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毒品罪辩护词集锦

仅凭搜缴毒品的重量认定已灭失毒品的重量，一则违背了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二则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公正，三则缺乏说服力，容易引起被告人的对立情绪。

因此，在一案中，既有追缴毒品又有灭失毒品的，对灭失毒品的重量，在被告人与吸毒人员不能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能以已追缴的毒品作为认定的依据但可结合案件情况作为情节考虑。

重大贩卖毒品案的一审辩护词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廖**的委托，指派潘盼盼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

庭前我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今天又参加了庭审，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现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和对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贩卖毒品罪在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是：行为人以非法交易为目的，这是贩卖毒品罪的重要特征。

“非法贩卖”包括了毒品的所有者是谁，贩卖给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贩卖，也就是说，毒品的来源要明确、贩卖的对象要明确、非法贩卖的地点也要明确。

本案控方指控1：2011年7月分，被告人廖某伙同王某、何某到广州市“罗冲围”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一外籍人士购买10克毒品海洛因，回咸宁市崇阳县后出售给熊某某、邬某某等人吸食。

虽然被告人廖某供述：2011年廖某受王某邀约去广州购买海洛因，同年7月份的一天，王某带廖某到广州市罗冲围长途汽车站附近黑人的租房，与黑人见面后，以每克315元的价格找黑人买了10克，购回的10克海洛因是王某介绍人买走的，出卖价格为每克430元。

但是被告人与证人王某的笔录完全是相互矛盾：1.去的时间不同，若王某说的2011年9月是公历，那月的阴历是八月上旬至下旬的日期；2.受邀约的人不同，王某称是受何某邀约的；3.联系上线的人不同，王某根本不清楚廖某去哪里购买的毒品；4.王某对廖某去哪里、在何人处购买毒品情况不清；5.王某对廖某购回的毒品是怎样出卖的不清楚。

被告人廖某对所谓的吸毒人员熊某某、邬某某是完全不认识，并没有出售给这两个人。

而从控诉方出示的证据均不能证实毒品的来源，贩卖的对象是谁。

控方仅出示了被告人的几份询问笔录和一些作为物证类的照片，但这些证明只能证明崇阳县公安局在崇阳县天城镇鹿门铺村二组液化气站处抓获被告人，当场从其随身携带的挎包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克。

经鉴定：白色塑料袋封装的淡黄包圆柱体一包（净重克）中检见海洛因成份，海洛因的含量为／100g。

而这些证据同样也不能证明这些毒品的来源，毒品贩卖给什么人，也就是说，这些毒品既没有卖家也没有买家，这些毒品还是用于贩卖吗？根据刑事证据运用规则，控方对证明廖某对这些毒品卖以贩卖为目的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但控方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廖某是对这些毒品是以非法交易为目的。

难道现场查获的毒品就一定是被贩卖的毒品?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严格禁止类推适用，否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贩卖毒品罪，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毒品的来源，贩卖的对象不明确，非法贩卖的地点也不明确。

现有证据不能形成锁链证实被告人有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

该条中“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就是司法实践中“仅凭口供不能定案”的规则，强调“以证据为根据”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是防止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发生错误导致冤错案件。

因为一旦忽视或轻视“证据”，就可能导致以捉摸不定的“事实”为根据认定案件事实，其结果势必导致冤错案件，该条的规定就是要求对被告人的供述必须有其他的证据相印证才能据以定案。

另，对被告人妻子存在建设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是其妻子一人在外务工所挣，用于家庭生活的积蓄，属于合法收入，对该冻结的款项，司法机关依法应返还。

二、即便认定被告人有贩卖毒品的行为，被告人亦有依法从轻或减轻的情节。

1.指控的被告人2012年4月3日贩卖毒品的行为属犯罪未遂。

贩卖以毒品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

被告人贩卖毒品行为是在公安机关的全程监控下进行的，属于不能犯未遂。

不能犯未遂不仅不会产生犯罪结果，而且也不会造成任何实际危害。

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依照《刑法》第23条未遂犯的规定进行处理，给予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

从整个案件的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从被告人口供笔录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被告人也能够主动交待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

被告人由于对法律的无知，在无知中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到案后，他深为自己的行为自责，请求律师向法院转达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意愿。

