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考试提纲

公共经济学考试提纲税负转嫁是指商品交换过程中，纳税人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或压低购进价格的方法，将税负转嫁给购买者或供应者的一种经济现象。

一般包括前转和后转两种基本形式。

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①与价格升降紧密联系；②它是各经济主体之间税负的再分配，也是经济利益的一种再分配，其结果必导致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③是纳税人的一般行为倾向，即是纳税人的主动行为。

税负转嫁方式主要有前转、后转、混转、旁转、消转、税收资本化等方式。

前转前转指纳税人将其所纳税款顺着商品流转方向，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或最终消费者负担。

前面所举卖酒的例子，就是这一形式的转嫁。

前转是卖方将税负转嫁给买方负担，通常通过提高商品售价的办法来实现。

在这里，卖方可能是制造商、批发商或零售商，买方也可能是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但税负最终主要转嫁给消费者负担。

由于前转是顺着商品流转顺序从生产到零售再到消费的，因而也叫顺转。

前转的过程可能是一次，也可能经过多次，例如对棉纱制造商征收的棉纱税，棉纱制造商通过提高棉纱出厂价格将所缴纳的税款转嫁给棉布制造商，棉布制造商又以同样的方式把税负转嫁给批发商，批发商再以同样方式把税负转嫁给零售商，零售商也以同样方式把税负转嫁于消费者身上。

前转顺利与否要受到商品供求弹性的制约。

税负前转实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课税商品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

当需求弹性大时，转嫁较难进行；供给弹性大时，转嫁容易进行。

后转后转即纳税人将其所纳税款逆商品流转的方向，以压低购进商品价格的办法，向后转移给商品的提供者。

例如对某种商品在零售环节征税，零售商将所纳税款通过压低进货价格，把税负逆转给批发商，批发商又以同样的方式把税负逆转给制造商，制造商再以同样方式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把税负逆转于生产要素供应者负担。

税负后转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供给方提供的商品需求弹性较大，而供给弹性较小。

在有些情况下，尽管巳实现了税负前转，但也仍会再发生后转的现象。

混转混转又叫散转，是指纳税人将自己缴纳的税款分散转嫁给多方负担。

混转是在税款不能完全向前顺转，又不能完全向后逆转时采用。

例如织布厂将税负一部分用提高布匹价格的办法转嫁给印染厂，一部分用压低棉纱购进价格的办法转嫁给纱厂，一部分则用降低工资的办法转嫁给本厂职工等。

严格地说，混转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税负转嫁方式，而是前转与后转等的结合。

旁转旁转是指纳税人将税负转嫁给商品购买者和供应者以外的其他人负担。

例如纳税人用压低运输价格的办法将某课税对象的税负转嫁给运输者负担。

消转消转是指纳税人用降低课税品成本的办法使税负在新增利润中求得抵补的转嫁方式。

即纳税人在不提高售价的前提下，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将所缴纳的税款在所增利润中求得补偿。

因为它既不是提高价格的前转，也不是压低价格的后转，而是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措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使税负从中得到抵消，所以称之为消转。

有合法消转和非法消转两种形式。

前者指采用改进技术、节约原材料等方法，从而降低成本求得补偿；后者指采用降低工资、增加工时、增大劳动强度等方法，从而降低成本求得补偿。

采用第二种形式一般遭到雇员的反对，所以纳税人一般采用第一种形式。

但消转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生产成本能递减、商品销量能扩大、生产技术与方法有发展与改善的余地、物价有上涨趋势以及税负不重等。

税收资本化税收资本化亦称“赋税折入资本”、“赋税资本化”、“税负资本化”。

它是税负转嫁的一种特殊方式。

即纳税人以压低资本品购买价格的方法将所购资本品可预见的未来应纳税款，从所购资本品的价格中作一次扣除，从而将未来应纳税款全部或部分转嫁给资本品出卖者。

比如某一工业资本家甲向另一资本家乙购买一幢房屋，该房房价值50万元，使用期限预计为10年，根据国家税法规定每年应纳房产税1万元。

甲在购买之际将该房屋今后10 年应纳的房产税10万元从房屋购价中作一次扣除，实际支付买价40万元。

对甲来说，房房价值50万元，而实际支付40万元，其中的10万元是甲购买乙的房屋从而“购买”了乙的纳税义务，由乙付给甲以后代乙缴纳的税款。

实际上，甲在第一年只须缴纳1万元的房产税，其余的9万元就成为甲的创业资本。

这就是税收资本化。

它一般表现为课税资本品价格的下降。

赋税折入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课税对象必须是资财，每年均有相同的税负；另有不予课税或轻税的资财可购；课税品必须具有资本价值等。

公共支出编辑公共支出（Public Expenditure）就是公共财政的支出，是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支出。

公共支出可以确保国家职能的履行，政府经济作用的发挥，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可以支持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壮大。

“厉行节约、讲求效益”的原则所谓节约，指的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活动过程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省。

