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真伪考辨

李商隐真伪考辨【内容提要】唐代诗人李商隐著有古文集字书《字略》。

由于原书已经失传很久，记载介绍李商隐的著述情况时，人们基本上不提李氏此书。

本文对李商隐的《字略》作了较为详赡的考述，并证明了《字略》的作者是李商隐，而非李尚隐。

【关键词】李商隐《字略》古文考辨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最负盛名的诗人，其诗尤以善于化用典故而著称。

据北宋夏竦《古文四声韵》，知李商隐又有古文集字书《字略》。

原书不具，只部分散存于宋人郭忠恕的《汗简》及夏竦《古文四声韵》中。

今悉为辑出并略作考述，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在讨论李商隐《字略》之前，我们先看看唐以前文字学发展的历史状况，以明《字略》等传抄古文集字书出现的文字学背景。

关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唐人重视文字勘正工作及字样之书的兴起。

我们知道，文字原本是为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其功能在于交流沟通，同时它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文字颇不统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作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文字统一工作。

刘汉代秦，汉字也自秦篆变为汉隶。

虽说此时字体已趋定形，但秦篆、六国古文，乃至更古的殷周甲、金文字仍广为流传，并不断有新字产生，这就给交流沟通带来不便。

尤其在经学一统的时代，文字的错讹对经学的传播极为不利，甚至会造成经书文本及经学阐释的差异。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分立及其内部学派林立。

以《诗经》为例，汉代《诗》分今文《诗》派和古文《诗》派，今文《诗》派又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内部又各有分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字的差异。

如《豳风·东山》“零雨其蒙”，毛作“零”，鲁作“蘦”，齐、韩作“霝”。

而文字的差异往往又会导致释经的不同，如《鄘风·君子偕老》“邦之媛也”，鲁、毛作“媛”，训作“美女为媛”;韩作“援”，训作“援，取也”。

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刊正势在必然。

于是东汉熹平四年（175），由经学大师蔡邕校正手书，立石经于太学门前，史称熹平石经。

魏曹芳正始二年（241），又以古、篆、隶三体书《尚书》、《春秋》、《左传》（未刊全）于石经，史称“三体石经”。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的分裂，南北的阻隔，字体上隶、楷、行、草皆可通行，又加之士大夫妄改笔画，自造简字，于是俗讹、异体字不断滋生。

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云:大同之末，讹替滋生。

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旁作长之类是也。

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

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易。

尔后坟籍，略不可看。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辑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

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盛于魏齐周隋之世。

”毕沅《中州金石记》亦云:“字之变体，莫盛于六朝。

”这期间有识之士始终呼吁并着手进行文字整顿工作，重要的字书有北魏阳承庆的《字统》二十卷，南朝顾野王的《玉篇》。

还有惜乎未尽，今也只字不存的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

至于北齐的颜之推更是呼吁南北字体的统一，然而山河分离，欲成此举，谈何容易。

只是到了唐代，政治的统一方为文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字要有统一的规范的要求，尤为迫切。

唐代文字的统一是伴随着经典统一进行的。

先是唐太宗以为去圣久远，《五经》文字错讹而难以通行，遂令初唐著名文字训诂大家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颁行于世，作为经学定本的依据。

颜氏在校勘《五经》的同时，将异体文字录出，撰成《字样》一书。

其书今佚，据《旧唐书·颜师古传》，知颜氏所做的工作是“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

众所共惑者，随宜剖析，曲尽其源”。

又据颜元孙《干禄字书序》云:“元孙伯祖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

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

”诚然，颜师古《字样》一出，天下群起效之。

如杜延业《群书校定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等，故人称唐代的文字学为字样之学。

这实际上也反映唐人对文字刊正工作的重视。

二是唐代传抄古文的兴起与古文集字书的大量出现。

字随世变，这是文字的时代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字还具有很强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是指一种新的字体取代一种旧有字体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字形体主流，但它并不能完全把旧有文字形体完全排挤出人们的生活。

新字体会导致旧字体的式微衰落，甚至遏而不行，但旧字体依然会以一种非主流的形式出现于人们的生活中。

古文字即是如此。

作为一种字体，古文是汉代人对小篆以前字体的笼统称呼，其主体为战国时的六国文字。

对此，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七中有论①，于此不赘。

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小篆通行天下，古文便渐渐衰落。

刘汉代秦，又以隶代篆，古文益加衰落。

但汉至唐代，用古文书写的旧籍或古文转抄本仍然大量存在，如唐天宝三年，唐玄宗就曾诏集贤殿学士卫包改定古文《尚书》为今文。

另外，大量的先秦旧籍出土，如汉时的壁中书，晋时的汲冢古书，带铭刻的先秦彝器出土，等等。

这就使得古文在遏而不行之后并不能完全退出汉代以后人们的生活。

如魏时的“三体石经”以古文为一体，魏初的邯郸淳传古文《尚书》，汉代以后的历代碑刻中，文字多古今杂陈，如《碧落碑》，唐代的李阳冰也擅古文。

这都说明，汉代以后，古文在人们生活中依然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但古文毕竟已退出百姓日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疏远，尤其与一般人的生活。

于是对古文的正确识读就成为必要，至少对文化精英阶层是如此。

这样便有人开始有意地辑录古文，以助人识读。

不仅《说文解字》、《玉篇》这样的字书中收录有一定数量的古文，同时还有专门的古文集字书出现，如《隋志》记载的东汉卫宏的《古文官书》，东汉太子中庶子郭显卿的《集字书》，三国时东吴人朱育的《奇字》，以及见于《汗简》的《群书古文》，即《马日集》等。

