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中对原文语言形式特征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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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 110,2008
第24卷J O URNAL OF E D UCAT I O NAL I NST I TUTE O F JI L I N PR O V I NCE Vol 124(总178期)
Tot a l No 1178
收稿日期:2008—07—20
作者简介:张海红(1979—)女,汉族,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
实践。
论文学翻译中对原文语言形式特征的再现
张海红
1、2
(11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2;21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语言形式是文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文学作品审美或诗学功能,是文本的文学性赖以生成的基础,因此,文学翻译家必须善于发现源语文本中富有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洞悉其中蕴含的诗学或文学价值,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使目的语文本读者感受到原作的丰姿。
关键词:语言形式;文学性;文学翻译;再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08)10—0093—03
翻译是一个从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的转换过
程,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这个过程中需要转换的,既包含源语文本要传达的思维内容、信息,还包含传达这些信息内容所凭借的语言形式及其所映射出的语言使用者所持的特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既包含语言使用群体的共有思维方式,又包含语言使用个体的特有思维方式;二者的结合,尤其是后者,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原文作者区别于同一种语言其他作家和不同语言作家的特有的写作风格。
显然,信息内容是文学翻译的要点,但语言形式也不是文本内容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形式对于文本思想内容的体现起着重要作用,语言形式也赋予了文学作品审美或诗学功能,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产品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学或诗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差别主要就在于各自的交际目的的不同。Ca mer on 认为,诗学语言和非诗学语言的区别并不在于语言运用本身,而在于运用
语言的目的。诗学语言的目的就是虚拟现实。[3]
非诗学语言以传递信息为目的,语言媒介的作用主要就是传递信息,为此目的,语言使用者往往会选择规范、常见、典型的表达方式,来保证自己所选择的语
言表达方式不至于妨碍接受者的理解。而诗学语言
的目的决定了在诗学语言中语言媒介的作用不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就是文学或艺术审美的目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和文体学家认为,在诗学语言中,语言媒介或语言形式本身就是文学的目的,正是由于语言形式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存在的主要价值。Fowler 指出,与非诗学的语言运用不同,文学“是对语言的一种创造性的运用”(1986:13)和“对陈规旧习的抵抗”。(1986:19)Shkl ovsky 认为,诗学语言旨在使人们感知事物,而非诗学语言旨在使人们了解事物。艺术的目的是传递事物被感知而不是被了解时的感觉。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事物“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解,加大感知的难度和长度,因为感知的过程就是审美目的本身,必须要予以延长。(1986:55)关于艺术的一个主要特征“陌生化”,Fowler 指出,在日常交际中,“符号是透明的、一目了然的、简单化的”;“我们在识别意义时,无需对它们进行仔细的审视”;而“陌生化则是运用某种策略,以迫使我们审视和玩味”。(1986:41-2)可见,诗学或文学语言与非诗学语言不同,追求的除了信息内容的表达之外,还要设法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表达方式本身上来。Mukar ovsky 指出,诗学语言的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将话语加以前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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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化的对立面是一目了然,所以说,前景化就是要使言语行为不一目了然。(1964:19)作家着力于语言形式的变异和叙事技巧的选择,目的是要使得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某些表达方式偏离成规,从而唤起读者对语言媒介的注意。正是这种前景化和陌生化的形式变异使文学作品具有了文学性。Jakobs on指出,“文学性”,就是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Abra m s,1988:235)所以,文学翻译,如果要无愧于文学的称号,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体现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体现原文的前景化或变异及其效果。这里的限度是以原文的信息内容为参照的,强调文学形式的价值,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内容的价值。
语言形式是文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性赖以生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变了,内容也就变了。对于文学翻译过程中要重视源语文本的语言形式和文体特征,古今中外的学者提出的不同的翻译标准都有所体现。清代翻译家严复提出“信、达、雅”,即忠实于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被奉为较为全面的翻译标准。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于“信、达、雅”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三个字并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有些翻译工作者仍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已赋予其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这三个字简明扼要,主次分明,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和“达”之间,“信”尤为重要。而“信”即为“忠实”,与有些学者提出的“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相通。这些学者指出,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通顺,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同时又指出,有些情况下,译文的通顺程度只能与原文的通顺程度相应或一致。例如,在文艺作品中,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一些非规范语言以刻画人物或渲染某种气氛,翻译时就不应一味追求“通顺”而加以改变,应如实传达。比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所著的《大卫・科波菲尔》中有这样一段话:
“I kep it fr om her arter I heard on it,”said M r. Peggotty,“going on nigh a year.W e was living then in a s olitary p lace,but a 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and with the r oses a-covering our Bein’t o the r oof…”
说话人是小说中刻画的一个没有文化,说话不规范的人物,这段引言中就有不少用词和句法错误。如果译得通顺,就不忠实于原作的语言,无法在译文中重现该说话人的神态,所以在译文中应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如实传达其不通顺的语言,可译为:“起那时俺听了消息后,”辟果提先生说,“瞒着她快一年了。俺们那时呆的地方挺背,前后八方的树林子说不出的最漂亮,屋顶尽是蔷薇花儿……”
总之,提出“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的学者认为,忠实是翻译标准的首要问题,对原作的内容、风格、语言应有全面的照顾。(张培基等,1980:7-9)可以说,“信”及“忠实”的翻译标准都强调了译文与原文在内容、风格和语言形式方面的一致。
然而,有些翻译理论也有着重信息轻形式的取向。N ida&Taber所说的“最切近的自然等值”就是指译文要最切近于原文词句的“内核”,或原文的信息内容;而“自然”则是指译文语言的纯洁性,要求译文语言没有“任何拗口或陌生的痕迹”。(1969: 13)用N ida的话来说,“要保留原文的信息内容,形式就必须要加以改变”。(1969:5)可以看出,N ida 追求的是原文的信息内容和用没有“陌生”感的形式表达的译文语言,这与文学家对陌生化和文学性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而傅雷先生提出的“传神”论中,也提出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一致,叫“意似”,这是翻译的最低标准;译文同原文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时一致,称为“形似”和“神似”,这是翻译的高标准;“神似”在突出主题、渲染气氛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形似”,因此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应着意追求“神似”。
在这样的翻译观的影响下,很多译者更是对“形”不屑一顾。尽管许多译者都意识到形式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声称只要形式不影响内容的表达,形式还是值得保留的,这种意识却在实践中让位于对原文内容的偏重。实际上,一遇到对目的语文本读者来说陌生的形式或者保留难度较大的形式时,他们便弃形式而求内容。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翻译会使原文文体风格发生变化。Lodge也提出,在文学中,形式和内容常常是不可分的,“文体并不是主题的装饰性修饰,而是将这一主题转化为艺术的媒介……”(1966:29)虽然这一一元论的观点引起了一定争议,但他对形式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给予的关注令人深思。当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原文的形式确实常常妨碍译者对原文内容的表达,甚至无法迻译。比如,有人利用汉语的结构特点写成这样一首诗:
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
切瓜分片,横七刀,竖八刀。
该诗巧妙地运用了汉字结构特点,拆开表达,组成诗句,却仍然传递一定的意义。英语虽然也有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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