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家素质及法律教育刍论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家的培养至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法律家实际上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而法律家的培养也主要是指实务法律家、特别是司法官的职业培训。

上文分析的法律家素质的三个方面固然缺一不可，但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序列之别。

而在法律家的培养中，依此顺序也存在重点和途径的不同。

一般而言，法律家的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技能方面的素质，与法学家的研究资质培养不同，通常是随着法律家集团的逐渐成熟，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养成、并通过职业集团内部的自律机制保障的。

这种职业教育或培训，在欧洲大陆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通常是在大学法学教育体系之外，由专门的司法培训机构承担的，其重点在于进行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和长时间的实习，并在就职后通过逐级升迁和继续教育保证法律家素质的水准。

在美国，职业教育则是由法学院承担，并通过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作为法官经验积累的途径。

然而，必须指出，美国的大学法学院渊源于英国的律师学院，最初是一种行业内的师徒传承的法律教育方式，本身属于一种职业培训及机构，其授予的JD（法律博士）是一种法律实务学位，区别于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博士（PHD）。

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国，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学教育也是有本质区别的[18].然而，无论哪个国家、何种体制下的法律家任职道路，强调的都是从事特定职务之前的职业培训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这些是不能由学历或学位取代的。

在英美法的历史上，法律家的教育并不是通过大学、而是在律师学院通过师徒传承的方式进行的。

随着大学的普及，基础的大学学历始成为必需，但这种学历教育并不能取代职业培训（甚至不能取代司法考试）的地位。

至于继续教育（即任职后的定期培训），则完全与学历无关。

对于法律家而言，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集团，最重要的莫过于一个成熟的法律家培养体制和行业自律的机制。

然而，这正是我国目前最薄弱、也是认识的误区最多的一个领域。

究其原因，首先是把法律家的素质简单等同于文化素质，忽视法律职业的特殊性、片面强调学历，甚至允许以国外获得的学历、学位取代任职必经的资格考试[19]；以学识标准取代象征经验的资历积累。

只关注选任司法官的学历条件和出身 [20]，似乎学历越高则素质越高，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主审法官任职的基本标准，甚至主张把法律家的学历普遍提高到研究生层次，这种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并不能在不断提高司法官学历标准的同时，相应解决司法腐败现象和提高执法水平问题，却可能会以学历的提高代替职业道德规范的作用、放松对法律家行为的制约。

实践证明，仅由学院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家，不仅难以很快适应实务的需要，而且往往很难形成对现存法律体制的认同。

经过法学院长期熏陶的学院派司法官，往往容易以批判性或开创性的方式看待现行法律体系，以学理观点代替法律依据，以外国的经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容易产生一种突破现行法的偏好，这实际上很可能会成为法律实践中的不安定因素。

其次，把系统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简单地等同起来，无视我国法律家培养的问题主要在于职业培训的薄弱，把提高法律家素质的途径仅仅寄托于大学的学历、学位教育。

一方面，业已建立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并未担负起系统进行职业培训的使命，仍停留在继续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模式上[21].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大学法律教育体系和方式并未进行调整的前提下，模仿美国法学院在大学中设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22]，批量生产所谓复合型法律实务型人才，其结果不仅难以达到职业培训的目的，而且使原有的大学法律本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23].这必然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使这一社会工程演变为改善个人竞争条件（或升职）的机会，而完全无助于法律家整体素质的提高。

即使在“拉动经济”和提高在职司法官的学历上有某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带来的结构性的混乱和后患则不是短时间可以纠正的。

同时，这种混乱的体制也使学院式的思维方式渗透到实务法律家的头脑中，导致某种程度的角色错位，今天，我们的一些法官们热衷于作专家、学者、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大义凛然的批判精神活跃于各种学术研讨和改革前沿，不断地把从国外参观学得的“先进经验”移植于本法院的试验田，其精神固然可嘉，但对现行法的忠诚与信仰和应有的保守特质就这样消失殆尽了。

当我们不断从法官口中听到对现行法的否定时，不能不怀疑这是否确实意味着其素质的提高。

最后，在急功近利的目标推动下，无视我国的社会实际和法律家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发展过程，在提高司法官素质的口号下，以一系列措施侵害着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

例如，今天的司法改革中，往往出现一种矛盾：一方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理，主张改革或取消一些传统的制约机制，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审批等，力求还权于法官和检察官；另一方面，又以治理司法腐败和司法人员素质低为由，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监督制约制度。

例如，在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同时，又以竞争上岗、错案追究等自毁长城的措施，破坏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初步确立的身份保障原则。

