义的保安处分有两个特色：一是不以犯罪行为有无为处分的条件，对于有犯罪之虞的人，亦可施以保安处分；二是保安处分不一定由法院宣告，亦可以由行政机关宣告。

狭义的保安处分只限于以犯罪行为为原因、以防止特定人的危险性为目的，由法院宣告，以剥夺特定人自由为内容的处分。

根据现有的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和实际做法，笔者认为，将我国的劳动教养的性质定位于刑法意义上的狭义保安处分是恰当的。

其理由如下：其一，从劳动教养的宗旨和任务上看。

最初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之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有用之材。

９０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１１］（ｐ２７８）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教养与国外的保安处分通过隔离和矫治以达到“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的目的是一致的。

其二，从劳动教养的对象来分析。

根据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１日，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收容下列六种人：（１）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２）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３）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４）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５）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６）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另外，根据国务院《关于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卖淫、嫖娼及吸毒人员符合条件的，实行劳动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