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科学阐释与批判——库恩与罗斯科学哲学思想比较.doc

科学阐释与批判——库恩与罗斯科学哲学思想比较当代西方哲学存在着两大思潮：以英美为主体的分析哲学和以欧洲大陆为主体的人文哲学。

两大思潮的哲学家之间缺乏沟通的接触。

但是最近几十年，哲学家们开始进行“综合”和“贯通”的努力。

其中较为出色的当推美国哲学家库恩与罗斯。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库恩，通过提出范式和科学发展动态模式，把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引入了科学哲学。

罗斯是当代美国新一代的科学哲学家。

他通过考察自然科学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提出了对作为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分析，从根本上改变了经验主义科学认识论的混乱局面。

但是库恩和罗斯并不是“简单地把英美和大陆研究结合”〔1 〕而是在不削弱科学知识力量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对科学进步及其合理性的更好理解。

但是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两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库恩：科学革命的阐释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否存在有方法论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家说明自然现象；而社会学家则是理解社会现象，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一个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两者之间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是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分，自然科学在进步和发展中建立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理想模式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另一派与此相反，狄尔泰、泰勒等人认为，在阐科学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说明（explaination），人则必须理解（unelerstanding）”〔2〕库恩从科学史角度反对实证主义的教条，同时又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区分不以为然。

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同样需要阐释，也与文化相关。

1988年库恩与泰勒为此展开一场大辩论。

泰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人文科学的对象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则不必，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解释。

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解释的，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

库恩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或进步的动态模式，对库恩的区分方式表示置疑。

他认为，“自然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现代实践者从他们的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概念基础上的。

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现代实践者通过训练模仿得来的，而这只有通过阐释学的技巧，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响社会的其它成员。

”〔3〕在此，库恩已意识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过的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知识，是对先天知识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种反应。

如电池、共鸣器或电子振荡器以及化学反应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处于历史中并具有与历史不能分割的意义。

在他的《从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库恩使用了“释义学”这个词，是为了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作释义学的理解。

库恩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特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在论问题。

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某些领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赖于对象在该领域里的真实特性即它们所拥有的特性，而不管人们的信念、实践或标准是什么。

泰勒就自然科学对象这一意义来说是实在论者，库恩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实在论发起猛攻。

在库恩看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们对自然会作出不同的科学说明。

他引用泰勒《阐释与人的科学》一文中同样的“天空”例子说：“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空与日本的天空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天空与古腊的天空是不同的。

”〔4〕而且，我们和希腊人对天空的分类也不同，因为我们的天体分类学与希腊人的天体分类学截然不同。

库恩立论的科学革命，他坚持相互竞争的科学的实践和标准的不可通的约性，并且否认我们能够立于科学历史而达到对世界真正认识。

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库恩和我（指罗斯）站在一边”〔5〕始终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两人则出现了分歧。

这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否在认识论上存在有区别的解释活动？泰勒坚持一种强的观念，在那里，诠释是人文科学独有的；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诠释的。

库恩反对泰勒的区分方式，但仍然承认两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特别是在实践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时，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必须经常进行诠释，而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则根本不必这样做。

罗斯反对库恩的这一区分，把科学的解释范围界定为实践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学同其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的普通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存在的。

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库恩的这种区分同罗蒂曾经在阐释学与通常的演说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相似的〔6〕。

罗斯与库恩的分歧是从他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始的。

首先在他对库恩的“两种理解”中，罗斯比库恩本人“更乐于把他的科学陈述观点远远地作为一种实践，”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剧两个库恩的明显区分。

”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诠释，而为了发展科学的解释，而这在库恩那是经常不被注意的”。

〔8〕因此与库恩不同，罗斯把范式看作实践活动的共同领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领域。

其次，语言与世界实在的关系，在库恩那里没有得到有意义的说明。

罗斯强调语言和社会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认为语言的区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们社会实践情境联系在一起。

