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价值.

真理与价值【作者】冯平【作者简介】冯平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价值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S·安格洛夫(Anguelov)曾说过：据他所知，凡是在价值问题研究领域享有权威的哲学家没有一个不曾就价值与真理的相互关系表明过自己的立场①。

然而每一种表明仿佛又给人留下更多的疑惑。

在的关系这个十分笼统十分含糊的标题下，人们实际关心和讨论的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一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等）的真理性。

二是：价值判断对真理性认识的干涉。

三是：在实践领域追求价值与追求真理的关系。

除此之外，也有对真理的价值这一问题的研究，但争议较多的，成为热点和难点的是前面三个问题。

一、价值判断的真理性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和美学在对传统伦理学和美学的反叛中，提出了一个与伦理学和美学的存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有真理性可言吗？在与传统观念藕断丝连的背景中，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仿佛是个陷阱，如果价值判断没有真理性可言，那么就意味着它们没有普遍必然性，因而以它们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伦理学、美学）也就不是“严谨的科学”，也就失去生存的权力了；如果承认具有显著主体性特征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的价值判断具有真理性，那么就意味着改变原有的真理观念，放弃真理的最本质的规定：普效性、客观性、公众性，实际也就与前一种解答殊途同归了。

二十世纪西方伦理学和美学落入了这个陷阱。

这应归罪于休谟。

在神学伦理学的背景中，道德命令不用企求真理的庇护，神的命令远高于人的认识。

当古希腊哲学家企图用认识的完美性和尊贵性来称誉道德命令时，人们走出了对神的盲从，但却陷入对“真”的迷信。

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道德论中所提出的“是”与“应该”的问题，唤醒了伦理学独断论的迷梦。

正是休谟的诘难，使二十世纪的伦理学家把重新确立道德判断的真理性提到了伦理学研究的首位。

一些人真诚地期望和相信能克服主观主义，找到道德判断的客观真理性依据，重申道德判断的真理性，以挽救伦理学的衰落。

这与我国价值论研究者期望通过价值真理的确立证明价值学研究的真理性与生存权力，遵循着同样的思路。

我认为价值判断有真理性可言，但却不仅仅是真理性的问题。

价值判断的合理性问题展示了一个比价值判断的真理性问题更广阔的领域。

价值判断不仅仅是真理性的问题，这不仅不是价值论研究的末日，相反，这恰是价值论研究独具魅力之所在。

首先，价值判断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仅仅是真理性的问题。

价值判断是一种不同于事实判断的认识活动。

它不是以客体本身的存在、发展为认识取向，而是以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为认识取向。

价值判断的特点在于：它是主体以一定的标准衡量客体。

从而判断客体对主体的关系的认识。

在这一认识中，主体所使用的衡量客体的标准直接制约着判断结果。

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一客体，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可以说价值判断所依据的衡量标准，是价值判断的核心因素。

而价值判断的标准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其实质都是人的需要。

价值判断实质就是主体根据一定的需要去判定客体与这一需要的关系。

而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各层次之间不一定是统一的；人的需要是随着社会文化、随着实践活动等不断变化的。

需要具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情势而异等特质。

因此，追求具有永恒不变性、普效性、非私人性、客观的价值尺度，进而追求普效的、永恒的、公认的价值判断，只能是水中捞月。

这是研究价值判断的宿命。

那么价值判断的真理性又在哪里呢？对真理的探求与哲学的历史一样悠远。

人们都追求真理，然而对何谓真理却各执己见。

2500年前由克塞诺芬尼(Xenophane)最早提出的②“符合论”（真理在于与事实相符），经过亚里士多德成为哲学中最古老的真理论。

这一理论经过塔斯基(Tarski)的论证似乎得到了更多的信服者。

符合论的信念是：一个理论或命题，当且仅当它是符合实在时才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了这一古老的真理观。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种认识是真理，其充分必要条件是这一认识包含着不依任何人的意志（包括需要、情感、愿望等等）为转移的、符合认识对象的客观内容。

真理并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它仅以客观实在而异。

那么价值判断具有这种情形吗？我国价值理论研究中“价值真理”的主张者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且提出了一种系统的见解。

根据符合论的高层理论，“价值真理”论认为：价值判断是主体对现实的价值关系的反映；价值关系是主体的需要与客体满足这一需要的关系；只要价值判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价值关系，这个价值判断就是价值真理。

即：所谓价值真理其充分必要条件是价值判断符合价值关系，即符合主体的需要与客体满足这一需要的关系。

于是，有多少种价值关系，就有多少种价值真理。

价值真理仅以客观的价值关系不同而不同，并不以主体的意志不同而不同。

地主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价值真理，农民说“农民运动好得很”也是价值真理，其根据都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价值关系。

这种客观的价值关系是不依地主和农民的主观愿望而改变的，无论农民喜欢农民运动还是地主反对农民运动，农民运动都存在，而且只要农民运动存在，那对于地主来说就是糟得很，对于农民就是好得很。

这是一个十分精致的迷宫。

为了走出这个迷宫，首先让我们根据这一理论和价值判断的特点，来分析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价值判断不是价值真理。