所谓效益，指的是经济以及其他活动过程中的耗费与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市场经济下也就是以货币计量的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是指政府在安排公共支出时，必须对各方面的支出需要和自身的财力可能全面加以考虑和安排，既保证重点，又照顾一般。

目前在体制转型尚未根本结束的背景下，安排公共支出应认真处理好以下几种比例关系：（1）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2）财政与市场的关系。

（3）财政的投资性支出和经常性支出的比例关系。

效益原则公平原则统筹兼顾、量入为出原则简述公共支出的基本原则答：（1）经济效益原则。

通过公共支出引导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使社会得到最大的“效益”。

（2）公平原则。

通过公共支出提供劳务和补助所产生的利益在各个阶层的居民中的分配应达到公平状态，能恰当得符合各个阶层居民的需要。

（3）稳定原则。

政府支出应有助于防止经济波动过于剧烈。

克服外部效应的主要途径外部效应答：外部效应也称外部性、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

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会使这种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第三者无端收益或受损。

由于外部性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原因是由于私人部门用于决策的成本与社会实际付出的成本之间出现偏差，因此矫正外部性影响的指导思想是：外部经济影响内在化，为决策者提供衡量其决策的外部性的动机。

主要措施有税收，补贴，企业合并以及明确产权。

税收和补贴迫使厂商考虑外部成本或外部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政府采取税收和补贴政策，即向施加外部不经济的厂商征收恰好等于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而给予提供外部经济的厂商等于外部边际来收益的补贴，以便使得厂商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诱使厂商提供最优的产量。

但是这种方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准确地以货币形式衡量外部性的成本收益，如污染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到底说有多大，所以有时政府只是近似地估计这些成本。

企业合并将施加和接受外部成本或利益的经济单位合并是解决外部性的第二种手段，如果外部性的影响是小范围的，如一家小餐馆对一家洗衣店造成了污染，则由政府出面，则适合的价格把洗衣机卖给这家餐馆，通过合并，外部成本内部化。

明确产权流行于西方的产权理论提出了解决外部性的影响的市场化思路。

科思定理的内容：只要产权定是明确的，则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最初的产权赋于谁，最终效果都是有效率的。

怎样认识“在西方国家，政府失灵是从逻辑上看是必然的”？答：在分析了投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后，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失灵是必然的。

因为：（1）首先选民真实意愿的表达存在问题；（2）投票机制和投票加总方法的选择实际上制约了选民实际的选择能力；（3）利益集团的存在又进一步使选民失去了对选择结果的“平等”的影响力；（4）尤其重要的是，无论用何种方式做出的公共选择，最后的施行者又是缺乏制约的官僚机构；（5）政治经济周期的存在使政治家或者说候选人只关心当选和继任，在选举中对公共产品供应所许下的诺言往往在当选后不能完全兑现。

因而，从逻辑上看，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

简述政府转嫁的含义及其基本途径答（1）含义：纳税人在缴纳税款后，通过经济交易将税收负担转移给他人的过程。

（2）基本途径：2/5 前转：亦称“顺转”，在经济交易的过程中，纳税人通过提高所提供的产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将纳税款向前转移给产品或生产要素的购买者或最终消费者的一种形式，即由卖方向买房转嫁。

后转：亦称逆转，即纳税人将其所纳税款，以压低的产品或生产要素定价或压低工资、延长工时等方法向后转移给生产要素提供者负担的一种形式。

消转：又称税收的转化，纳税人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或改进生产技术等措施降低生产费用，补偿纳税损失，从而使税收负担在生产发展和收入增长中自行消失，不归任何人承担。

税收的资本化：又称资本还原。

它实际上是税收向后转嫁的一种特殊形式。

4、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之我见答：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 的警戒线。

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社会收入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1）“调结构”，分配制度改革应先行调整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进程。

当前我国40%的农民（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只创造了10%的GDP（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这不可避免地使城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现在的结构调整则首先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由此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从而为转变“投资出口”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奠定基础。

（2）“起点”入手，调整贫富差距“政府干预贫富差距应从结果转到起点上来，起点的干预比结果的干预更有效”。

那么起点在哪儿？起点是消费。

参与市场经济的游戏就如同体育比赛，起跑线一样，但最终的结果总是有快有慢。

而差距取决于参与者能力。

所以，在国民能力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尤其是出现群体性的能力鸿沟的时候，贫富差距是不可能缩小的。

如此，政府应向广大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消费，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技能培训等决定文化、技能等方面素质的支出。

必须从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出发，既包括受教育年限上的公平，也包括受教育质量上的公平。

由此政府对分配的干预才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4/5 分配的公平应以社会正义为前提。

社会正义就是按照公认的游戏规则办事，包括经济运行规则、社会运行规则。

（3）“与民争利”，政府须避免按照西方一些学者对社会转型研究的结论看，转型期整个社会将骚动不安，社会成员对利益的渴望格外强烈，官员也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腐败等问题。

这对掌控利益分配权力的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就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方面，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要有正确的战略。

最主要的就是由改革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调整为效率与公平兼顾，并以此来确定未来的收入分配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