六朝时文字使用的混乱，刺激了唐代字样之学的兴盛，客观上也促进了唐代古文集字书的兴盛，仅《汗简》、《古文四声韵》著录的唐代古文集字书就有林罕《集字》、崔希裕《纂古》、李商隐《字略》等十几种。

二李商隐的《字略》（以下简称《字略》）最早见于宋初郭忠恕的《汗简》及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其中以夏书存字为多。

翻检《古文四声韵》，共辑得《字略》佚文四十九例，即:上平声部的馗、旗、辉、希、渔、徒（当为“往”，《〈汗简〉〈古文四声韵〉》误）、齐、月寅、珉、黄端;下平声部的颠、延、虔、蛾、葟、卿、腥、髯;上声部的侈、举、辨、杳;去声部的驶、魏、蕙、轫、慎、巽、辩、殿、绢、耀、笊、奅、伏;入声部的族、肃鸟、触、述、厥、蕨、歇、铩、历、石、璧、跃。

其中杳、跃均有两种写法，再加上不见于《古文四声韵》而见于《汗简》的盗，共计存字五十例②。

由于原书不具，我们难以从整体上对《字略》进行全面研究把握。

但通过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看出:《字略》所收字体以古文为主，其中有的见于《说文》，如鱼、寅、真、我等;有的见于《石经》，如济、辩、翟、厥等;有的同于先秦古文，如旗、魏、族等;有的同于传世的先秦典籍，如举同于《古孝经》、《古老子》;有的见于其它字书，如馗见于《玉篇》，辟见于《集韵》。

除古文外，《字略》收字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小篆，如轫、希、髯、胜等。

《字略》所收字形均有不同程度的讹变。

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简化，具体可分为，简省笔画，如驶;简省偏旁，如蕨;简省同形，如举。

二、繁化，具体可分为，增加同形，如馗;增加标义偏旁，如族。

三、异化，具体又分为，方位异化，如轫;义符互换，如跃作趯;声符互换，如耀;分割笔画，如奅;延伸笔画，如延。

尤为复杂的是，往往一个字兼具几种讹变，如馗、厥等字。

另外有的字不明其讹变原因，难以解释，如卿。

不可否认这种字形的讹变有的属于抄写的错误，如葟，《古文四声韵》与《汗简》所引《字略》写法不同，这其中至少有一家系错抄。

《字略》所反映出来的用字状况:一、异体字，如“葟”与“ 舜皇”，“渔”与“ 鱼攵”，等等。

二、通假字，所占比例较大，如“蹎”与“颠”，“齐”与“济”，“希”与“莃”等。

从《字略》所收字的构形情况及用字状况，我们推断:《字略》的字源是多渠道的，其中既有传抄古文，也有汉魏以来新增字，如驶。

而有的传抄古文可能是来自碑刻文字，如辉，《字略》属写误，当与王庶子碑同③;又如巽，《字略》与王庶子碑同;魏，《字略》与云台碑同;殿，《字略》与云台碑、华岳碑同。

尤其是“歇”字可证《字略》与碑刻文字之间的关系。

按《字略》所提供的字型，当隶作斀，《说文》:“斀，去阴之刑也。

”就金文与战国文字而言，“曷”与“蜀”字形相去甚远④。

再就字音，古音“斀”属端母屋部，“歇”属晓母月部，相差也较大，难以音通。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可能是《字略》误收了六朝碑别字所致。

据秦公、刘大新的《广碑别字》所收录的《唐廷王府曹丁绍墓志》与《魏叔孙协墓志》、《唐国子监丞李济墓志》，其中“躅”字中的“蜀”与“渴”字中的“曷”写法非常接近⑤。

《字略》或因此而误。

从辨别字形，释定文字，纠正讹误，助人识读等方面来说，《字略》等集字书也可以算是字样之书，但其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等“字样”之书有区别。

第一，《干禄字书》等收字主要来自常见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文字材料，尤以经典为主，而《字略》则不仅仅局限于经典而旁及碑刻等其它文字材料。

第二，《干禄字书》等以俗别字为主要收录对象，目的在于教人明确正、俗字的使用范围，因而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和功利目的。

唐代奉行科举取士的文化政策，进士考试必须用正体，而不能用俗体，否则应试者将因此而名落孙山。

故《干禄字书·序》中，颜元孙明确提出“升沉是系，安可忽诸”。

而《字略》收字则以古文为主，其出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也有一种个人雅好的因素在内，同时也是个人学识的标志。

此外，与《干禄字书》等相比，《字略》等集字书大概不会有什么体系上的要求，如《干禄字书》以正、通、俗三体分类收字，具有一定的体例;而《字略》等书大概是随手抄录，遇则抄之，并非刻意为之。

研究《字略》等古文集字书，当然具有一定的文字学的意义。

作为一种传抄古文，《字略》等书收字多有讹误，这是不容掩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术价值。

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的战国简帛出土，传抄古文的价值渐渐为人们所认识，李学勤先生就曾精辟地指出，出土的晚周文字材料“把石经和《汗简》复活了” ⑥。

比如《字略》的收字，有的就可以和地下出土文献相对照。

如魏，与中山器基本相同;殿，与随县简同，都是以“尸”加一古文“天”，只不过《字略》采用的是另一种写法而已;锻，与随县简同;旗，与石鼓文同;盗，与玺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