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研究

古代碑刻概览——从媒介的角度黄子祺201111082025 内容概要：关键词：碑刻是我国古代地位特殊的一类图文载体，它凭借其难以比拟的时间上的永久性，不仅在历朝历代纪事表功、祭祀丧葬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甚至在竹简、锦帛等与之同时代的媒介已经逐渐突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碑刻这一从未占据主流的古老媒介形式仍然在一些重要场合体现着自己的价值。

这种现象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了碑刻作为一种媒介的不可替代性。

而目前学术界对于碑碣刻石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内容研究，对“碑”这一载体本身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试图对这一空白进行一点补充。

意即不局限于研究碑刻的文本，而从媒介史的角度对其概况与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并借助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分析作为媒介的碑刻自身的属性和特征对其内容的反作用以及对其地位的影响。

一、碑刻概况（一）碑刻的定义任何研究都是对特定对象的研究，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清晰的定义，那么对该存在的起源与发展、特征与功用方面的讨论也将无从展开，碑刻研究也是如此。

究竟什么是碑？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较为权威的、被普遍接受的答案，对于绘有画作的石头、摩崖、不规则刻石等是否属于碑的范畴也存在见仁见智的意见。

在这里我们首先梳理几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

“碑”，按《说文解字》的解释，“碑，竖石也”，段玉裁的注文就此补充说“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辞源》的解释也与此类似，其“石刻”条区中“碑”的说法是“长方形立石”，由此可见古代对这一概念大多采取了从形制上加以定义的方式；而《新华字典》（第十版）将其解释为“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这一释义则更多的是从内容和功用的角度出发的。

“碣”是与之类似的概念，《新华字典》解释为“圆顶的石碑”、在《辞源》中则为“刻字的圆首、上小下大的石头”，由此可见碣是碑的一类。

“摩崖”是又一经常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指“在山崖上刻的文字、佛像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由此，可以作这样的总结，学术视野中，狭义的碑是“刻有文字的、经过精心磨制加工、有一定规格尺寸的长方形立石”，广义的碑是刻以文字的石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叶昌炽《语石》）。

如前文所言，本文试图从媒介的角度对碑刻进行研究，因此，恰切的定义应最大限度的将对象与其它媒介区分开来，以便讨论它独有的属性及其影响。

基于这一出发点，笔者试图这样定义本文中所要使用的“碑”的范畴：就材质而言，它应当是石头（或其他具有坚固性、耐久性的材质，如金属）；就手法而言，采用雕刻的方式表现内容；就功能而言，被用于表达、传承某种特定的信息和意义（这种定义包括了“无字碑”等特殊的碑刻），至于其形状、大小、位置等次要方面不影响到作为媒介的碑刻的传播效果，因此在此不作为定义的一部分。

（二）碑刻起源将石头作为记录信息的载体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

石头是自然界中随处可见的物质，又加之其具有坚固、耐久的特征，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自然物之一。

早在四万年前，史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在岩壁上作画，其历史远远早于文字的产生。

岩画与碑刻虽然形式与内容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本质上都是以具有时间上永久性的石质材料作为内容载体的创作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岩画是碑刻的起源之一。

随着人类搬出洞穴、建造城市，石头作为媒介出现了相当长的消沉期，取而代之的是甲骨和青铜器。

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值得记载并流传后世之事逐渐增多，新兴贵族对彰显功勋的热衷也越发旺盛，这两种载体因为数量有限而较为贵重不在适应记录的需要，石头因具有同样的时间上的长久保存性而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记事与颂德的新一代载体，人们开始“以石代金，同乎不朽也”。

发现于1974年的东周中山国河光刻石便是一例，其篆字书法古拙具有铭文的特点，体现了从青铜载体到石质载体的迁移；著名的石鼓也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记录了东周时期秦国国君出行游猎之事，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帝王记事刻石。

作为一个词语的“碑”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存在，只不过其性质和功能迥异于后世。

其一，时间的测度工具。

《仪礼·聘礼》记载“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对此郑玄的注文中解释道“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也就是说，碑竖立在宫廷院落之内，作为投射太阳的影子来推算时间的工具。

其二，系牲畜的固定物。

《礼记·祭义》记载“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也就是说碑也被用作祭祀场合用来系绑牺牲用品的桩子。

其三，墓穴四角牵引绳索的工具。

《礼记·檀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的注释解释道“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竖之，穿中，于间为鹿卢（辘轳）也”，也就是说碑被用来牵引绳索，将棺椁下放到墓穴中。

这种较大的最终被不易腐坏的石头所取代并刻上死者生平，成为墓碑的雏形。

在战国末期及秦朝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碑”开始形成。

一方面，被称为碑的竖石开始出现文字，具有了记事的效用；另一方面刻石的形制发生变化和发展，如泰山刻石“高三丈一尺，广三尺（《晋太康地记》）”，琅邪台刻石“高一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顶宽二尺三寸，厚二尺五寸（《山左金石志》）”，这表明秦石的刻石已经不同于直接在山崖石壁上雕刻，而是出现了人工雕磨的一定形制，是正在进化的碑。

到了西汉，语用上的“碑”最终形成，这个词汇开始被用于描述刻石，原本的意义逐渐失落了。

（三）碑刻发展概况碑刻，像其他任意一种媒介一样，其发展演进的历程都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局面的清明与统一与否、文化的繁荣程度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影响着碑刻的数量与规模、性质与内容，其中不同朝代的碑刻发展状况既有特殊性与偶然性也有着共性和规律。

