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经济学的政策举措、改革成效与发展困境

莫迪经济学的政策举措、改革成效与发展困境作者：王志刚于滨铜来源：《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06期摘要：自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经济增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媒体将这一时期印度采取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称为“莫迪经济学”。

本文基于自由经济增长理论和资本援助视角，分析了莫迪经济学的理论内涵、政策举措与改革成效，并进一步剖析了其发展困境与理论局限。

研究表明，莫迪经济学以经济自由主义、资本援助经济和改善结构经济为基本理论内涵，以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与谋求经济增长的着力点;主要政策举措包括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开展经济外交、发展“印度制造”、企业和劳工市场化与财税制度改革等;取得经济增速跃居全球第一、营商环境大幅改善、FDI持续增加、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得到有效控制等改革成效;但其亲商、亲市场、重投资的发展方式也使印度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需求拉动增长疲软、外债危机风险加剧和失业持续居高不下等发展困境，存在分配失衡反噬经济增长的理论局限。

因此，平滑收入分配和扩大内需以刺激总需求，提高劳动者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以提振总供给，或将成为莫迪经济学现实调整与实现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莫迪經济学;政策举措;改革成效;发展困境;理论内涵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098-08一、问题的提出2014年5月，人民党赢得大选，莫迪正式出任印度总理。

在其就职之初，印度面临重大的经济挑战与政府危机：印度经济增速下滑至5.9%，通货膨胀率却高达9.7%。

同时，政府内部腐败严重，极大地阻碍了经济计划与大型项目的实施，经济发展管理与社会问题治理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改革，推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季风计划”等发展战略，大力扭转了印度经济发展的颓势，取得了较好成效：2014—2018年的第一个任期内，经济增速平均攀升至7.3%，居于世界第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所提升，通货膨胀率则下降至4.3%;改善了信息网络、水道燃气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印度居民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福利等[1]。

基于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媒体将这一时期莫迪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称之为“莫迪经济学”。

然而，2019年莫迪在新一届大选中取得连任之后，印度经济发展的画风却风云突变，经济增速呈断崖式下跌：2019年上半年平均增速降至5.8%，第三季度甚至跌至4.5%，全年增速只有4.9%[2-3]。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各大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萎缩，农业增速仅为2.1%，建筑业增速仅为3.3%，制造业甚至出现了1%的萎缩[4]，城市男性失业率创下了45年来的历史新高，截至2019年10月，印度失业率飙升至8.5%[5]。

外国直接投资放缓也是印度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2019年下半年以后，外资开始大量流出印度，印度股市出现45亿美元的外资外流，创下了20年最大的季度抛售。

印度经济的断崖式下跌引发国际社会政治、经济与金融界的不断质疑，纷纷怀疑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天不足、决策失误以至于莫迪经济学的失灵，有媒体甚至报道称，印度经济在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实质是依靠外资和负债不断累积的“庞氏骗局”[6]。

那么，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究竟何在？其断崖式下跌的根本原因又是为何？其背后隐含着哪些经济学机理与理论内涵？印度经济能否迅速摆脱下跌泥沼，莫迪经济学又将何去何从？印度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和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笔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与解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从莫迪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出发，剖析其主要政策举措与改革成效，进一步阐述其面临的政策瓶颈与印度经济发展困境，挖掘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与其增速骤跌的机理所在。

二、莫迪经济学的政策举措（一）政府简政放权，深化市场改革长期以来，印度僵化的官僚体制、腐败的官僚作风、冗杂的决策机制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一直困扰着经济政策决策和产业项目实施[7]。

莫迪上任之后，在首次内阁部长会议上即作出政府简政放权的11点指示，具体包括简化办事流程，依靠通讯技术进行信息沟通;提高决策灵活性，规定文件传递层级不超过四级;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要求各部至少废除10项不合时宜、繁琐冗杂的规则或流程;决策快速反应，各部门产生分歧直接与总理办公室沟通;部门之间建立合作决策与协商机制;及时处理公众不满和投诉;清除政府运行的混乱状态等等。

与此同时，其内阁在全国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

2015年1月，莫迪政府宣布正式撤销把控印度经济决策65年之久的计划委员会，改设“全国改革印度学会”。

计划委员会是20世纪50年代印度计划经济的产物，拥有国家最高经济决策地位，常常干预地方经济政策。

改制后，“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则更近似于决策研究机构，以“亲民、积极、参与性强”作为发展规划宗旨，并不强加经济计划和干预资源分配。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减少对本国私有企业限制，推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

2015年4月，印度议会通过《煤炭（特别规定）法案》《矿山和矿产（发展和管理）修正案》，允许私人企业参与煤矿的竞拍、生产和销售，结束了多年以来国有煤炭公司的垄断地位[8]。

