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飞：三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素描00

三十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素描（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姜飞内容提要：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美国，服务于二战以后美国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出于学术研究的初衷，于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中国。

随着中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推广到世界范围，体现出中国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国际抱负，在这一点上，和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初衷渐相吻合。

如此，融会了多种学科资源的跨文化传播学正逐渐在学理探索1中走向深入，同时，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也体现出其参与文化和政治建设强烈的实践气质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传播学研究引入中国30年，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似乎有必要从思想、学术和实践多个层面作一个回顾和总结，以启发下一个阶段的研究。

为便于读者把握这样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整体概况，作者以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维度，尝试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作者所认可的观点，做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放在正文部分供大家讨论；如果认为正文部分过于简要和抽象，作者将形成正文结论性观点的争论焦点和分析过程放在注释部分，供读者参考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写作方法或许不同于同行已经接受的提出问题、论证过程、结论探索的方法，作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针对30年回顾与反思这样的一个背景，将作者所接受的和初步形成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思考，用尽量简化和便于读者把握的方式表达出来，囿于作者视野和方法的局限，错误或误会在所难免，真诚欢迎就其中的问题与学界同道深入探讨。

一、跨文化传播学形成发展的时间脉络在人类文化交流的早期阶段，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过程和规律就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和关注。

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知识积累和视角出发，对这种现象进行阐释和说明。

从国际范围来看，地理大发现为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突破的契机，伴随着殖民主义基调的跨文化交流，其文化成果更多体现在东方学（Orientalism或译“东方主义”）上，即贯穿着一种早期西方殖民者对文化“他者”的认识、看待、阐释和生产的过程。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股与“东方学”力量虽不相当，但也不容忽视的东方（包括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认识、看待、阐释和生产的过程，有人将其称为“西方学”（Occidentalism或“西方主义”），虽不是很恰当，但也体现出二者的关系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而且，后者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视野的开拓，也正从自己独特的角度，不断为跨文化交流贡献新力量和智慧。

另外，相对东方学或西方学中体现的东西方互相观照视角，也出现了类似粉饰主义（Ornamentalism）的表述，作为西方人对自我的反思，也是对“东方学”和“西方学”的学术反拨，是西方人看西方自己，并不全认同东方学的逻辑和观点，它把所有对“英帝国”描述的历史进行还原，返回到当时作为英帝国根基的“大不列颠”的具体政治社会结构中去解释历史，体现出英国人自身对帝国殖民东方历史的反思3。

上述这些探索过程虽然最终没能形成关于跨文化传播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乃至学科，但却作为一个广义的思想背景奠定了文化间互相交流的思想基础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想渊源4，激励和推动着人们对跨文化传播学科规律性和未来特征的关注和思考。

“二战”以后，“文化传播”逐渐取代“文化殖民”作为思考和处置跨文化行为的视角和途径。

尤其是大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张，使得“文化通过媒介表达了什么，文化试图通过媒介表达什么”5，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文化的“跨国性”和“译转性”6特征成为理解当今跨文化交流的核心概念。

另外，大众传播媒介自身文化产业的性质也决定了跨文化交流作为经济贸易、殖民统治、政治影响力附属地位的思路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现实，尤其是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日益不得人心，深度的经济贸易往来遭遇文化瓶颈，国际政治文化从两极走向多元的背景下，文化的传播已经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问题，文化战略也上升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战略。

在这些思想和实践的推动下，有关跨文化传播相对系统观点在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形成。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55年首次将 intercultural和communication并置在一起，从人类学的实践奠定了直到现在被称为“跨文化传播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的学科基础，其《无声的语言》一书也被公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7。

到了 20世纪70年代末，“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文化学者的推动下在传播学领域得以形成。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8，从时间阶段上晚于传播学，但从思想渊源和学术渊源9上来看，则早一些。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认为，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跨文化传播学（交流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整体而言，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跨文化交流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还处于初创阶段，形成一套权威的各家认同的跨文化交流学理论，尚待时日”10。

二、学术线索作为跨文化传播学母学科的传播学，不管是理论术语、研究方法、研究指向都是舶来品。

当前，在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传播学一样，正处于一个中外学术对话性质的本土化过程中，它秉承了多学科对话气质和开放性思维，以传播学为基础，融会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认识资源，面向不同层面的跨文化问题，进行着实践问题的探索和学科学理的建树。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发端于语言学11，奠基于文化研究、人类学、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拓展和落脚于传播学12。