第一种情况：当主体的需要与客体已经存在时，“价值谬误”只可能是价值判断者故意作出与自己的需要相悖的价值判断。

例如，农民运动已从根本上损害了地主的利益，而地主却说农民运动好得很，就属于此。

第二种情况：当判断者对客体的把握不正确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不可能是价值真理。

第三种情况：当判断者对主体需要的未来发展趋势把握得不准确，对客体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把握得不准确时，所作出的关于主体的需要与客体的价值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

除了这三种情况，其它的价值判断都满足“价值真理”的条件。

只要价值判断是根据一定需要作出的关于客体与这一需要满足关系的判断。

那么它就一定正确反映了客体与这一需要的满足关系。

是不是只要正确地反映了客体满足主体需要这一关系的价值判断就是价值真理了呢？如果是的话，关于价值真理的这种结论是否与讨论这一问题的原由吻合呢？人们研究价值判断有无真理性的目的，是想探求作为判断者本人是否能够确立校正价值判断的标准；作为其他人能否确立衡量与选择互相冲突着的价值判断的标准。

而“价值真理”论的结论无法满足这两点。

除了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外，判断者本人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是根据他当时的需要（优势需要）对客体作出判断的。

没有任何理由说他当时的需要不是真实的，也没有任何理由说客体未能满足他当时的这种需要，而他会感到实际是满足了，于是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

因此，作为判断者本人不需要，也不可能校正自己的价值判断。

在真伪这个尺度上，无法衡量是哪种需要更合理，更值得满足。

人们也无法衡量互相冲突的价值判断，例如，说“农民运动好得很”是真理，说“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是真理，因为在真伪这个尺度上人们没有理由说农民比地主的需要更真实、更合理，从而说依据这种需要作出的价值判断比另一种更可取。

所以，与其削足适履使用“价值真理”，不如另辟新径，把对价值判断的单维度衡量拓宽到三维度衡量。

在校正自我价值判断和比较各种其他的价值判断时，第一个维度是衡量其价值判断中所包含的关于客体的信息（包括现实、可能、未来发展等）的真实性及其程度。

对有些价值判断，还应衡量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主体的需要（包括现实及未来发展等等）方面的信息的真实性及其程度。

这方面的衡量可化约为对事实判断的衡量。

如果这些内容都符合它们所反映的实际，而价值判断是基于这一真理性认识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一价值判断具有真理性。

换言之，所谓一个价值判断具有真理性仅指它所包含的关于客体和主体需要的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一个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不一定是合理的，不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肯定是不合理的。

衡量价值判断的第二个维度，是价值判断本身的逻辑自治性③。

第三个维度是将价值判断置于相关的更宽泛的社会文化中，如果可能的话，将诸如此类的几种价值判断用是否更适合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尺度进行衡量比较。

在同样都满足第一和第二维度的前提下，对价值判断的取舍就是依第三个维度做出。

这三个维度的合取称之为价值判断的合理性。

在现实中，人们对价值判断的评判与取舍更接近这一模型。

依照这一模型，将地主和农民对农民运动的不同评价进行比较，就可得出农民的这一价值判断更为合理，因为由这一价值判断所引导的实践使社会更进步。

依照这一模型也可衡量判断者本人所做过的种种价值判断。

如果其价值判断所引导的实践使其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一价值判断是合理的，否则，即使这一价值判断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需要与客体的关系，它仍然是不合理的。

衡量作为价值尺度的需要，主要不是用真伪的尺度，而是用善恶的尺度。

能促进个体和整个社会进步的需要是善的，反之是恶的。

而依“恶”的需要为尺度做出的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判断是不合理的，不可取的。

“合理性”仍然是人的一种信念。

在关于价值判断的合理性的衡量中，仍不可能摆脱价值判断的宿命。

人类之所以可以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共识，是因为人类生活中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在人类之外找到关于价值判断合理性的根据，同时也不能期望我们关于合理性和理解具有永恒性和全人类性。

我们认为合理的最高尺度是符合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这是我们的价值观。

休谟发现了价值判断的秘密：价值判断不是直接从“是”中推出来的，“应该”包含了比“是”更丰富的，不仅仅来源于“是”的内容，“应该”是对现实的超越，超越现实是人的本质特点，是人类实践的本质特点，而不同于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恰好是这种用超越现实的“应该”来衡量现实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引导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从蒙昧走向文明。

用“是”来裁决一切，用“是”来评判一切，这是近代认识论（休谟）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偏见之一。

正是这种偏见，使我们要掩饰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价值观说成是全人类的真理；正是这种偏见，使我们认为只有把道德判断、审美判断完全化约为事实判断，伦理学、美学才是科学；正是这种偏见，使我们担心价值论研究陷入主观主义而失去生存的权力；也正是这种偏见，使我们陷入了价值真理讨论的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根据需要作出的符合这一需要与客体关系的判断是真理，另一方面又宣称实质上是根据我们的价值观作出的价值判断是唯一正确的；正是这种偏见，才会使我们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价值真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一旦我们抛弃了这一偏见，我们会更切实地研究“应该”的合理性，我们会更切实地研究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演变；会更切实地倡导一种符合历史进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观念（包括道德标准等）；抛弃这一偏见，将会使我们看到价值论研究的独特魅力，走出休谟“设置”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