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刘易斯拐点后的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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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kei 225 Index 197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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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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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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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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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
14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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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16
纺织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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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18
银行
19
房地产
20
交通设备
21
wenku.baidu.com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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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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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 v.s. “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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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拐点” v.s. “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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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台,韩的产业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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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居民消费率逐步提高
随着农民工工资的稳步提高,带动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更加刺激了消费的增长.参 考70年代初日本的经验,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后,居民消费的增长有所加速,消费占 GDP的比重出现了实质性的提高,居民消费率也在当时进入拐点.韩国,台湾亦是出现两 拐点相伴出现的特征.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低消费国家,拐点出现为中国变以投资出 口推动经济为消费推动经济提供契机. 我国交通通信,医疗卫生,教育娱乐等支出将逐步增长.分析日本的家庭支出结构, 1975年日本的食品支出占比已经降到近30%,低于中国目前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日 本的家庭支出中交通通信,医疗卫生,教育和娱乐等占比逐步增加,在1981年后的增速 也较高,尤其是教育,交通运输等方面消费的增速高于消费总支出的增速.从居民消费的 类别来看,日本平均百户家庭拥有耐用品数量在1960-1975年期间也得到显著提升.
日本在刘易斯拐点后的市场表现
1. 背景介绍 2. 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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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刘易斯拐点” 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 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 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 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日本和韩国在刘 易斯拐点之后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 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 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 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综合各种数据分析，中国目前农村劳动力大约5亿，其中2亿左右务农，另外2亿 左右转移到非农产业，余下1亿左右为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池”，其中一半年纪较大， 不适合迁徙外出，只余5000万存量。但是，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25%，在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若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10%，就有1亿以上剩余劳动 力会被解放出来，而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池”总量就能达到1亿以上的水平，按照目 前每年新转移600万~700万农民工的速度，至少还能转移15年。 不过，以上简单推算完全基于静态，并假定劳动力结构不变，现实却是，在未来 若干年，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致命的变化，“劳动力池”并不像静态测算这样丰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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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刘易斯拐点” 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人们往往认为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将日本拖入“失去的20年”，但人口学家却 认为，日本在1990年到达人口拐点，老龄化不可逆转，经济停滞的根源在于人口结 构，而不是什么协议。 中国在未来恐怕需要至少做这样一些事：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保障最低工资 的前提下，尽可能长地保持劳动力的竞争力；拆除城乡壁垒和户口限制；加强职业技 能培训；拆除垄断限制，鼓励自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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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上涨,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
亚洲国家历史经验证明,拐点过后,通胀压力增强,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 考虑经过 “刘易斯拐点”后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二者均出现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 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同为亚洲二元经济明显国家的中国,拐点过后,通胀压力令人 担忧.日本自60年代经历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迅速,而通胀压力使得 日本政府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韩国80年代经过“刘易斯拐点”后,货币政策紧缩.
中国的总人口扶养比在2010年到达拐点，此后劳动力人口要背负的抚养负担逐年加重，中 3 国将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竞争优势，这无疑将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刘易斯拐点” v.s. “人口红利”
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周期正好处在日本1976年的水平上，也就是说中国沿 海和日本差34年，但中国的工作人口占比拐点却只慢于日本25年，也就是说独生子 女政策使这个拐点提前了9年到来。 从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证明,“刘易斯拐点”发生往往早于“人口红利”消失之前: 日本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现“刘易斯拐点”,而“人口红利”却于80年代末左右消 失,晚于拐点出现近20年;韩国,台湾的“刘易斯拐点”,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而 二者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好处.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早在2007年左右即已出现,只是经济周期性衰退淡化了人 们的关注;中国“人口红利”将持续到2013-2015,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养 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培训,打破户籍制度等第二次实现.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契机: 制造业让步服务业将为大 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有望改变劳动力工资结构性失衡问题;低附加值企业利润率下 降,倒逼其创新以提高附加值或淘汰,利于产业链提升;劳动力工资正常化,带动收入增 加,刺激消费率提高,为转为消费推动经济提供契机,更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水平. 一般来讲, “刘易斯拐点”出现前,经济体往往享受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但 “刘易斯拐点”出现后, “人口红利”未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