3.本案涉案的毒品社会危害性较小。

被告人贩卖的毒品未流入社会，社会危害性较小。

4.家庭条件特殊，父母年迈，孩子未成年，由妻子一人承担照顾家庭的重担，妻子长年外出务工，经济来源全靠妻子所挣，可谓是不堪重负。

鉴于被告人家庭的特殊情况，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刑事司法是一项关系到人的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应该慎之又慎，容不得半点疏忽和懈怠。

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具体犯罪情节以及认罪、悔罪态度、家庭条件等综合情况，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

辩护人：潘盼盼律师执业机构：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执业地址：湖北咸宁市崇阳县新法院正对面二0一二年十月九日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沈娟的家属委托，并经被告人的同意，特指派我们担任其涉嫌贩卖毒品一案的一审辩护人。

我们介入此案后，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调阅案卷，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十分清楚。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娟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没有异议。

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被告人沈娟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本案中，其实被告人沈娟作为被告的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

1、起意贩毒不是被告人沈娟。

2、贩卖毒品的资金不是被告人沈娟提供的。

3、被告人沈娟并没有实际分得贩卖毒品带来的任何收益。

4、毒品的来源及销路，即交易毒品的上线和下线都不是被告人沈娟联系的。

5、被告人沈娟是受其他被告人安排、指使参与了毒品犯罪的。

关于这点，在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中已经予以确认。

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均已说明此事实。

6、被告人沈娟在起诉书指控的具体的犯罪事实中所起的作用不重要。

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事实中，其只是帮助把毒资从一个房间放到另外一个房间。

综上，被告人沈娟不是犯意的提起者，也没有出资贩卖毒品，也不是毒品的所有者，更没有从贩卖毒品中获得任何收益，而且是受他人安排、指使从事犯罪的。

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相关事实和证据，依照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纪要关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关于主、从犯认定的精神。

被告人沈娟在整个过程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并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沈娟系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沈娟在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

从今天的庭审来讲，被告人沈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

根据我国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三、沈娟系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沈娟以前从未有过刑事处罚记录，同时，同于步入社会时间不长，对于法律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并充分了解其这一参与贩毒行为的法律后果。

所以鉴于其是初犯，认罪态度好，能主动坦白交待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法院应本着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酌情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沈娟一是从犯,二是自愿认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

三是纵观本案犯罪事实可知被告人沈娟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

所以恳请法院在量刑时考虑酌情对被告人沈娟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沈娟系从犯，自愿认罪，有多种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沈娟予以从轻处罚！以上辩护意见，提供合议庭予以参考，谢谢辩护人：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小勇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审判长、审判员：潘某涉嫌贩卖毒品一案，贵州天合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潘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过庭前会见和参与今天的庭审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潘某涉嫌贩卖毒品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一、潘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虽然潘某在公安机关承认其贩卖毒品，但潘某在庭审中表明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在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预先写好笔录的情况下逼迫其签字的，潘某的该说法虽然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但至少潘某推翻了之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也就是说潘某不承认有贩卖毒品的行为。

二、关于证人张某的证言。

证人张某证实的内容体现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辩认笔录。

但从这二个笔录里可以看出，张某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段里所做的证实内容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属疑点证据，依法应不予以采纳。

1、买卖毒品数量不符。

张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实2010年3月7日晚，其向潘某购买了二个小零包，在辩认笔录里证实向潘某购买了克***。

而潘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为一个小零包，数量为克。

因此，本案公诉机关指控潘某贩卖一个小零包所采纳的证据不足。

2、买卖毒品次数不符。

张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证实其向潘某购买过三次毒品，而在同一日同一时段所作的辨认笔录里证实的次数为五次，张某的该证言自相矛盾。

3、买卖毒品的毒资金额不符。

张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里先是供述其向潘某购买过三次毒品，购买毒品的毒资共计400元，而其在随后的笔录里又证实向潘某购买毒品的金额为800元。

张某在同一询问笔录里前后证实的内容不一致，无法吻合，具有明显的不真实性。

其次，张某证实与潘某联系的手机号码有四个，分别为、、、，但从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本案除了张某的该证词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印证张某证实的这四个手机号码为潘某使用过或是用潘某的身份证明开户。

庭审中，辩护人也询问过潘某，潘某没有承认这四个号码为其曾经使用过。

综上，张某的证词存在诸多疑点，具有不真实性，属疑点证据，且张某作为证人，应出庭接受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以及潘某的质询，本案张某没有法定事由不出庭接受质询，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证据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因此，张某的证词依法应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