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

一

李煜(937一978)，字重光，南唐后主，在位仅十五年，史称“李后主”。

唐末纷乱，地方割据势力纷纷称帝，南方诸国并立，在江淮地区前后有吴和南唐。吴臣徐知浩废吴主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徐自称唐朝后裔，遂改李姓，建都金陵(南京)。南唐在975年被北宋灭亡，后主李煜肉袒出降，被俘至东京，封“违命侯”，过着名为王侯，实则囚徒的生活。978年的七夕，据说因后主在囚禁之所命歌妓作乐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抒亡国之痛，寄故国之思，而被宋太宗毒死，死时年仅42岁。“薄命君王”为才名，为才死。

前期贵为帝王，后期沦为阶下之囚，反差极大的生活经历，使李煜对生活的感触较之一般人更为深刻，这就使他在词创作方面眼界更大，感慨更深。加之，他在即位之前，由于生得阔额丰颊骄齿，一目重瞳子，所以在宫廷争斗中，遭到太子弘冀的猜忌。为避祸曾隐于山林，不参与政事，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研读诗词、书画音乐上。据资料记载:“后主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其所画林木飞鸟，远出常流，高出意外。”可见李后主天赋卓越。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尤丰，尤精鉴赏。”李煜凭着高度的鉴赏力，破除浮靡的词风，使词精而不浮，艳而不淫，形成一种清丽的风格，有矫枉过正之功。再者，南唐统治地区金陵、扬州是长江中下游最繁荣的都市，南唐君臣皆雅好文学，因此南唐作词之风炽烈。陈世修的《阳春集序》说:“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云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遗兴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加之政治方面的原因和大、小周后的影响(据说大周后曾得到《霓裳羽衣曲》的残谱，她用琵琶来弹，竟然补足全谱)，再加本人的秉赋使李煜的词创作在南唐词人中卓然独树一帜。

二

李煜的词早期不过是帝王奢侈淫乐生活的写照。但是和《花间集》中的词作相比，艺术却已见不凡。内容上虽然和陈后主的宫体诗《玉树后庭花》如出一辙，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异样，语言自然明快，流丽如珠;词中形象生动传神，栩栩如生;感情真率甚至有点放纵的倾向。全不似花间词浓艳香软、矫情伪饰。如《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绣床斜凭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词中那女子的娇憨情态，宛在眼前，呼之欲出。其他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等虽写艳情却自有种清丽的风格，“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亡国之后，李煜词风大变。生活的大起大落，使李煜从醉生梦死、酣歌曼舞的生活中清醒过来。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只能日日以泪洗面，并把这苦痛倾泻在词作之中。这时期他的词往往写眼前穷愁凄凉之境地，忆往昔繁荣之生活，通过今昔对比，抒发自己的家国沦亡的苦痛。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难以排解的悲愁。

细读李煜这时期的词作，可以看到，他把亡国之痛直接写在词里，且采用白描的手法，准确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悲痛心绪。这就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通过妇女形象的描绘，无

意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在词里倾泻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痛;而非男女惜别之心痛，这就使他的词较之晚唐五代其他词人之作，眼界确实更阔，不再是花前月下樽前闺房好。同时感慨也更深，不再是儿女离情别恨的缠绵伤感，而是家国沦亡世事沧桑之巨变的剧痛，脱尽了脂粉气、柔媚味，而以自然寻常之语，来营造幽美的意境，读后往往给人一种凄厉、绝望、抑郁的美感。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而摆脱了前人的窠臼，摆脱了唐五代词适合红伶歌妓演唱的柔媚香软气息，而变为家国沦亡悲痛心绪的抒发，从传统中灿然走出，开清丽自然真率之风格。真情倾注，形象表达，天真自然，使李煜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读李煜词觉得情动于衷，他把人人心中所欲言而又不能言的东西，写得那么形象化、具体化，使人心里感觉到、眼里似乎也看得到、手里似乎也触摸得到，一句话，可听可看可感可触，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受到人们的喜爱。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

词至两宋，成就辉煌，词家众多，流派纷呈，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两大派别:婉约和豪放。婉约派重视歌辞与音乐的关系，作词讲究音律美、意境美;豪放派重视恢张词体，革新词作内容。综观这两大流派的创作，婉约派主张词缘情，别是一家，作品多为伤离怀远，抒发离愁别恨，且大都讲究意境的创设，做到情致深婉，这与李煜在词中以寻常主构造优美意境、倾吐真情一致。翻开宋词，大小晏之词、秦学士之词、李清照之词，无不从中可以找到李词的影子，李清照词更类李煜。沈去矜说:“词中二李，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当行本色。”而其他婉约词人如柳永结合自身经历，扩大词的题材，和李煜多么相似，而柳词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和李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异曲同工，臻于妙境。

而豪放派恢张词体，扩大词的题材，无事无意不可入词，在词中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壮志未酬的苦闷心情，使词的题咏范围空前扩大，使词的作用和诗一样，这和李煜扩大词作题材，把词由描写转向抒情的做法相似，只是风格各异，苏辛等大家走得更远，做得更好罢了。

由上可知，李煜词对词的发展在题材上有开拓之功，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创新之绩，对后世词家创作影响颇大，在词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但前代文人对其评价有的显得过誉，如清代谭献在《词辨》中说“后主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王鹏运《半塘老人遗稿》说李词“以为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有的贬他在温韦之下，也有失公允，如陈廷焯说:“后主词思路凄婉，词场本色，但不及飞卿之厚。”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明代胡应麟的评价较为客观:“李词清丽而不浮靡，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之后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越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词的开山，在词史上有杰出成就。”诚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由于个人不平常的遭遇，时代的风气影响，及晚唐五代以来词人们在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如冯延巳)，加上李煜卓越的艺术才能，使李煜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词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就像建安诗人之于五言诗，初盛唐诗人之于七言诗，李煜为两宋词的繁荣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中国词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