西汉作为我国第一个历史较长的大一统朝代，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又上承秦朝以刻石纪功之遗风，本该有大量碑刻留存，但事实上存世总量只与秦朝相当，丰碑巨制几乎没有发现，早在明代这一现象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赵崡在《石墨镌华》中特别指出“西汉石刻传者极少”。

这种反常主要是由于王莽篡汉之后，对社会制度、礼仪德行等诸方面进行全面颠覆，大量汉朝碑刻被毁，加之年代久远、磨损严重，故而传世极少。

到东汉，碑刻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正如祝嘉《书学史》所说“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

后代常见的碑刻的形制、内容与功能基本都形成于这一时期，如墓碑的勃兴。

如前文所言，碑原本是用作牵引绳索放入棺椁的，在使用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标记墓穴地点方位的效果，渐渐开始出现将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刻在碑上的现象，进而发展为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

其他种类的碑刻也逐渐繁盛，广泛用于记表功德、刊载经书、宗庙祭祀等领域。

随后的三国两晋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长期征战消耗了社会大部分资源，从客观上限制了碑刻的繁荣和发展；此外，统治者出于减少奢靡、维护统治、镇压世家大族势力的考虑（详见下文“碑刻与话语权”），多次出台抑制碑刻的条文政策，禁碑运动从曹魏一直绵延下来，南朝也依旧承袭东晋遗风，碑刻未能产生新的发展。

此时反观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方，碑刻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状态。

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既无禁碑政策，又方便就地取材，石刻艺术空前发展，设立墓志、镌刻摩崖等承袭前朝已有的成果并蔚然成风，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南朝主要表现为兴建寺庙，北朝则表现为兴建大量石窟、佛像，伴生的石刻造像题记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如《辅国大将军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等，是对石刻像的有力补充，魏碑的书法价值在后世格外引人关注。

其后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碑刻文化也相当繁荣，大量涌现制作精良、文辞华美的御碑称谓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碑刻因其不易损坏、流传久远成为帝王记功记事以图流芳百世的最佳媒介，唐太宗的《圣教序》、《晋祠铭》，唐高宗的《大唐纪功颂》、《万年宫铭》，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唐太宗的《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均是唐代帝王亲自撰写碑文的代表作。

此外，汇集众多碑刻于一处，统一加以存放和保护的碑林肇始，在唐后期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已经成为保存《开成石经》等重要碑刻的荟萃之地。

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萧条期之后，宋代的碑刻艺术略有复苏，但是由于大多数时间偏安一隅，国家始终处于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压力之下，赵宋一朝的碑刻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始终无法和唐朝媲美，只是传承和沿袭了以有的传统。

碑刻艺术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而成熟的体系，从客观角度而言，已经难有什么飞跃和突破，这是由碑刻的生长周期阶段决定的；加之元朝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且存续时间较短，而明朝历代帝王又崇尚帖学而轻视碑学，故而元明两朝碑刻艺术处于总体停滞、局部创新的状态，如元代白话碑以及明朝经济类碑刻的萌芽于兴起。

清代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完成了两千多年古来帝制的回光返照，这一时期的碑刻艺术亦然。

这种复兴主要是由三种原因导致的，其一，作为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治者尤其是康熙大帝吸取了元朝短命的经验，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学习，碑刻作为具有权威性和传承性的媒介自然被纳入利用和控制的范围重新受到重视；其二，帖学盛极而衰，由于技术等原因多次翻刻之后的帖本与书法家真迹出现较大的误差，学书者转而钟情于误差小的古碑拓本，推动了碑学的繁荣；其三，满清统治者出于思想集控的考虑实行严厉的文化钳制政策，文人士大夫不敢轻易谈论国事政治而转向故纸堆从事训诂考据，在乾隆和嘉庆朝达到顶峰，金石学再度兴起，理论著作大量出现，古碑碣频繁出土，佳拓广泛流传。

这种热潮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覆灭而消退，碑刻的再度复兴亦是现当代。

建国以后，一方面古碑的发掘与保护取得了大量可喜的成果，如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从明至清有关天文类碑刻十七块等；另一方面，新建的碑刻在各大城市、旅游景区、革命老区大量涌现，起着纪念事项、教育群众、美化环境的作用，其中纪念碑数目最大，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唐山抗震纪念碑、南昌起义纪念塔碑等。

在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的支持下，现当代碑刻在形式与材质更加多样化，巨字摩崖的纪录反复刷新，新式碑林的规模与数量也显著增长，碑刻艺术换发新的生机。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适逢政治修明、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碑刻也会呈现出蓬勃繁荣的局面，重大事件或社会思潮也会引起碑刻建造的高潮。

此外，碑刻作为一种媒介，无论是其形制设计还是内容偏向亦或是功能用途已经基本定型，会作为纸质媒体与电子媒体的补充持续存在下去。

（四）碑刻的形制（由于摩崖是在山崖石壁上直接雕刻，不存在形制的问题，因此本部分所谓之碑刻不包括此类）前文已经提到过，最早的碑是立在墓穴的四角上用以系绑绳索之物，后来才演化为镌刻墓志的载体，虽然下葬悬棺的使用价值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系绳用的“碑穿”却保留下来，典型的如现藏于西安碑林的《仓颉庙碑》，碑额上就有一直径十厘米左右的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