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劳动经济学之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之争1.何谓“刘易斯拐点”？你认为判断它是否到来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

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

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

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

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

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

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如图，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劳动力过剩，随着AD1右移至AD2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又有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之分。

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入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的二元即指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不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伴随着几个显著的变化：工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业出现资本深化；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以及人口类型的变化。

蔡昉把上述的四个方面总结为两个重要的变化标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根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黎煦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伴随着这几方面的变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被配置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达到一定的比例。

吴要武则认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城镇（非技术）劳动者工资渴平的上升，厂商开始用资本代替劳动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体现。

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否上涨。

根据阿瑟·刘易斯的观点，当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时，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所以工资水平是判断的一个标准。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因此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刘易斯拐点出来的关键点。

(3)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经济发展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因此，在劳动力一体化的情况下，刘易斯拐点也就应运而生。

2.我国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之争存在几种看法？（要求综述其代表人物，各自的观点及其证据）（1）已经来临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蔡昉等经济学家仔细地考察了实际经济形势后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数量被明显高估，而边际劳动生产率被低估，这表明，“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要比很多人想象得近得多。

由于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当前，农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已经普遍上升。

这就意味着，过去将农民移进城里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做法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

曾担任花旗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认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展开的“民工争夺战，以及安徽、河南等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荒”等现象，显示2011年“民工荒”卷土重来，并且已从局部扩散至全局、从周期性转变为长期性。

中国人口结构越过“刘易斯拐点”已无需争辩。

巴曙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

他认为早在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就已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2004年以后失业率下降、农村居民工资增幅上升、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双升与60年代日本刘易斯拐点之后的情况如出一辙。

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

蔡昉表示，现在出现的大规模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连续六七年迅速上涨等现象，证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有关专家也指出，我国经济正步入“刘易斯转折区域”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几年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以及最近出现的“涨薪潮”，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区域这个大趋势不谋而合。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刘易斯拐点）能够延续到2015年以后，但是现在好像拐点提前到来了。

从停工事件来看，这种拐点实际上已经到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

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着涨工资，这样的倒逼等于吞噬劳动力的红利。

本来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只有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工资才会出现一个迅速上涨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一切提前发生了，起码提前了4到5年，也是在现在已经到来，这种因素很明显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的。

（2）没有来临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

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过度，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也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他从工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二元经济依然长期存在三方面认证了这一观点。

首先，从工资水平来看，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

就全国而言，从1995-2008年，农民工工资年均增幅为13.59％，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幅为13.71％，前者比后者小0.12个百分点。

说明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多的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而不是单独的特殊增长。

同时，农民工的工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农民工工资增长只是对过去过低工资的一种补偿，与付出的劳动和外出的生活成本相比明显偏低。

并且，农民工外出打工所获得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低于在本地农村从事经营性农业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增长。

因此，从这些工资变动情况的分析表明，我国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吻合的发展阶段特征。

很难以此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其次，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底的统计，全国农民工增加436万人，达到2.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增加492万人，达到1.45亿人。

根据就业情况快速调查，从2009年9月到2010年2月底，与前一年相比，返乡农民工减少了20％，外出农民工增加了25％。

农民工仍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剩余劳动的转移还需要很长时间。

再次，从宏观数据看，我国二元经济仍然存在，并将持续较长时期。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不高。

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虽然有所缩小，但差距依然巨大，据研究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要达到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还需要265年。

这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还将继续265年。

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29%。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动力与过去相比不仅存在，而且动力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没有理由停止向城镇转移的步伐。

因此，无论从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情况还是城镇化水平看，在未来的20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姜华东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3）不会突然来临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不过，彭文生表示，随着政府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未来几年工作适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工资储备将上升，这可能将加速拐点的到来。

随着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和投资率的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可能减速。

但是，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抵消力量。

（4）不会自动来临浙江大学钱文荣教授和谢长青博士后认为，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的引导，“刘易斯拐点”在中国不会自动到来,制度创新和加快转型是实现突破的关键。

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广大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工资福利。

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非整体性和扭曲性，使得一方面,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力供不应求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无法顺利转移出来，即: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拐点”还无法自动到来。

3.试结合最新的数据（包括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谈谈你对“刘易斯拐点”之争的看法。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布以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