起势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抱负。

综合来看，人类学是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渊薮，语言学是跨文化传播的武器库，国际关系和文学、媒体是跨文化传播的战场。

总体来看，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国内的问题意识，是从理论研究的需要出发引发的问题，不同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最初产生时的起源于实践需要的问题13。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需要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其发展的历程。

首先，从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背景来看。

大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分支领域，其一，是语言学领域，一般以“跨文化交际学”作为通称；其二，是国际关系领域，一般以“跨文化交流学”为通称；其三，是传播学领域，一般称作是“跨文化传播学”(或文化与传播研究)。

其他的，比如人类学和哲学领域的研究，则一般称为“跨文化研究”，少了传播这个视角。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一般有三个，其一，是结构主义的宏观定性研究14；其二，是现象学的微观实证研究15；其三，是语境化中观视点研究16。

第三，从研究旨趣来看，也大致有三重区分。

其一，对应英译的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聚焦于文化的原型比较，进行的是比较文化传播的研究，；其二，对应英译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聚焦于不同文化原型背后的文化结构，进行的是理解、尊重由不同文化原型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所缔造的文化边界的意义基础上的文化的传播；其三，对应英译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超越民族/国家视野下的世界观，提升到天下这个视角，以贯通的手段和气势，以超越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原型和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尝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超越文化边界的融合，缔造一个不同文化大和局的文化传播哲学研究17。

第四，从研究成果来看，体现出理论建构和面向实践两种气质。

目前能够为大家共识的理论框架尚付阙如。

包括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要素，包括研究对象18、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研究旨趣等学科规范性的东西都处于多头并进，不断摸索之中。

囿于此，当下的跨文化传播的许多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各说各话，大家似乎说得都有道理，但对话却很难。

或者过于强调文化，或者过于强调哲学，或者过于强调语言，或者过于强调关系，或者过于强调传播。

理论的繁盛表面下是大家都流于草芥而难成乔木。

第五，从研究潜力来看，相对于不断繁盛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显得愈加促狭和不足。

这一方面给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刺激性动力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提出了很高和复杂的要求。

一般来说，从事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的门槛相对比较高一些，需要语言学的积累，包括由语言学背后支撑的对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的深度理解；需要文化、历史和哲学的认识；需要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的数据和献身精神；需要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知识和视野；需要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和人际传播学的基本常识和理论范式的熟悉。

等等。

这些都使得那些对跨文化传播研究仅仅停留在兴趣层面的人畏首不前，也使得那些已经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因知识储备的局限而裹足不前。

这都造成当下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整体理论成果的苍白，从而对现实的指导性更是不知何云。

三、问题与方向问题检视从研究存在的问题来看，综合对比中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异同，我们发现，首先，中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的确尚无一套公认的权威阐释体系，都处于探索之中。

当然，我们是否需要某种所谓公认的权威体系为我们提供指导，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其次，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走过了一条从本土问题意识出发的，从微观问题入手，逐渐提出中观层面的理论分支领域的分析框架，逐渐在朝向某种宏观理论阐释体系建构的路子。

这条道路比较踏实和稳健，并符合理论产生的规律。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初级阶段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①也从问题出发，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过于宏大，或者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过时的问题，或者是过于超前的问题；②也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思考的或者是将国外的理论全盘照搬，或者是将这些理论本土化，而不考虑或考虑很少的是，这些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它的适用范围，中国的语境特点，患上一种本土化压迫症的；③也作一些田野考察，但囿于理论工具的缺乏，囿于问题点的偏离，囿于意识形态惯性的自闭，所谈论的问题或者是过于琐碎，变成了人类学早期的田野考察资料，或者是过于宏大，以致于做不到一叶知秋，竟至一叶障目。

将上述的第②点再具体化，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1.引介方法上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末引进介绍到中国开始，就成了美国跨文化传播学的中国版，其中的很多理论和分析模式几乎未加批判和分析（甚至未加翻译）就作为所谓学科前沿性的东西在国内出版和传授。

忽略对理论框架体系的翻译和本土话语介绍，本身就是对话权的放弃，这基本上违背了跨文化传播本身的宗旨和精神19。

2.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