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叠加概念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叠加概念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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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叠加”概念研究综述-汉语言文学

现代汉语“叠加”概念研究综述

语言在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都出现过“叠加”（superposition）这种形式，但该语言现象引起语言研究者的注意，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从外语研究来讲，Hopper＆Traugott（1993）、Lehmann（1995）、Shaumyan＆Sypniewski （1995）、Sypniewski（1996）等在其论著中都有所涉及；就汉语研究来看，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释并分析了“叠加”这一概念，如刘丹青（2001）、薄文泽（2002）、马清华（2003）、聂功斌（2003）、刘志生（2005）、于峻嵘（2006）、王淼（2007）、石锓（2007）、朱其智（2007）、江蓝生（2008）、王新宇（2009）、雷冬平、胡丽珍（2011）、李立林（2011）、张谊生（2011，2012，2013）、张云峰（2013）等。本文拟从共时角度对新世纪以来诸位汉语学者对“叠加”概念的应用和探讨进行大致梳理，试图总结和回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其认识和运用的得与失，并为汉语学界今后展开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与“叠加”相关的共时研究

刘丹青（2001）认为“叠加”是一种与语法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句法现象，并提出了语法化视域下的“同词异类叠加”，即同一词汇成分以不同的词性在一个句法结构体中同现，如宁夏中宁方言“我给给了他一本书”当中作为动词的“给”和作为介词的“给”的叠加；南京方言“走小门走”当中作为前置介词的“走”和作为动词的“走”的叠加。刘丹青认为“叠加”不同于同一词语以相同的词性在句法中出现（比如“狗咬狗”），而是语法化等级差别所造成的同形词语以不同的语法身份同现。

薄文泽（2002）认为海南文昌话亲属称谓系统体现出来的语义关系恰好是汉

语和临高语有关语义特征——“叠加”——相互影响的结果。

马清华（2003）认为“附加成分叠加”是子句内部多次使用功能相同、相关或相反的附加范畴（情态、指称）标记，以作用于同一意义焦点的现象。在此定义之下，马清华集中探讨了强程度标记叠加的基本类型和叠加规则，并在此分析之上发现叠加是一种弱势的有限扩展规则。至于是否采用叠加方式，一直是在经济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句法可行性之间权衡作出的。

聂功斌（2003）认为“叠加”是一种被忽略的修辞格，该修辞格就是说话者为加强语言表达的程度，在一个意义上加强与之方向相同的意义以浮现更大的意义强度。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我们的语言更加多彩丰富。比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四层意义叠加在一起使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突出，极言情境之危险。

刘志生（2005）从近代汉语词汇学角度研究了“叠加式词语模”，该词语模是这样一种固定模式：从结构上看，整个模式由前后两部分相叠构成，前件和后件也各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不变的固定词部分A，一是可变的变项部分X或Y；从音节上看，它们都呈四音节形式，由前后两个双音模块叠加而成，构成“2+2”模式，比如“XA+YA”形式和“AX+AY”形式。

于峻嵘（2006）从训诂学角度探讨了表示“遍指”的“名词叠加”，比如“人人”及相关的“日日”的意义结构问题，提出名词只在数量的有限程度上具有可叠加性，而名词叠加构式也承载了“全指表达”的意义。

王淼（2007）分析了汉语中两种常见的动词“叠加”格式“一边VP1一边VP2”和“又VP1又VP2”两者在语义关系、语义特征、格式义三方面的明显区别。

石锓（2007）从汉语史角度梳理了汉语形容词“AABB”形式从叠加式到重叠式的历时演变。石锓认为“叠加”是一种形成句法结构的句法操作手段，其前后两部分是句法上的并列关系。唐宋时，重叠式“AABB”在叠加式“AABB”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其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朱其智（2007）从二语习得的偏误类型——杂糅（又叫结构纠缠、结构混乱）分析入手，指出“叠加”是两种结构简单相加所造成的偏误类型，其中包括词语叠加（比如“一个栋旧公寓大楼”）和句法结构叠加（比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来到中国留学的原因”）。

江蓝生（2008）在对肯定否定不对称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了“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即在两个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之间发生的，意义相同的两个概念叠加后，通过删减其中某些成分（主要是相同成分），整合为一个新的结构式。这既包括构词层面同义词的叠加和词形的整合，比如“早先+以先——早以先”；也包括构词层面相邻的两个同义或近义概念的叠加与词形的整合，比如“果然+不出所料——果不然”；还包括句法层面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叠加后整合成新的构式，比如表示“不希望、不如意”的否定式”差点儿没VP”与肯定式“差点儿VP”之所以语义不对称，是因为“差点”与“没”是在同一层次上叠加在一起来修饰共同的对象VP的，即“（差点儿+没）+ VP”。

王新宇（2009）提出了“共形叠加语”的概念。这种共形叠加语词的重叠部分在概念上不完全一致，只是两个语词具有共同词形才叠加在一起使用，比如“迅雷不及掩耳+掩耳盗铃——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感人肺腑+肺腑之言——感人肺腑之言”。该文对共形语词叠加使用现象进行了尝试性描写和系统性分析并对其加以分类解释（分为积极修辞叠加语、中性叠加语和消极修辞叠加

语三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共形叠加语的语用价值，并对其规范问题进行了辨证的讨论。

雷冬平、胡丽珍（2011）描写了近代汉语同义双音虚词通过概念叠加与词形整合形成同义三音节虚词的现象，将该类演变分为三类：一类是AB+AC→ABC，如“便则道”“一壁厢”“依然原”；第二类是AC+BC→ABC，如“久已（以）后”“起为头”；第三类是AB+BC→ABC，如“多敢怕”“只除非”“只除了”“只除是”等。以上同义词叠加整合再词汇化的过程为江蓝生提及的词汇层面的同义词概念叠加和词形整合现象提供了文献用例。

李立林（2011）在对娄底湘语小称后缀的研究中发现“子”“唧”“崽”“崽唧”等表示小称的后缀可以相互叠加，其叠加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中心语素+子/唧+崽/崽唧”和“中心语素+子+唧”，小称后缀叠加的深层理据为语用和认知的需要——当用一个后缀来表达还不够的话，就会选择多用一个；当然，不同层次的后缀叠加是汉语方言词汇发展轨迹的一种保存。

张谊生（2011）讨论了“预设否定叠加”的方式与类别、动因与作用。张谊生将预设否定双重叠加式分为“蕴含、复置、交互”三类，而由再加复置构成的多重叠加式又分为“复置+蕴含、复置+连用、复置+交互”三类。预设否定叠加的动因有主观突显、词义磨损、兼顾特色、整合结构等。这种否定叠加的基本效用就是强化，但叠加式的强化必然会导致否定义的羡余。这种不同词语的叠加形式满足了预设否定多样化的语用要求，还形成了一系列词义与句法后果，包含预设否定词的词汇化与习语化。

张谊生（2012）在共时平面上将“叠加”与“强化”（reinforcement）放在一起共同考虑。他认为二者相通但侧重点不同，“叠加”着眼于表达形式，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