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_高校_去行政化_的重要切入点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日益“行政化”的倾向正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批评，人们希望能够找到破解高校“行政化”难题的可行办法。

为此，本文将探讨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探索“教授治校”机制在高校“去行政化”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一、高校“行政化”的弊端及危害高校“行政化”可以相对区分为“国家高等教育管理的行政化”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

前者主要由政府和高校关系失当所致，表现为政府集权、把高校当行政机构对待，通过执掌经济权、考评权等手段直接控制和管理高校；后者主要由高校的行政和学术关系失当所致，表现为行政集权、以行政化的方式主导校务决策，通过执掌学术资源配置权、教师考核聘任与晋升权等手段插手学术事务，导致学术活动的行政化。

高校内部“行政化”的弊端及危害主要表现为：1.高校管理活动的“行政化”降低了校务决策的科学性高校管理活动的“行政化”，主要体现为高校的管理与决策主体过于单一，教授群体难以有效参与校务决策。

首先，“决策主体单一”常常导致校务决策由领导个人做出。

正如有学者所言：“高等学校决策与运行，往往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往往以领导职务的高低作为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民主管理在体制和机制上都没有真正实现，民主化进程表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下滑的趋势。

”[1]同时，“决策主体单一”还导致校务决策基本由行政部门做出。

在我国，一些高校的重大决策往往由校长办公会或者职能部门直接做出并予以实施。

这种决策方式的科学性令人怀疑。

因为行政力量在决策中必然会受政绩思想和行政管理思维的影响，不会特别考虑决策是否符合学术规律、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办学传统和大学精神。

其次，“缺乏教授参与”使管理决策难以代表师生利益。

比如，在征地、盖楼等非学术性事务上，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决策往往会漠视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而只考虑办学政绩。

正是因为行政力量主导着校务决策，高校建设豪华大门、奢华办公楼、宾馆大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切入点笮陈何芳摘要：高校“行政化”可以相对分解为管理活动、学术活动、组织权力和组织结构的“行政化”。

高校“行政化”，必然会降低校务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学术事务的有效开展、阻滞多元权力的参与和监督、破坏高校以“松散联合”为特征的有效运行。

要改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建立“教授治校”机制，从校级管理和院系管理两个层面“去行政化”。

这一方面需要“教授委员会参与决策”，为此要科学设计校级“教授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决策范围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基层学术组织自治”，为此要减少校级集权、消除行政干扰、加强法律和章程的保障。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陈何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97）教育发展研究2010．13-14专题·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厦等新闻才会屡屡出现，各种针对教师管理的数量考核指标、针对学生管理的行政命令等才会盛行。

另外，导致管理决策的“短视”和“短期”倾向。

“短视”是由行政领导的任期和政绩观决定的，一些领导者为了彰显政绩而急功近利，重视短期内可见的“增长”，而忽视长远的、非外显性的发展。

“短期”源于政策的频繁更改，因为很多由行政领导拍板决断的方案，由于事前没有充分调查和广泛论证，推出之后往往会引起众多质疑，或是受到各种抵制而难以实施，为此不得不修正甚至放弃，因而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高校学术活动的“行政化”妨碍了学术事务的有效开展高校学术活动的“行政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层次的行政集权过多，教师的学术自由和自治难以实现。

在我国高校，校级行政权力过大，各职能部门对于基层学术单位的办学事务介入过多，致使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教授及学术组织难以实现学术自治。

比如，高校学术资源的配置被学校行政力量所主导，即使是招生、培养等事务，行政力量也无处不在；在学科发展、教师考核、职称晋升、治理学术不端等事务中，以及高校日益突出的招生腐败、学术失范、教授和行政领导矛盾激化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学术领域遭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学术运行难以保持应有的封闭性和纯洁性。

3.高校组织权力的“行政化”阻滞了多元权力的参与和监督高校组织权力的“行政化”，主要体现为“行政权力独大”，教师权力缺乏保障。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高校组织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行政机构常常包揽学术事务，学术决策功能过于薄弱；二是学术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成员多为二级行政权力的代表，如院长、系主任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真正的学术权威太少，普通教授的发言权不够，缺少影响决策的渠道；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形成倒金字塔式权力结构，学校一级的行政集权现象较为严重；四是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虽然有法可依，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贯彻或仅仅流于形式，教代会的作用难以发挥。

[2]可见，高校真正的“实权”由行政掌控，而教师的学术权力、学生和其他职工的参与和监督权都非常薄弱。

其实，“行政权力独大”是违背高校组织特性的。

高校作为“学术组织”，应当比政府、企业、军队等非学术组织更加注重“内部专业人士”的权力，也就是教师权力。

教师权利一般包括个体权利和群体权利两部分。

前者主要是指教师的教育自由权，比如课程编制权、教科书选用权、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的选用权、教育评价权等；后者是教师群体行使的权力，主要指教师管理学校的权利，比如教授会和学术委员会等教师组织在学校中所拥有的权利，它能保障教师群体在学校管理和发展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3]教师个体的学术自由、教师团体的学术自治，都是开展学术活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如果不能保障教师权利，高校的学术发展就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撑与维系。