同时这种实践情境，离开了合适的语言来源就不可能存在。

在此基础上，罗斯提出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分析。

罗斯：科学批判理论如果说现代阐释学最初是人文科学阵营内部，以理解作为人文科学独特方法开始去反对实证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称王称霸”，那么罗斯与库恩出发点相同，都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进行分析的。

一方面与库恩一致，罗斯看到泰勒为建立人类科学唯一性所作的论证恰恰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阐释学方法论的区分。

另一方面不同于库恩，罗斯否认阐释学或阐释学的解释区别于其它质疑形成。

他认为库恩对此所作的区分“是不成立的”。

〔9〕罗斯的主要哲学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为实践活动领域的科学的关注。

第二，我们不能把科学的认识论范围和科学的政治范围截然区分开来。

正是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实践，在政治范围内，也必须理解为贯穿科学本身和对我们其它的实践和团体产生重大影响的，进而最终影响我们自身理解的种种权力关系。

在罗斯看来，“在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一种与其自身的实践背景的合法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物理学或生物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0〕。

在他的《知识与权力》一书中罗斯谈到，科学家经常联系实践的敏感性、精确性、有效性以及技术技能从事科学研究。

他声明，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们“创造”，而在于我们通过实践在一定的场境中与自然交往是恰当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在实践方面比库恩走得更远。

罗斯把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发展为激进的库恩—库恩。

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团体当作信仰者的共同体，“对于库恩来说他们是实践伙伴的共同体”。

（11）前者认为共同体不能容忍基本的异议，后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充满了不一致。

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问题和技巧以及由对相同成果的说明规定的，而不是独立地由共同舆论决定的。

异例不是理论之间的冲突，而是实践的困难。

而危机的到来，则标明科学家们不再有共同的活动领域。

区别于库恩，库恩并不是强加给科学历史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和危机并不是历史的过程，而是实践科学的方式。

那种通常认为在某一范围内科学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论变化是同一的观点，对于库恩未必是事实。

新的设备、技术或现象，能够在某一确定的研究中发生同样的基础性变化。

罗斯用“实践理性”代替了长期以来统治科学的“理论理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知识与政治和权力的相互关系。

在他看来，科学实践以及自然世界通过实践呈现的方式，是语言与实践构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践属于副科学称为“统治”的领域：“统治并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统治就是去构造其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

（12）一个行为领域，是由材料背景，技术能力和在该背景中的共同理解这两者组成的。

罗斯认为，科学实践在它有助于以两种方式构造我们的行为领域这一意义上是政治的。

它改变了我们的材料背景和技术能力；也有助于规定（及被规定）表明行为的概念和实践。

他说：“我们同自然世界的联系……在广泛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观点”。

（13）罗斯是从两个方面阐明科学解释的政治特征的。

一方面科学革命改变了旧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是改变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

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包含了政治观点。

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及其评估包含了客观的理性，这种理想反过来又与我们作为行为者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客观性是揭示对象的一个主观的特性”。

罗斯强调，无论如何，客观地理解自然的恰当观点是什么，并不能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彼此联系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

对于怎样理解权力和知识，最近大多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解释是：权力和知识是人类关注的不同领域；但两者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

罗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在他那里，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和评估“不代表不同的领域”，而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关注同一领域”。

（14）在《知识与权力》中，罗斯对权力和知识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权力从狭窄的社会相互运行，展为包括实践及事物过程变化的更丰富的内涵。

同样地，科学知识也是能动的，知识不是一种拥有或可交换的东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思考获得的一个过程。

因此，“一个陈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识，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依赖于其它许多的实践和能力关系，特别地依赖于再生产的改变的和扩展的关系”。

（15）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实践领域，罗斯称之为“场境”（fielel）。

它包括了一个比信念网络更多的内容：技能和技术，可供操作和使用的仪器及物质系统，可用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信息及职员等）、团体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或政治关注，等等。

对于权力与知识、科学的关系，罗斯察觉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哲学未提及的。

第一，正是要求对象领域精确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权力与知识趋于一致。

第二，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产生影响。

罗斯总结说：“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不是同一个东西”。

（16）两者代表我们认识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

没有对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正确的批判性的认识。

几点结论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与罗斯对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