在2019—2020财年，印度决定将向社会出售包括航空、水泥等在内的23家国企股份，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与之相配套，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也在积极推行之中。

2019年末，在莫迪政府大力推动下，议会通过了《2019劳资关系法案》，提议合并《1926工会法案》《1946产业就业法案》《1947年产业纠纷法案》。

该法案给予企业在招募与精简员工方面更强的灵活性，改变印度企业通过中间公司雇佣合同员工等不合时宜的诸多做法。

在新法案下，企业可通过签订固定期合同直接招募员工，并可基于产业的具体季节效应灵活修改合同期的长短，给予劳动市场更大的招工灵活性和就业流动性，以此促进劳动力的合理就业，推动非正式部门就业向正式部门就业转化，并有助于改善非正式雇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二）改善投资环境，开展经济外交首先，莫迪政府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一直以来，印度采取“逐案审批制”的投资准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明显缺陷：一是缺少统一、明确的审批规则，给予审批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滋生腐败空间。

二是法律条文和程序繁琐，行政效率低下，造成极大的投资非便利性。

三是审批流程缺乏公开透明，审批时限和审批结果存在差别对待与不确定性。

因此，为净化和改善投资环境，2014年莫迪出任总理后，大力推行投资准入制度改革，废除外商投资许可，实施负面清单制度。

除部分国家战略性部门的“负面清单”以外，其他行业均采取“自动路径”审批制度，外商投资进入印度市场无需经过政府审批，极大地简化了投资办事程序和外资引进效率。

与此同时，放宽外资企业在本国投资建厂的经营许可，允许外商资本更大范围地进入本国市场。

一是通过提高外资企业在本国投资的股权上限，将外商投资项目金额上限由300 亿卢比上调至500亿卢比。

二是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行业范围，在涉及国计民生的航空、国防、医药、食品和卫星通讯等诸多核心行业，首次打开对外资开放的大门。

三是将FDI比重根据不同行业属性逐步提高至50%、74%甚至100%，并允许外商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自由投资。

其次，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外交”发展战略。

自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通过不断出访世界各大经济体与贸易合作伙伴，大力推动印度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关系新发展。

经济外交以“联西望东”为主轴，“联西”吸收发达国家投资，与欧盟等建立投资便利机制;“望东”连通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与日本等国建立“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并大力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

2014—2018年，莫迪先后出访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等贸易大国与自由贸易区，并多次访问中国，旨在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构建更为开放的贸易伙伴关系，呼吁加强对印度投资。

2015年5月，在莫迪到访北京期间，中印两国签署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而同期在上海举办的“中印经贸论坛”上，中印企业又签署了高达22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9];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双方达成价值147亿美元的高铁建设协议，确定将采用日本新干线方式建设印度首条高速铁路。

在2016年第十三届印欧峰会上，双方提出建立印欧投资便利机制，于2017年7月正式实施。

该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印度营造公平、透明与规范化的贸易投资环境，为欧盟在印度的投资提供便利和保障，从而吸引来自欧盟的大量投资。

（三）发展制造产业，打造“印度制造”自1991年印度市场化改革以来，形成了一条优先发展信息服务业，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制造业发展则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规模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

2015年，印度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16%，成为制约其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2014年9月，莫迪政府正式推出“印度制造” 战略，提出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纺织服装、机械装备、医药保健、铁路航空和信息技术等25个制造产业，力争到2022年使印度制造业占GDP 的比重提高至25%，并在此期间创造1.1亿个就业岗位[10]。

“印度制造”战略的推出具有系统性，它不仅包括振兴制造业本身，同时包括“技能印度”“新创印度”“数字印度”“品牌印度”等关联性建设工程，以改善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与配套服务水平，全方位提振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供需动力。

与此同时，为发展和落实“印度制造”战略，莫迪政府进一步提出打造德里—孟买等五大工业走廊，五大工业走廊立足于不断完善和加速建设的基础设施体系，培育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工业城市、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从而形成一个环绕印度的工业带和工业网络体系，成为“印度制造”未来发展的主阵地[11]。

“印度制造”战略的出台，旨在将印度打造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为其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创造新的着力点。

（四）改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2018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经济论坛排名，以名义GDP计算的印度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第七，而在全球138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水平排名中却远居第68位。

印度公路等级普遍不高，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港口堵塞十分严重，电信通讯条件落后，机场建设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所需。

在此背景下，2014年，莫迪政府主政以来，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加强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网络通讯设备的改善投建。

一是针对铁路运力不足，印度推出高铁建设项目，在对现有老旧铁路线路进行翻新提速的同时，计划修建一条长度为1 700公里的德里—钦奈高铁，逐渐形成一张“钻石四边形”高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