4.高校组织结构的“行政化”破坏了高校以“松散联合”为特征的有效运行高校组织结构的“行政化”，主要体现为高校组织过于科层化，基层学术组织缺乏自主与活力。

我国高校组织机构的设置过于强调层级管理职权的区分，往往注重管理层级间的有序性和对称性，却忽略大学组织所特有的无序性。

这种组织结构的“行政化”显然是与学术组织的特性不相适应的。

伯恩鲍姆认为，大学组织本质上是学术组织，其从事学术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自由。

学术工作的展开要求有一双“自由之手”。

在像高校这种开放的系统中，在各子系统之间和子系统内部，需要营造宽松的环境，因而，松散联合是一种适合大学的有效运行模式。

有效的管理取决于接受和理解松散联合，而不是去制约它。

[4]伯顿·克拉克也曾经指出，大学的“底层结构遵循的是学科、专门知识和专业化无序状态的逻辑”，[5]大学组织结构的松散性能有效抑制科层官僚权力的控制强度，能为学术活动提供大量的自由空间。

因此，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多为松散结合的扁平模式，且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像其他类型组织那样具有清晰责任的金字塔结构。

上述四个方面的“行政化”不是截然分开的，有重叠也有交叉。

其中，“管理活动”和“组织权力”较为接近，因为管理活动的开展是以组织权力为基础的，两者主要体现在学校层面；“学术活动”和“组织结构”较为接近，因为非个体性的学术活动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平台予以保障，两者主要体现在院系层面。

另外，四者还存在一种层次递进的关系，管理活动和学术活动往往是显性的、浅层的，而组织结构和组织权力则是隐性的、深层的，并制约着“组织活动”的开展。

这些要素交织在一起，使高校“行政化”的表现变得错综复杂，并形成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态势。

二、高校“去行政化”可以从“教授治校”切入“教授治校”也许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种可行方法。

“教授治校”制度萌芽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其后在德国大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一度为很多国家的大学所效仿，也是现今高校中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主要途径。

“教授治校”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国际经验广泛证明。

所以，我们应首先从尊重学术规律、学术组织和学术管理的特性入手，赋予教授群体参与学校管理与决策的权利，以加速高校的“去行政化”进程。

要促进高校管理活动的“去行政化”，必须在校务决策中实现“教授参与”———不仅要个体的参与，而且要以“教授委员会”的形式反映教授集体的意见和建议。

在日常生活中，“教授参与决策”经常与“决策人具有教授职称”混为一谈，似乎具有“教授”职称的“双肩挑”干部管理学校就算“教授治校”。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狡辩。

参与决策者具有教授头衔，是院系或学科负责人等，正说明这些教授是“领导兼教授”而非普通教授，他们在决策中代表的是学校利益和行政利益，而非院系基层利益和师生利益。

决策者的教授头衔并不能保证他们严格执行学术标准，以学术为导向进行决策。

所以，“教授参与决策”所强调的是教授集体的意志表达。

要促进高校学术活动的“去行政化”，必须加强院系层次的管理权限，增强教师的学术自由和自治，这样才能解决校级决策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的问题。

当前，学校在学术方面的行政管理经常出现学术资源配置不公、学术决策缺乏科学性等现象，其原因是学校层次所制订的学术管理制度通常会遭遇“统一性”和“有效性”的矛盾，实施面越广越容易产生“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高校学科林立，每一种学科专业都有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规律，学校层面的管理制度必定很难适应多种学科专业的发展实际。

这就导致学校经常用工科思维来要求理科和文科，用文科思维来领导工科，或者简单地用经济的办法和行政的办法来管理学术，等等。

所以，校级学术管理制度整体改革的“最佳”选择，便是实行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给予各学科专业的学者相对自由的环境和独立决策学术事务的权力，让“教授治校”得到组织和制度的支持。

要促进高校组织权力的“去行政化”，必须实现多元权力的参与和监督，尤其是要实现教师个体的学术自由和教师团体的学术自治。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高校应当完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教师组织，让教师在学术事务及其他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事务中拥有参与管理的权利，这样才能实现高校多元权力的参与和监督，才能促进高校组织权力的“去行政化”。

要促进高校组织结构的“去行政化”，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再造，使基层学术组织焕发活力。

与学术组织“松散联合”的组织结构特性相适应，高校组织结构的“去行政化”同样需要减少校级集权，以减少“来自上层的严密控制”。

同时，高等学校各组织层级之间应增强开放性，允许跨层次沟通与协调，为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和“教授治校”提供更多的渠道与保障。

三、校级管理“去行政化”需要“教授委员会参与决策”“教授委员会参与决策”应集中体现在校级层面。

校级是高校管理的宏观层次，承担着高校学术发展规划和学校管理规章制度制订、各学院之间和学校与外界之间的协调，以及高校重大改革与发展战略的实施等管理职责，理应吸收教授参与决策。

在我国，与“教授委员会”类似的机构有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和学院层面的“教授委员会”，但这两种机构在“教授治校”方面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因而，当务之急是建立校级“教授委员会”。