在论及司法官素质时，往往简单套用学历或某些西方国家法律家的模式和评价标准，试图通过一种大换班的政策，尽快用高学历的年轻法律家全面替换现有的司法官，或曰竞争上岗、或曰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或曰深层次体制改革，且不说其可行性如何，至少这种做法违背法律家集团成长的客观规律，还可能使得法律家与社会的距离快速扩大，导致法与社会的脱节。

因为当事人关心的并不是法官的学历，而是司法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的标准首先是来源于社会的。

与公正直接相关的道德素质与学历并不是同等概念，试图以提高学历达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舍本求末的政策。

四、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法既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

法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家亦然。

如同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样，法律家也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的。

如前所述，法律家的行为方式是形成法律传统的主观因素，也是联结法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法律家的历史与法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其活动甚至早于法律规范和法典的形成。

然而，在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期法治重构的情况下，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滞后于制定法和法律制度，并可能会出现法律家与社会的脱节现象。

这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匮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法律家素质上：例如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的欠缺、专业技能的低下、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等等，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曾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屡见不鲜。

在这些国家，法律家的成长或成熟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不仅受时间本身的渐进性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庞大的法典和法律规范体系，却很难一蹴而就地造就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和应该怎样多快好省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家？法律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周期，大跃进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法律家的人数、营造出虚假的法治繁荣，却无法真正提高法律家的素质，尤其是难以形成法律家集团的独立与自治的机制和内在的凝聚力[24].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是由多种复杂条件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家的成长必须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法律家的需求和规模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按比例增加；尽量避免因人数的激增而导致法律家质量即素质的低下。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和纠纷客观上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过度刺激法律需求、片面强制司法解决的作用，往往会使司法机制负担过重，不仅会使社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耗费掉过多的资源和成本，也会使尚不成熟的法律家在市场和权力的中心失却平衡。

法律家人数、特别是司法官人数的增长应该是相对缓慢的、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在保证其素质的同时，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为他们提供较为优越的待遇。

因此，在这一时期，毋宁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分担司法的负担，从而使法律家的成长能够获得较为充裕的时间。

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

在现行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对于实现司法独立而言最重要的是两点：首先，是确保司法的权威，减少法律程序外的监督和制约对司法活动的掣肘；其次，是确立司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最终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

然而，现实中司法腐败的存在和对司法人员素质的低估，以及“错案”效应，使得当前的司法改革仍把加强监督放在核心地位。

随着实现司法独立呼声的提高，虽然党政机关直接干预司法的情况逐渐减少，然而，从错案追究到个案监督，实际上，对司法的制约和监督变本加厉。

从长远来看，这些制度在约束法院和法官、避免其滥用权力的同时，也束缚了其独立发展和行使司法权的合理空间，增加了“合法”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和渠道，阻碍了司法独立的成长，因而恰似饮鸩止渴之举。

在实现司法独立和提高司法人员素质之间，前者是原则和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后者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问题，必须以司法独立作为改革的方向。

因为，受到重重制约监督的司法人员无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无法形成职责的神圣感、也不具有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资格。

然而，正因为司法人员的素质还不够高，才需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对其身份的保障。

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其迷信一种“万能”的制度，不断设立、尝试新的“改革”措施，毋宁首先严格地落实现行法（宪法、组织法、法官法、程序法等）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和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成为现实，最终逐步实现法官独立。

总之，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现状，不应成为破坏其身份保障原则和司法独立的借口，当然，也不应幻想理想状态的一蹴而就。

其次，法律家的教育、特别是学历水平应该与社会整体的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多数发达国家，尽管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司法官的教育不过是大学毕业+ 司法考试+职业培训，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并不是必须的[25].就整个国家的教育结构而言，应该形成一个以基础教育为主，逐步提高的梯形或三角形结构，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将法律职业的基础学历定为本科（最好是法律本科）比较适当，之后通过司法考试和专门的任职前职业培训（一到两年），并经过一个实习期既可以达到法定任职条件，在任职后可以享受身份保障，保证他们可以有从容的时间和条件积累经验，并通过贯穿执业过程始终的继续教育不断得以提高。

而在我国，一方面目前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还很低；大学本科学历对于社会而言仍然是一种奢侈；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发展，却已出现了法律大学毕业生过剩的假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已经很难迈进法院的大门。

这种状况与考研热形成了一轮新的恶性循环——在制度化的法律家培养途径、特别是职业培训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前，司法官的任职条件无形中已经上移到研究生学历，这不仅会造成重学历、轻经验的畸形结果，以及大学教育资源的浪费[26]，而且因在职司法官疲于提高学历，使办案力量受到极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